王蒙：夜之眼
当然，路灯一下子就全亮了。但陈高总感觉有两道流光从头顶抛来。街道两头，光之河没有尽头。槐树留下了简单而丰润的影子。等车的人们也在人行道上留下了自己浓浓的、淡淡的影子。
大型车和小型车。无轨电车和自行车。喇叭声、说话声、笑声。大城市的夜晚最有大城市的活力和特色。理发店门前开始出现稀疏却引人注目的霓虹灯和纷飞的花浪。有烫发和长发之分。高跟鞋和半高跟鞋、无袖套头连衣裙。花露水和奶油的味道。
城市和女人刚刚开始稍微打扮一下自己，但有些人已经坐不住了。这真有趣。陈高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来这座大城市了。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待在偏远省份的偏远小镇。那里有三分之一的路灯不亮，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的灯泡在晚上没有电源。不知道是因为忘记还是燃油不匹配。但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那里的人们普遍按照农村古老的日出而作、日出而息的制度生活。下午六点，所有办公室、工厂、商店、食堂都关门了。该去上课了。人们晚上呆在家里抱孩子，抽烟，洗衣服，说一些他们忘记的事情。
车子来了，蓝色的，车身是挂接式的，很大。售票员对着扩音器讲话。人们从车里蜂拥而出。陈高等人挤进了车里。人很多，没有座位，但是很愉快。售票员是一位面色红润、能言善道、声音洪亮的小女孩。在陈高那个偏僻的小城里，这样的女孩不被选进文工团宣布出道才怪呢。她熟练地按下开关，带盖看票的小灯亮了。撕下几张票后，嘭的一声，又灭了。许多路灯、树影、建筑物、行人经过，他们即将再次到达车站。一个清亮的声音宣布了站名，嘭的一声，引擎盖上的灯又亮了，人们又挤了又推。
两个打扮成工人的年轻人走了过来，他们兴奋地说：“……关键是民主、民主、民主……”在大城市呆了一周，陈高听到到处都在谈论民主。在大城市谈论民主就像在偏远小镇谈论羊腿一样常见。这可能是因为大城市的肉类供应比较丰富，人们不用担心羊腿。这实在是令人羡慕。陈高笑道。
但民主和羊腿并不矛盾。没有民主，羊腿就会被夺走。如果民主制度不能帮助偏远城镇的人们获得更多、更肥的羊腿，那就只是夸夸其谈。陈高来这座城市参加一个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是短篇小说和戏剧的创作。粉碎“四人帮”后，陈高连续出版了五六部小说。有人称赞他写作更加成熟、视野开阔，而更多人则表示他还没有回到20多年前的水平。过分关注羊腿的人会降低自己的新奇技能，但了解羊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收获。这次我受邀参加一个会议。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1小时12分钟，因为一名没有户口的男子拿着一条羊腿高价出售，被碾死。那人刚才想卖掉羊腿。他甚至拼命地想从停住的火车底下爬过去。结果刹车失灵，火车稍微打滑，可怜的人就完蛋了。这一直让陈高心情沉重。
就像以前在这种会议上他总是年龄最小的一样，现在在这种会议上他年纪更大了，而且看上去很土气，皮肤又黑又粗糙。比他年轻的同志们，肩膀更宽，眼睛更高更大，在发言中表达了许多新鲜、大胆、尖锐、活泼的思想。它是启发性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觉醒的、令人兴奋的。于是，文艺问题就谈不上了。虽然主持人拼命引导大家围绕中心，但谈得最多的却是“四人帮”赖以生存的土壤，关于反封建，关于民主法制，道德文化。关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聚集在公园里，在电子吉他的伴奏下跳国标舞，以及公园管理者如何千方百计打击这一祸害；从每三分钟播放一次禁止这种舞蹈的广播通知到罚款，解决方案是提前两小时打扫花园。陈高也在会上发言。与其他人相比，他的言论显得低调。他说：“我们必须从我们的脚开始，从我们自己做起。”如果这次会议的发言有一半、不、五分之一、不、十分之一能够成为现实，那就太不可思议了！这让陈高兴奋，但也很困惑。
巴士到达终点站，但车上仍然挤满了乘客。大家都很放松，没有理会售票员的叫票取票、查票。售票员的声音有些生气。和所有外人一样，陈高早早就举起了全程票，但售票员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他礼貌地将车票递给售票员，售票员甚至没有回答问题。
他拿出小“通讯录”，打开蓝灰色的塑料盖，找到地址，开始提问。他问了一个人，但有几个人给了他建议。此时他才感觉到，这座大城市的人们还保留着“礼貌”的传统。他道了谢，离开了灯火通明的公交总站，转身走进了迷宫般的新住宅区。
之所以称为迷宫，不是因为它复杂，而是因为它简单。六层住宅楼每一栋都没有什么区别。阳台上密密麻麻堆满了杂乱的东西，窗户上密密麻麻地闪烁着日光灯的绿光和普通灯泡的黄光。就连每栋楼的窗户传来的声音都相似。电视正在转播一场国际足球比赛。中国队进球。场上的观众和电视屏幕前的观众一起欢呼。人们狂热地呼喊着。掌声和欢呼声如潮水般上涨。人们熟悉古老的体育赛事转播。队员张志也在拼命地喊叫。其实这个时候的解释是多余的。此外，一些窗户还传出锤子敲门板、切菜的声音、儿童之间的噪音以及成人的威胁声。
那么多的声音、灯光和杂物堆积在那些像火柴盒一样矗立的建筑物里。陈高对这种密集的生活感到有些陌生、不习惯，甚至有些可笑。与建筑物一样高的树影，给这样的生活增添了一层薄薄的神秘感。在偏僻的小镇，晚上最常听到的就是狗叫声。他对这些狗叫声非常熟悉，在狗叫声中，他能分辨出哪只狗的声音是哪只狗的，什么皮毛、什么颜色的。谁是所有者。然后就是晚上卡车行驶的声音。卡车的灯光刺痛了人们的眼睛。一旦卡车经过，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临街的房屋随着汽车的颠簸而摇晃。
走在这座迷宫般的住宅楼里，陈高似乎有些遗憾。他实在不该离开那条明亮的街道，他实在不该离开那辆热闹欢快、挤满了人的公交车。路上大家一起前行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可现在，他却孤身一人在这里。还不如一直呆在招待所里，根本不出来。他可以和比他年轻的朋友们争论一整夜，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就如何治愈林彪和“四人帮”发表自己的看法。后遗症的处方。他们谈论贝尔格莱德、东京、香港和新加坡。饭后还可以买一盘炸虾片、一盘煮花生，点上一升啤酒，既解暑又促进交谈。但现在，他无缘无故地在车里坐了很长时间，而且还要去一个莫名其妙的地址去见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去做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其实，事情一点也不莫名其妙，很正常，也是应该做的。只是他这样做不太合适。让他去做，而不是让他在舞台上跳芭蕾，在《天鹅湖》中扮演王子。他走路的时候有点跛，不过如果不注意的话当然是看不出来的。这是《扫一扫》的一个小纪念品。
这种难受的感觉让他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离开这座大城市的情景。那也是一种脱离群体的悲伤。
因为他出版了几部当时认为太多但现在认为太不足的小说，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在95%和5%之间摇摆。这确实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据人们说，那就是对面不远的那栋大楼。正好这里正在建设中。看来这里需要安装一些管道。不，不仅仅是管道，还有砖、瓦、木、石。可能还有更多的管道。建两间平房，可以是食堂，当然也可以是公厕。总之，这是一条很宽的沟，他恐怕无法跳过。他本可以在被冲走之前跳过它，所以他必须找到一座桥和一块木板。于是，他沿着沟渠来回走着，着急了，却没有找到木板。他白白走了一条不必要的路。他应该绕过去还是跳下去？不，他还不能屈服，他后退了几步，一、二、三，不对，一条腿好像卡在了沙子里，但他已经跳了起来，不是跳到空中，而是跳到了沙子里。沟渠。幸运的是，沟底没有任何坚硬或尖锐的东西。但他花了近十分钟才从痛苦和恐惧中清醒过来。他笑了笑，拍了拍身上的泥土，一瘸一拐地爬了出来。谁知道刚爬出来，就踩进了雨坑里。说到这里，他赶紧把脚从水坑里拔出来。他的鞋子和袜子已经湿透了。他的脚感觉沙沙的，嘴巴也像吃土饭一样。他抬起头，看到大楼旁边一根弯曲的柱子上有一个孤零零的橙红色小灯泡。这个灯泡就存在在这里，就像大黑板上画的一个小问号，或者一个感叹号。
他靠近问号或者感叹号，窗外传来夹杂着口哨的欢呼声。很可能是外国队又进了一个球。他靠近了大楼的入口，仔细查看了入口处的字迹，断定这就是他要找的地方。但他又担心，站在楼门口等路人，好打听，同时又觉得不好意思。
临行前，一位他熟悉、尊敬的偏远领导同志来找他，给他一封信，让他去大城市找某连的领导。“我们是老战友”，陈高熟悉的当地领导同志说。“我信里已经写了，我们机构唯一一辆上海牌小卧铺车坏了，管理人员和司机都出差好几次了，这个省好像修不了，缺几个关键部件。”老同志是负责汽车维修行业的，他早就给我保证了，说修车的事由我来负责。’你去找他，联系他，给他发个电报。……”
这是多么平常的一件事啊。找一个私人，一个老朋友，一个有权威的领导，给另一个领导的单位修理一辆国有汽车，这个领导有权威，有权威，在当地可以算是德高望重的领导。
没有理由拒绝老同志的委托，明白羊腿重要性的陈高也毫不怀疑带着信找人的必要性。为当地做点事当然是他的职责，但接受这个任务后，他总感觉自己好像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或者穿上了一条裤子却发现，两条裤腿的颜色不同。
偏远小镇的同志似乎“洞察”了他的心理，所以他刚到大城市不久，就收到了小镇发来的一系列电报，催促他抓紧时间寻求结果。无论如何，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自己。反正我没坐过那辆上海牌车，以后也不会骑了。他给自己鼓劲，穿过有路灯的路，离开了明亮如舞台的航站楼和热情的乘客，绕了一圈又一圈，掉进沟里又爬出来，浑身都是泥土，脚上都是泥，到达了。
最后，两个孩子证明了楼号和门号是正确的。然后他快步走到四楼，找到了合适的门，平静了片刻，呼吸均匀，然后尽可能温和、文明地说话。声音大得足以敲门。
没有任何动静，但门内似乎传来了一些声音。他把耳朵贴在门板上，似乎有音乐响起。于是他放弃了刚才的挫败感和幸福感，“哎，我不在家。”敲过一次门。
敲了三声门后，传来脚步声，吱吱作响，转动暗锁，突然，门开了。那是一个头发蓬乱的年轻人。他上半身光着，大腿也光着，只有一条白布裤。还有一双海绵拖鞋，他的肌肉和皮肤闪闪发光。“你在找谁？”他问道，语气中有些不耐烦。
“我找同志。”陈高根据信封上的名字说道。“他不在这儿。”青年转身就要关门。陈高上前一步，用这个大城市最标准的口语发音和最客气的用词介绍了自己，然后问道：“你是同志的家人吗，（可能是的儿子，但实际上这样的后辈就不用用‘你’了），能不能请你听听我的事情，转达给同志？”
黑暗中你看不到年轻人的表情，但你可以直观地感觉到，他皱着眉头，犹豫了一下，“走吧。”他没有跟客人打招呼，就转身离开了，仿佛在通知病人去医院。牙科医院拔牙。护士。
陈高跟在他身后。年轻人的脚步声响起了——扑通、扑通、扑通。陈高的脚步声是——，点击，点击，点击。黑暗的通道。左边一扇门，右边一扇门，还有好几扇门。原来一扇门里有这么多门。一扇门被打开，柔和的灯光，柔和的歌声，还有淡淡的酒香传了出来。
铁丝床和杏黄色的丝被不是折叠起来的，而是堆在那里，就像一个倒扣的大烧卖。落地台灯，金属柱子发出千里之外也看不到的光芒。床头柜的门半开着，露出门边的大理石。许多偏远城镇的朋友委托陈高为他们购买弹珠，但他们并没有购买。在那里，制作大型立柜的高潮才刚刚开始。再移开视线，藤椅、躺椅、圆桌、桌布就是第四场鸠山客厅里使用的模型秀《红灯记》。四扬声器袖珍录音机，进口。香港歌手的歌声软，发音硬，舌头大，喉咙细。它总是让人发笑。如果把这盘磁带带到一个偏僻的小镇去播放，可能比入侵一个骑兵团还要可怕。床头柜上仅有的一杯半水，让陈高有一种熟悉又亲切的感觉。看到这块玻璃，就像在异国他乡的陌生人中发现了一位老熟人。即使不是很亲密的朋友或者曾经有过恩怨的人，在这种场合也会成为好朋友。
陈高发现门前有一张破方凳，便搬了过去，坐到了上面。他很脏。他开始描述自己的目的，说了几句话，然后等待，希望年轻人把录音机的音量调小。等了几次，他发现录音机并没有关掉的意思，于是他继续说下去。奇怪的是，一向善于言谈的陈高，嘴似乎被偷了。他结结巴巴，言语与言语不符。比如，他本来想说“我想邀请同志，请联系我帮忙。”他居然说“请多多关照”，仿佛他是来给这个年轻人申请补贴的。他本来想说的是：“我先联系你”，我却说“我先联系你”，而且连他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切割榆木的钝锯。
说完，他将信函取出。年轻人靠在躺椅上，一动不动。年龄大约是年轻人两倍的陈高无奈走过去，将偏远地区领导同志的亲笔信转交给了他。顺便说一句，他看清了年轻人满脸的厌烦和愚蠢的骄傲。脸上布满粉刺和粉刺。
年轻人打开信，看了一眼，不屑地笑了笑，同时左脚敲打着“软硬软硬”这首歌的节奏。录音机、香港“歌星”的歌声对陈高来说还是新鲜事。他并不讨厌或反对这种唱法，但他并不认为这种唱法很有趣。他的脸上浮现出轻蔑的神色。微笑，不自觉地。
“这个（指偏远地区的领导）是我父亲的战友吗（顺便说一句，他至今都没有自我介绍，所以理论上无法证明他的父亲是谁）？如何难道你没听到我父亲这么说吗？”
这句话让陈高有一种屈辱的感觉。“你还小，你父亲可能没有告诉过你……”陈高不再客气，回应道。“我爸居然说，你让他修车，你们就成了他的战友了！”
陈高脸色发烧，心脏跳动得很快，额头上都冒出了汗珠。“你不知道你父亲认识（偏远地区负责人）吗？他1936年去了延安，去年去了：010。”-上还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哥哥是XX军区司令员！”
陈高连忙说起这样的事情，尤其是提到那位家喻户晓的大人物，XX军区司令员时，他的眼睛发晕，满头大汗。
青年的反应是比之前还要轻蔑二十倍的笑容，哈哈大笑起来。
陈高羞愧地低下了头。
“我告诉你吧，”年轻人站了起来，似乎在做总结，“你现在要做的事情主要取决于两件事，其中一件你必须得有，你能带什么？”
“我们，我们有什么？”陈高自问：“我们有……羊腿……”他自言自语道。
“你做不了羊腿。”年轻人又笑了，轻蔑变成了怜悯，“再说了，说真话，靠假装……何苦去找我爸爸？如果你有有些事情，你会知道怎么做的。只要以你想在一起的人的名义使用它就可以了。”然后他补充道，“我父亲去北戴河出差了……”他没有说“休养”。
陈高一愣。快到门口的时候，他突然停了下来，忍不住侧耳倾听。录音机里播放的是真实的音乐，匈牙利作曲家维哈尔的《红旗》。一片叶子在旋转，飞舞在三面雪山环抱的山湖碧水之上。他们的偏远小镇就在山湖那边。湖面上栖息着一只野天鹅。
黑暗的走廊。陈高就像喝醉了一样，又跑又跳地冲了下来。咚咚咚咚，不知道是他的脚步声还是他的心声，更像是鼓声；一走出大楼，我一抬头，天啊，那个像问号或感叹号一样的昏暗灯泡突然变成了红色，仿佛是魔鬼的眼睛。
多么可怕的眼睛啊，能把()鸟变成老鼠，把马变成昆虫。陈高跑来跑去，毫不费力地跨过沟渠。比赛结束了，电视播音员用温柔友善的声音预报了第二天的天气。很快，他就到达了出发点——路公交车总站。还有很多人在等公交车。有一群年轻的女工去工厂上夜班。他们在研讨会上谈论着奖项。一对年轻男女手挽手、搂着腰等车。今天的司明老师看着准宝，又要震惊了。陈高上了车，站在门口。这位指挥已经不年轻了。她的身体很瘦，透过衬衫可以看到突出而坚硬的肩胛骨。20年的坎坷，20年的蜕变，陈高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也失去了一些不该失去的东西。然而，他依然热爱灯光、夜班工人、民主、奖项、羊腿……下课铃响了，“嘶”
一声巨响，三扇门分别关闭，树影和灯影开始退去。“你有票吗？”售票员问道，陈高还没掏出零钱，就“砰”的一声关掉了检票灯。离开。她以为车上的人都是拿着月票的夜班工人。
1979年
王蒙作品_王蒙散文集王蒙经典语录王蒙：避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