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草炉蛋糕

两年前，我看过一本大陆小说《八千岁》，里面讲的是一个节俭的富翁，总是吃一种叫草炉煎饼的无油芝麻煎饼。我恍然大悟，四十、五十年前的那个无聊的葫芦终于被打破了。

二战上海沦陷后，每天都有小贩叫卖：‘马……草炉饼！吴语中的“买”“卖”与“马”同音，“炒”字又像“草”，所以一开始以为是“炒灶饼”，没想到是有一个专门用来烧茅草的炉子。卖饼的歌声嘹亮，“马”字拖得极长，下一个字又扬起，最后“炉饼”二字清脆地跳了起来，然后突然哽咽了。这是一个年轻而有力的声音，远离臭豆腐贩子苍老而沙哑的喉咙。他们俩都有好声音。卖馄饨的人沉默不语，只敲了敲板子。馄饨只当夜宵，臭豆腐干只在黄昏时出现。白天，他有自己的世界。也许是因为他的顾客不是沿街居住的居民，而是路过的人力车、三轮车夫、拉自行车的人、骑自行车送货的人和各种小贩，大部分是白天。可以拿在手上，边走边吃。——是最方便的饭盒。

战争期间，汽车很少，交通声也比较安静。听到高楼里传来这声长长的叫声，我和姑姑都不止一次地说：‘我不知道这烤饼长什么样子。“现在很多人都吃它。”姨妈曾经若有所思地轻声说道。

我只是说‘哦’。在我的印象中，煎饼、油条似乎不是大众食品，而是平民食品。姨妈大概也是这么想的。

有一天，我们房客的女仆买了一个，把它像蛋糕一样放在厨房桌子上的彩绘桌布上。它是从大约一英尺宽的大圆形煎饼上切下来的，但它不是薄煎饼。它大约一英寸高，上面可能撒了一点芝麻。显然它不是像炒年糕一样在锅里炸的，它不是‘炸炉糕’。我已经想不出一个词来形容它了，除非是‘造’？事实上，“烘干炉”根本不起作用。有没有不烘干的炉子？《八千岁》中的草饼是在炉子上烘烤的。这么厚的大饼上‘贴芝麻饼’是绝对不可能的。《八千岁》的背景似乎是共产党到来之前的苏北地区。那里的草炉饼大概还是原来的样子，更小更薄。江南草露饼被怀疑是近代的新发展，因为它看起来太像中国不存在的大饼了。

战后就消失了。战争的艰苦岁月一结束，似乎就没有人吃它们了。

有一次我在街上遇见他，然后就从他身边经过。摊贩手臂上提着的篮子上盖着布，打开一角，露出了一块大煎饼，上面有斑点的烙印。煎饼表面微黄，大概有两三个叠起来。白布被洗成了统一的深灰色，看上去有些恶心。匆匆一瞥，我忙着看久闻已久的食物，没有留意提着篮子的人。他看起来是一个黝黑、瘦弱的中年男子。也没想到和年轻的歌声不相符，或者说看起来太瘦了，显得老了。

上海如此多元化，本土的上海人很少见。卖食物的都是纯正的地方口音。令人惊讶的是，一些土著人的肤色是该国最深的，至少在汉族人中是这样。而且它是黑色中夹杂着灰色，与一般的紫色不同。更像是南太平洋关岛、澳大利亚原住民等小岛的炭灰色肤色。我在清津中学上学。宿舍的主人是青浦人。青浦的名字与黄浦相对。我认为她出生在黄浦江畔。她皮肤黝黑，很漂亮。女孩们在背后给她起的外号叫阿辉。她这个老乡，大概长年在户外工作，晒得更黑了。

沿街都是半旧的水泥巷房子的背影。窗户位置很高，以防盗贼，窗户上装有突出的细黑铁格栅。街边的梧桐树，笔直的白色圆柱形树身带着浅棕色的伤痕，倒映在人行道上细麻坑的水泥方砖上，在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如今，白纸上突然出现了到处被阳光浸透的白色，就像这个半墨半黑的鬼影。身材略显驼背，瘦削，看上去有一张圆圆的脸。天太黑了，看不清脸。第一眼看上去很吓人。

就这么一篮子，怎么能卖得够整天卖呢？难道只是做一篮子蛋糕吗？这么小的企业，实在是一个腰包。还是他太瘦了，只能拎着一个篮子，等卖完了再回去拿？那总是住得很近。这里全是住宅区，紧邻主干道，没有棚屋。其实位置好，全是他自己拥有的话，肯定有一些关系，给警察一些钱。一个乡下人来到城市，并不是因为他无法在乡下与日本兵和和平队一起生存。一天卖一篮子糕点，总比白手起家强。

我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才想起这一切，当时只是感到有些震惊。只是一瞬间，之后，听到“马……草糕”的叫声，还是甜甜的，完全忘记了那个黑瘦奇特的男人。至少在我看来，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上海之声”。周旋和姚莉的流行歌曲只是隔壁收音机里的噪音，是背景音乐，不是主题曲。有一天，阿姨终于买了一个。下班回来，她把它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半恼半笑地不耐烦地哼了一声：“哎，炒烤箱饼。”'

报纸夹着馅饼的一角，我微笑着撕下一小块吃了起来。我把它干了然后吃了但是什么也没发生。不知道是姨妈吃了还是给了房客的女佣。

张爱玲作品_张爱玲散文集张爱玲：打人张爱玲：谈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