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开创了清王朝的盛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都蓬勃发展，达到了我国封建时期的最高峰。当然，历史既有光荣、先进的一面，也有黑暗、落后的一面。正是在乾隆时期，清朝由盛转衰，走下坡路。

乾隆朝人口的增长大大超过了耕地面积的增长。人均耕地数量迅速减少。加之严重的土地兼并，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贵族、官僚、地主手中。又连年干旱，饥荒频发，官场腐败。阶级矛盾逐渐激化，广大贫困群众生活困难，不得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措施。

基层反抗斗争逐渐从零星的抗租、抗粮，发展到大规模、有组织的打旗子、帐子的武装斗争。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爆发王伦起义。沿运河、南北交通大动脉发动起义，打破了中原近百年没有战争的和平局面。

乾隆四十六、四十八年，甘肃发生苏十三、田武等回民起义；乾隆五十二年，台湾发生林爽文起义；乾隆六十六年，湖南、贵州发生苗族起义；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义爆发，声势浩大，斗争旷日持久，对清朝形成强大冲击波。

乾隆即位那天，星星之火如燎原之火。从此，国家进入了战乱频繁、战乱频仍的时代。经过嘉庆、道光两朝五十多年，清政府已疲惫不堪。这场社会大动乱一直持续到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

乾隆在位期间，不仅开创了清朝的盛世，晚年也遭遇了冲突。那么他在哪些方面犯了错误呢？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点满族、压制汉族

清朝政权实质上是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占人口极少数的满族，为了维持稳定的统治，必须与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乾隆皇帝基本沿袭了这一传统政策。他本人虽然沉浸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但他对汉人的警惕和防范几乎比清朝其他皇帝还要多。他对汉族大臣和绿营士兵非常不信任。

乾隆初期，杭世钧批评全国总督都是满汉人，而没有一个总督是汉人。到了乾隆末年，情况大致如此，汉人担任都督的人很少。乾隆时期，掌权的文武大臣有过去的尔泰、讷亲、傅恒、张光嗣、舒和德、昭惠，以及晚年的阿桂、和珅、福康安，他们都是旗人。只有张廷玉、于敏等少数汉族官员担任要职，而且只供职于内廷，述说法令，撰写诏书。他们相当于皇帝的秘书，而不是实际的决策者。

当时，满汉矛盾虽然不是社会主要矛盾，但始终是影响政治的重要因素。乾隆皇帝致力于维护满族的文化习俗和尚武精神。他认为这是清朝长治久安的保证。他说：“马射箭是满洲的老产业，以此为第一要务的人应该注意学习。如今国家太平已久，很多人都在寻求和平。”重要的技能都被放弃了，因为他们的懦弱，他们与汉人没有什么不同，我讨厌他们。”

尽管乾隆帝屡次警告，多措并举，但事情却适得其反，八旗贵族奢靡之风、沉浸汉俗、放弃武术之势愈演愈烈。普通旗人虽然有俸禄，但清政府禁止他们从事生产经营。结果，日益繁衍的满族人衣食无着，民生问题严重。可以说，是爱才会被伤害。

二、文化禁锢

乾隆朝文化繁荣。不幸的是，这种繁荣并没有带来思想本质和内容的飞跃。反而经常被风霜剑毁灭。乾隆朝对于书写刑罚十分严格，禁止毁坏书籍。有人估计，乾隆朝有文字狱130余处，远高于康熙、雍朝。其中大多数都是基于不实指控和毫无根据的指控。

文人吟诗作文时，措辞不慎，就会招致祸患。被乾隆朝的话得罪的人，大多是下层知识分子。大多数指控都是影射、嘲笑、违反神圣禁忌和不当措辞。事实上，并没有明显的反清精神。想法。

鲁迅老师对乾隆王朝的文学监狱有一句话：“有的鲁莽，有的疯狂，有的迂腐，有的不知忌讳，有的才是真正关心皇室的草原无知之人。” ”由于乾隆皇帝用言辞控罪，百姓常常相互指责罪孽，往往酿成死罪。官员们害怕因疏忽而受到惩罚，所以故意捏造指控、夸大其词。

为何乾隆时期的文学网络如此严密，监狱为何如此之多？这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对下层阶级反抗的预防性反应。当时，大规模武装斗争尚未开始，零星抵抗却日益频繁。乾隆皇帝日益感受到来自下层阶级反抗的威胁，试图加强思想统治，采取镇压手段，以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起到警示作用。

这种预防性反应源于统治者对安全的渴望。犯罪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严厉的惩罚来震慑社会，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可能造反的头上。

文字狱的不良影响，让知识分子不敢讨论现实，甚至历史，变得沉默如蝉。龚自珍说：“我避席而畏文牢，为米而着书。”这是乾隆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心态的写照。

三、隐居

乾隆王朝犯下的另一个政策错误就是加紧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他虽然没有拒绝对外贸易，但规定只对广州开放一个口岸，制定了限制中外交往和贸易的细则，并强化了贸易中介制度，形成了严格的闭关锁国制度。外面的世界。

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在热河会见皇帝，提出扩大贸易的建议。但因采访礼仪发生严重争议，英国代表团被拒绝。毫无疑问，马戛尔尼使团代表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提出的要求含有侵略性条款，这将对中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当时英国还无法对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只能通过和平谈判寻求进入中国。中国也迫切需要畅通外交渠道，开展经济文化交流，拓展视野，了解世界动态，改变中国与世界的孤立状态。

然而，乾隆皇帝并没有感受到加强与外界联系和交流的紧迫性。他自视为主权国家，鄙视、蔑视外国，又因使节礼仪不善而感到不满，于是关上了谈判之门。

傲慢和无知蒙蔽了乾隆的眼睛，他错过了一次了解外界世界的机会。中英两国就像两艘巨轮正在逐渐靠拢。中国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希望与外界保持安静、孤立的局面，并努力获得外国的表面投降，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然而，正处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却在世界各地寻找殖民地，开拓商品市场。两国的制度、传统、追求的目标完全不同，大规模冲突在所难免。

作为18世纪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不仅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他的政策堵塞了他的臣民和子孙了解和探索外部世界的渠道。这反映了乾隆皇帝思想保守落后的一面，其影响是深远的，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应该对历史承担沉重的责任。

除了以上几点之外，在评论乾隆皇帝是非时，巡检和土木工程这两件事也是讨论的热点话题。这里也有必要简单讨论一下。乾隆皇帝一生游历各地，六次南巡，八次山东，四次盛京，五次西巡，一次河南。至于热河避暑，木兰秋仪还有更多的办法。有人估计，他一生巡逻的次数多达150次。

乾隆王朝国力强大，财政充沛，因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工程。六十年间，康熙修建的圆明园、清漪园、静宜园、景明园、长春园等都得到扩建和修建，形成了“三山五园”的园林格局。他还大规模修缮和扩建了皇宫、中南海、北海、寺庙、房屋、路桥、城墙、军营、衙署等。其规模宏大、工艺精湛、耗资之大、艺术水平之高，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

巡逻和建设工程耗费大量资金，历代都被视为浪费人力、财力的糟糕政策。就连乾隆自己也说：“我的工作太多了，巡视的时候还有两件事要做，我向内反省，总是担心不已。”但无论别人怎么想，也不管乾隆自己怎么想，平心而论，巡视和土木工程都应该一分为二来分析。当然，这也有浪费人力和金钱的一面，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大国的君主，他端坐，住在宫殿里。虽然省了钱、省了力气，但他没有接触社会，不了解情况。用人来执政是不利的。

历史上有很多皇帝从来没有出巡过，而且很多都是平庸之人。然而，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元世祖、明成祖、清康熙等才华横溢、富有战略眼光的君主，却游历各地。巡视是封建君主与社会保持联系的渠道。虽然是狭隘和间接的，但对于一个在与世隔绝的皇宫里长大的皇帝来说，保持这种联系还是非常重要的。乾隆的出游固然有观光的动机，但也有政治和经济的目的。如考察黄河、运河、浙江海堤，练武、训练士兵，考察官员政绩、农业收成、风土人情等。

至于大规模的建设工程，虽然是乾隆自娱自乐的浪费行为，但客观上也是城市建设和美化自然环境的行为。当时国家财力充足。除了在养兵俸禄、征战、减免赋税、赈济饥荒、修建水利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外，国库每年还有两倍以上的财政收入。

乾隆时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建设，不可能投资工厂、铁路、科学事业。剩余资金可能流向的是书籍编纂的文化项目，以及修建园林和宫殿的环境建设。在各项工程的建设中，老百姓也得到了实惠。清政府用的是劳力和物资，而不是劳力和征用。 ”。

或许连乾隆自己都没有想到，在他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工程时，这些建筑如今竟然成为了文物和旅游资源。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乾隆，北京将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作为后人，我们评价古人不应该太严厉。乾隆皇帝开创了盛世，这是值得肯定的。毕竟，并不是每个皇帝都有这个能力。同时，他也对盛世时期爆发的各种冲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俗话说，没有对错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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