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人生論要旨，備見於論語所講之「仁」與「知」。孔子的形上學，則備見於論語所講之「道」與「命」。

道，亦稱為天道。命，亦稱為天命。所以必稱為「天道」與「天命」者，正見其已深入於一種形上的境界。

道本指道路言，故莊子曰：「道行之而成。」韓昌黎亦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但孔子所指之道，既不限於某一時，亦不限於某一人或某一羣人。孔子所意想中之道，乃一種超越於時代與人羣，普泛於時時與世世。換言之，孔子所意想中之道，乃包舉古往今來全人類歷史長程所當通行之大道。既是包舉全人類，亦即是一大自然。故此所謂道，雖曰「人道」，同時亦即是大自然之道，因此亦可謂之為「天道」。

然此道，既超越於時時與人人，既包舉了古往今來各時代之全人羣，則試問此道，何以能入於某一時代某一人之心中，而獨為所發現？此在西方哲學家，亦僅自稱為愛智者，彼輩亦僅求如何獲得此發現，而未嘗眞信彼輩自己之確已獲得此發現，眞信彼輩自己之確已具知了此道。具此眞信者，則惟人類中之大教主，故釋迦宣揚此道，自稱上天下地，惟我獨尊。耶穌宣揚此道，則認為彼乃上帝之獨生子。孔子雖不自居為一大教主，然亦深信其自己之明具了此道。故其宣揚此道，雖不同於釋迦與耶穌，然孔子亦必曰：「天生德於予。」於是遂由道而牽連及於「命」。因孔子亦深信其所悟之道之大，則決非可以出於其本身之力而獲有此悟。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斯文猶言斯道。朱子注：「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朱子此注，似微有所未盡。何者？禮樂制度布於世，乃為道。若禮樂制度未布於世，即不成為禮樂制度。固不能謂禮樂制度而具備於某一人之身。然則所謂「文」者，當是所以行道之節次步驟，規模門類。自歷史言，文者，乃道之既存已顯之迹。自當前言，文者，乃道之推行措施之序。孔子身與斯文，若其得世而行道，乃始有禮樂制度可言。今孔子既未能得世行道，道具於身，未布於世，故僅曰文，不曰道，此非謙辭，乃實辭也。

何以此超越於時時與人人之道，而獨明於某一時某一人之心？在孔子言之，此乃天意之未欲喪斯文。此即是天命也。故子貢稱孔子，亦曰「乃天命之將聖」，「將聖」即大聖。大聖亦何以異於人，而何以獨明具此大道？於是則推說之，曰：「此天命也。」然天命既使此大道明備於聖人之身，又何以不使此大道遂明備於聖人之世？豈遂有或人者出力以沮遏之，以使其不行乎？若使於某一時，有某一人者，能出力以沮遏此大道之行，則豈非此一人之力，遂更勝於聖人之道乎？然聖人之明備此道，則出於天命，則豈此一人之力，遂更勝於天乎？若果此一人之力可以勝天意，違天命，沮遏天道於不行，則所謂天，所謂道者，豈不將轉屈於此一人之力之下，又何以成其為天與道？故知若果是大道，可以行之世世與人人，則必無人者可以沮遏之，既曰無人可以沮遏之，故曰：「匡人其如予何」也。

然既無人可以沮遏此大道，而大道何以仍終於不行？在釋迦，則說之曰：「此由眾生無始之積業」。在耶穌，則說之曰：「此由人類原始之罪惡」。而孔子，又不然。孔子不歸咎之於人，則說之為此仍是「天命」。

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惟天意不欲此道之行，則雖聖人亦無如何。故非天意，則聖人不得明此道；非天意，亦無人可以使此道不行於天下。

故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公伯寮何人，乃能沮遏天命於不行？公伯寮既不能沮遏天命於不行，又何以能沮遏大道於不行。大道即本於天命，不僅公伯寮一人之力，不能沮遏此大道與天命，即積一世人之力，亦無法沮遏此大道與天命。夫大道固將推行於世世人人而無阻，而豈一世之人之力所得而阻之。且若此一世之人，將合力以阻此大道之行，即此道者，固得謂之大道否，亦誠可得而懷疑矣。孔子固謂「道不遠人」，若道而遠人，則不得謂之道。夫既道不遠人，則人心必不欲違道。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惟其道不遠人，故人心必不欲違夫道。換言之，固無一世之人，皆欲違此道，而此猶得謂之為道者。既謂之道，必將有當於人心，故決無有人人出力以違道之事。人人既無意於違此道，而任何一人或數人之力又不足以沮遏此道，而此道終於不得行於世，則非謂之天命而莫屬矣。

釋迦推原此道之不行由於眾生無始之積業，耶穌溯述此道之不行由於人類原始之罪惡，而孔子獨信此道之不行，不屬於人事，亦出於天意。此乃孔子之至仁，亦即孔子之大智。然天意何以不欲此道之竟獲大行於此世，天之用意又何在？此則最為難知者。而聖人之知則必以知此為終極。故曰：「吾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孔子既以行道於天下為己任，故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又曰：「我何以異於人。」孔子不欲異於人，故所以負有此任者，亦歸之於天命，故曰：「天之降大任於是人。」而此道又終於不獲行，亦仍歸之天命。故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何以不尤人？因孔子深知無人可以沮遏此道之遂行，亦無人願意沮遏此道之遂行者。則於人乎何尤？此道之不行，既非出於人心與人力，則必出之於天意。天意既沮遏此道，又何以不當怨？因道既本於天，而此道之所以獲明於斯世與斯人者，亦出於天意，則天意終無可怨也。若怨天，斯無異於怨道。若尤人，亦無異於尤道。今既將以行道為己任，故不怨天，不尤人。而道則終於不獲行，則必求其所以不獲行之故，又必求其所以終獲行之方，於是使聖人遂愈益明夫天，愈益明夫人。換言之，則愈益明乎命，愈益明乎道。故曰「下學而上達」。

然此種眞理，則終難驟得世人之共信與共明，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然其知一也。孔子既不欲自異於人人，自居於生知，則必為學而知之者。學必遇有困，道之不行，吾知之矣，此為孔子所遇之困之最大者。困而不廢於學，不怨天，不尤人，於是由下學而上達。所達愈高，所知愈深，而知之者愈無人。故曰「知我者其天乎」。

然則惟孔子知天，世人因不知天，遂亦無從知孔子。

道與命之合一，即天與人之合一也，亦即聖人「知命」「行道」「天人合一」之學之最高之所詣。故孔子雖不自居為教主，而實獨得世界人類宗教信仰中之最深的領悟，宜其世不知、道不行、而不怨不尤矣。

（一九五四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