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在大连休息的时期，大概就是他整理《徐霞客游记》，完成“徐霞客年谱”，并制成“游记地图”的时期。这部最新的《徐霞客游记》，附年谱，附地图，是民国十七年（1928）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前一年已由陶湘先生印行了。

《徐霞客游记》出版的时候，在君本人又在西南作矿产地质的调查了。翁咏霓、黄汲清两先生都曾略记在君广西之行，汲清记的稍详细，他说：

在君先生于民国十七年赴广西考查，所到各处均曾作地质研究。而于广西中部及北部，如南丹、河池、马平、迁江诸县，调查尤为详细。利用军用地形图，填绘地质，同时采集标本化石甚多。其工作性质，除查考南丹、河池锡矿及迁江一带煤田外，特注重地层系统及地质构造。而于马平石灰岩研究尤详。马平石灰岩之驰名，全赖先生之力。（《独立》第一八八期）

五年之后，在君和葛利普先生在第十六届国际地质学会提出论文，题为“中国之二叠纪及其在二叠纪地层分类上的意义”（ThePermianofChinaanditsBearingonPermianClassification）。在君在此文中“讨论中国各部二叠纪地层之彼此关系，及其分类。结论谓中国南部二叠纪可分三系：下部二叠纪为马平系，中部为阳新系及乐平系，上部为夜郎系。”（此是用黄汲清先生的提要。）汲清所谓“马平石灰岩之驰名”即是指这种论文。

十七年十月五日，在君从广西写长信给我，信中有一段说：

广西的情形，一言难尽。……他们第一有建设的决心和诚意，第二有建设的能力。所可惜的缺乏真正技术人才给他们帮忙。我到南宁的时候，本无意工作。因为他们的诚意所感动，才“再为冯妇”。现在我仍旧敬信他们，但是广西天产太不丰富了，大发展至难。这不是广西政府的过失。

又有一段说：

……我九月以来，又做了很多的工作，东到富川、贺县，西北到贵州边界的南丹。本来我还想勾留几时，解决一个煤矿的价值。因为两个月前被广西建设厅的一位职员骑的马踢伤左腿，到了桂林似乎完全好了，而近来跑路太多，忽然又肿了起来，行动不方便，故决意不日东归。大约我三四日后由柳州动身，〔十月〕十一二可到梧州——坐民船沿途稍可研究——十五、十六可到香港。再去广州三两天，就预备回到上海。

这信说的很明白，他到广西，本没有做地质调查工作的计划，只因为被广西的几个领袖的诚意感动，才决定旅行全省，做矿产地质的调查工作。他后来因为左腿受伤，行动不方便，才决定回来。他临行时，采集的标本化石几十箱，到梧州上汽船时，梧州的关吏不肯放行。幸亏凌鸿勋先生那时在梧州，正赶到船上送他行，那时离开船只有半小时了，凌先生“为驰赴梧关解释放行。嗣与先生晤及，辄道其当日遑遽之情状！”（《独立》一八八号，页三八）

凌先生又说：

在君先生之赴西南也，铁道部曾托以踏勘川黔出海之路。先生主张由重庆经黔桂以出广州湾，曾著有《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地质专报》乙种第四号），言其山川里程与国防经济之旨甚详。自后余远处关中，从事于陇海铁路之西展，偶与先生晤及，辄纵谈铁路建设之事，以筑路成本甚重，而国家经济枯竭，必须以最小之资本，先筑经济能力最大之路。先生固地质专家，而因足迹所经，于山川形势，民生情状，了如指掌，自无怪其于铁路经营深感兴趣也。（同上）

在君给我的信里，还谈起他北归后的工作问题，他说：

我这个人完全是一个impulsive的人。兴致勃起则可以一切不顾。兴致过去，又觉得索然无味。学问事业都不容易大有成就，皆是这个原故。所以我的前途，我现在也说不定，且看北归以后兴致何在。如可以安安稳稳住在北京，而且地质调查所这个机关依然存在，可以利用，我或者可以专心研究几年。否则没有法子的了。你要知道，我的研究，非有相当的设备，和相当的技术人员帮忙，是不能做的。要是离开了图书馆和试验室，再没有葛利普同他的学生来帮我鉴定化石，绘图员给我绘图，我绝对无法子可以着手。上海的地质研究所，同两广地质调查所都太幼稚，没法子可以利用的。

十一月初，他果然回到了上海，不久他回到北平去，继续他的地质学研究工作。他这个时期很注意中国的“造山运动”的问题。中国地质学会举他做会长，他的“会长论文”就是《中国造山运动》（英文原题是OrogenicMovementsinChina，载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第八卷）。黄汲清先生说：“此文搜集中国各地所得有关造山运动之事实，而作不偏之讨论。”

民国十八年（1929）一月十九日，我回到北平——这是我民国十五年出国远游以后第一次回到北平。我在任叔永家住了三星期，在在君家住了两星期。我那时在上海住家，这一次北去是因为北平协和医学校改组董事会，举了我做董事，我是赴会去的。最主要的一个私人动机，当然是想看看许多位多年没看见的老朋友。当时我听说梁任公先生病重，我很想能见他一面。不料我一月十九夜九点多钟到北平，任公先生已死了八个钟头了！

一月二十日，任公的遗体在广慧寺大殓。在君、叔永、陈寅恪先生、周诒春先生和我都去送他入殓。看见许多任公先生的老友，如蹇季常先生等，都是两眼噙着眼泪，我也忍不住堕泪了。

二月初，任公的追悼会上，有在君的挽联：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

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

这几句最可以写出在君对于任公先生的崇敬和友谊。他和任公从没有政治的关系，完全是友谊的关系。民国八年，任公到欧洲去考察战后情形和巴黎和会情形，在君也在同行的专家顾问团之内。任公很敬重在君，故在君有“知我者鲍子”的话。在君对朋友最热心，任公先生也是他看作应该特别操心照管的一位忘年老朋友。任公病中，他特别调护。世界最新最完备的一个医院竟无法延长这一位平日体格很强，生龙活虎一般的大人物的寿命——中间还引起了医生错误诊断和错误治疗的各种传说——这是在君很伤心的事。任公先生自己始终信任协和医院，始终没有一句埋怨医生或医院的话，这也是在君很佩服他的一点。

在君在北平不久，又得放下他的研究工作，又得往西南作大规模的地质调查了。民国十八年，地质调查所发起作一个调查西南全部地质的大计划，分作几段进行。由在君做总指挥。翁咏霓曾叙述这个西南全部地质调查的大略如下：

起身最早的是赵亚曾、黄汲清二君，越秦岭，经四川西部，又分为二组：赵君由叙州南行入滇，行至云南昭通县，被土匪打死了。黄君由叙永入黔，担任贵州中部及西部的工作。

在君先生偕同曾世英、王曰伦二君由重庆入黔，所经之地，北起桐梓，西抵毕节，东包都匀，南尽桂边。虽有许多牲口驼运行李，但调查人员长途步行，看石绘图，手足并用，一路都用极严格的科学方法，努力工作。

差不多同时起程的，又有谭锡畴、李春昱二君，特别注重川边及西康区域，西抵甘孜、巴安。

在这样大规模工作之中，虽然赵亚曾之死使在君先生在途中非常伤心，但他还是竭尽心力，勇猛前进，做出很好的成绩，也给几位后学的人一种最可效法的模范。

黄汲清也曾叙述这个大规模的西南调查，他记在君的路线特别详细：

民国十八年，先生组织西南地质调查队，由重庆起，同曾世英、王曰伦二先生南行，经松坎、桐梓，至遵义；由遵义西行，经打鼓、新场，至大定。原拟在大定会合赵亚曾、黄汲清二人。突接亚曾遇匪被害耗，先生悲哀不胜。旋同曾王黄三人东行至贵阳，旋又南行，经都匀、独山、荔波，而入广西南丹县境。于是贵州工作与先生民国十七年之广西工作相衔接。继折而北行，经平舟、大塘，返贵阳；由贵阳经遵义、桐梓，返重庆。于十九年（1930）夏返北平。

此次之行为先生平生最大地质旅行，亦为最后的大规模地质旅行。其所得结果对于地质学、矿产、地理学及人种学，无疑的必有很大的贡献。地质方面工作则沿途均绘有精细的地形及地质图，对于地层研究尤一丝不苟，而于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更有精细的、透辟的考查。将来西南各省这三纪地层研究，要以他的结果为基础。

在君在途中写长信给我，叙述赵亚曾之死，他曾痛哭几次。此次原定赵亚曾等从徐州出发，在君听说由四川到云南的路上不太平，曾打电报叫他到重庆同行。亚曾回电说：“西南太平的地方很少，我们工作没开始就改变路程，将来一定要一步不能出门了。所以我决定冒险前进。”不上一个月，他就死在昭通了。

亚曾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死时止有三十二岁。他的著作已有这许多种：

中国长身贝科化石（《古生物志》乙种第五号第二册及第三册）

中国北部太原系之瓣腮类化石（《古生物志》乙种第九号第三册）

中国石炭纪及二叠纪石燕化石（《古生物志》乙种第十一号第一册）

湖北宜昌兴山秭归巴东等县地质矿产（与谢家荣同著，《湖北地质矿产》专刊第六号）

秦岭山及四川之地质研究（与黄汲清同著，《地质专报》甲种第九号）

在君从西南调查回到北平，是在民国十九年的夏季。那时我在上海已住了三年多，离开了北京已有四年多了。我已接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新创立的编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的事，十月里我到北平看定了房子，十一月回上海，准备搬家回北平去住。我从北平回到上海之后，三天之内，连得在君两封信，都是劝我不要多喝酒的！这两封短信最可以表示在君待朋友如何操心爱护，也最可以描写他的风趣，所以我抄在这里：

适之：

博生请吃饭的那一晚上，我就把你的《我的母亲的订婚》读完了。这一篇在你的《文存》里边应该考第一！

尔和真是饭桶！你走了以后，他还给菘生说你描写〔你母亲〕辫子长是暗用“发长垂地”的典故！！

我以后看见莎菲，他给我说你临走几天，天天晚上闹胃痛，很替你担心。第二天看见寄梅，他说在天津给你同住，似乎没有胃病。我事体近来大忙，就没有立刻写信给你。

但是屈指你将要离开上海了，在这两个星期之中，送行的一定很多，惟恐怕你又要喝酒，特地写两句给你，劝你不要拼命！一个人的身体不值得为几口黄汤牺牲了的，尤其不值得拿身体来敷衍人！……千万珍重！

弟文江十九年十一月九日

第二封信说：

适之：

前天的信想不久可以收到了。今晚偶然看《宛陵集》，其中有题云，“樊推官劝予止酒”，特抄寄给你看：

少年好饮酒，饮酒人少过。今既齿发衰，好饮饮不多。

每饮辄呕泄，安得六府和？朝醒头不举，屋室如盘涡。

取乐反得病，卫生理则那！予欲从此止，但畏人讥诃。

樊子亦能劝，苦口无所阿。乃知止为是，不止将如何？

劝你不要“畏人讥诃”，毅然止酒。

江顿首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附注】博生是陈博生，尔和是汤尔和，菘生是刘崇佑先生，莎菲是任叔永夫人陈衡哲，寄梅是周诒春先生。《宛陵集》是梅尧臣圣俞的诗集。

我是民国十九年（1930）十一月二十八日从上海全家搬回北平的。下午，火车过江，我在浦口车站上遇见刘瑞恒先生，才听说那天上午蒋孟邻先生辞教育部长之职已照准了，又听说政府已任命孟邻做北京大学的校长，但他未必肯就，已准备回到杭州去休息了。我回到火车上对我太太说：“糟糕！我搬回北京，本是决计不过问北京大学的事的。刚才听说孟邻今天被任命做北大校长。他回北大，我怕又逃不了北大的事了。”

我到了北平，知道孟邻已回杭州去了，并不打算北来。他不肯回北大，是因为那个时候北平的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回去也无法整顿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本来在北伐刚完成的时期已被贬作了“北平大学”的一个部门，到最近才恢复独立，校长是陈百年先生（大齐）。那时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来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学人都纷纷南去了。一个大学教授的最高俸给还是每月三百元，还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个科长。北平的国立各校无法向外延揽人才，只好请那一班留在北平的教员尽量的兼课。几位最好的教员兼课也最多。例如温源宁先生当时就“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流言。结果是这班教员到处兼课，往往有一个人每星期兼课到四十小时的！也有排定时间表，有计划的在各校轮流辍课的！这班教员不但“生意兴隆”，并且“饭碗稳固”。不但外面人才不肯来同他们抢饭碗，他们还立了种种法制，保障他们自己的饭碗。例如北京大学的评议会就曾通过一个议决案，规定“辞退教授须经评议会通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孟邻迟疑不肯北来做北大校长，是我们一班朋友都能谅解的。

那时有两个朋友最热心于北大的革新。一个是傅孟真，一个是美国人顾临（RogerS.Greene）。顾临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也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董事。他们找我商量，如何可以帮助孟邻先生改革北大，如何可以从北大的改革影响到整个北平高等教育的革新。最主要的问题是：从那儿捐一笔钱做改革北大的经费？

这篇传记不是叙述当年蒋孟邻先生改革北大的历史的适当地方。我只能简单的说：当日傅孟真、顾临和我长时间讨论的结果，居然拟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寄给蒋孟邻先生，他也很感动，居然答应来北大主持改革的计划。这个方案即是次年（民国二十年）一月九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上海开第五次常会通过的“中基会与北大每年各提出二十万元，以五年为期，双方共提出二百万元，作为合作特别款项，专作设立研究讲座及专任教授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的合作办法（此案大意见一月十二日上海各报），这个合作办法的一个主要项目是设立“研究教授”若干名，其人选“以对于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其年俸“自四千八百元至九千元不等，此外每一教授应有一千五百元以内之设备费”。“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课六小时，并担任学术研究及指导学生之研究工作。研究教授不得兼任校外教务或事务”。

丁在君就是孟邻先生改革北大时新聘的研究教授之一。同时发表的研究教授共有十五人，名单如下：

理学院丁文江李四光王守竞汪敬熙曾昭抡刘树杞冯祖荀

许骧

文学院周作人汤用彤陈受颐刘复徐志摩

法学院刘志赵迺抟

在君在北京大学做了整整三年的地质学教授，从民国二十年秋季开学起，到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他接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止。他自己说，这三年是他一生最快乐的三年。这是因为他是天生的最好教师，因为他最爱护青年学生，因为他真能得到教师的乐处。我在二十三年一月十九日有这一段日记：

在君来吃午饭，谈了一点多钟。他是一个最好的教师，对学生最热心，对功课最肯费工夫准备。每谈起他的学生如何用功，他真觉得眉飞色舞。他对他班上的学生某人天资如何，某人工力如何，都记得清楚。今天他大考后抱了二十五本试卷来，就在我的书桌上挑出三个他最赏识的学生的试卷来，细细的看了，说：“果然！我的赏识不错！这三个人的分数各得八十七分。我的题目太难了！”我自己对他常感觉惭愧。

在君死后，我请他的助教高振西先生给《独立评论》写一篇《做教师的丁文江先生》，在那篇很动人的纪念文字里，他说：

……民国二十年到二十三年，……我们曾得到直接受教的机会，而且相处有四年之久。我们真正的觉得，丁先生不只有作教师的资格，而且能全部的尽了他做教师的责任。

他是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去教的。……他尝说：“不常教书的人，教起书来真苦，讲一点钟预备三点钟，有时还不够！”他对于标本挂图等类，都全力罗致，除自己采集绘制之外，还要请托中外朋友帮忙，务求美备。当时地质调查所的同事们曾有这样的笑话：“丁先生到北大教书，我们许多人连礼拜天都不得休息了。我们的标本也给丁先生弄破产了。”……

丁先生是很会讲话的，他能利用掌故小说以及戏曲歌谣的故事，加以科学解释，……渐渐引人入胜。地质学所讲无非是死石枯骨，不顺口的名词，同干燥的数目字。但是听丁先生讲书的，向来没有觉着干枯的。……

有一次……讲到基性火成岩的风化情形，他拿一块标本，说：“你们看，像一个马蹄子不像？这俗话叫做马蹄石，说是穆桂英的桃花马踏成的。山西北部到处都有。”他然后作科学的解释。

地球上水泽、平原，同山地所占的面积的比例，用数目字表示出来，是何等难记！丁先生讲的是：“我们江苏有一句俗话：‘三山六水一分田。’这句俗话上的数字恰与地球整个的数字相同。”……学生听了决不会忘掉的。……

丁先生最主张实地练习，常常带领学生出去。实习的地点同时间，都要经过详细的考虑同周密的计划才决定。出去的时候都要利用假期，决不轻易耽误应讲授的功课。假期……他不但不休息，还带领学生作那比平常更辛苦的旅行工作。

凡预定实习的地方，他一定预先自己十分明白，才肯带学生去。如果预定的地方他不十分熟悉，他要事先去一趟，至少也要派一个助教先去一趟，然后才带学生去。

旅行的时候，吃饭、住宿、登山、休息，他一概与学生完全一致。……不论长期或短期，所有地质旅行应用的一切物件，均必携带齐备。服装必须合适。我们有时候以为一天的短期旅行，可以对付过去，不须大整行装。丁先生则说：“固然有些地方可以对付，但是不足为法！带领学生，必须一切照规矩，以身作则。不如此，学生不能有彻底的训练，且有亏我们的职责！”……

这样的教师，丁文江先生，给予学生们的好处不只是学问知识同治学训练。他那活泼的精神，任事的英勇，训练的彻底，待人的诚恳，……无形之中感化到学生身上的，实在更为重要。

我详细引了高振西先生这篇文字，因为这是他在三整年之中亲自观察的这位伟大教师的教学生活，是他的传记里最不可少的材料。孟真曾说：

在君自苏俄回来后，对于为人的事非常厌倦，颇有把教书也扔去，弄个三百元一月的津贴，闭户著上四五年书的意思。他这一阵精神反常，待我过些时再写一文说明。（《独立》第一八九号，页十一）

孟真此文始终没有写。在君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的暑假中和葛利普、德日进诸位先生同到美国赴国际地质学会的第十六次大会。8月2日他从纽约赴欧洲，8月31日到莫斯科。他回北平好像是在十一月初。他在苏俄的旅行是很辛苦，很不舒服的，回国后感觉身体不大好，感觉两手两足的极端有点变态，所以曾在协和医院受过一次详细的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他有血管开始硬化的象征。他有一个短时期的消极，就是孟真说的精神反常，确是事实。但他回到了地质系的教室里，回到了青年好学生的队伍里，他那眉飞色舞的教学兴趣又全恢复了！上文引的我的1月19日的日记，正是在他从苏俄回来后教完第一学期大考完时的情形。那时候的在君已完全恢复他的教学的兴趣了，完全没有消极或悲观的精神状态了。

在君的苏俄旅行，我另有专章叙述。

我现在要写他在这个北平时期的一段有风趣的生活作这一章的结束。

在君的夫人史久元女士和他同年，是一位和蔼可爱，待人很诚恳周到，持家很有条理的贤妇人。他们没有儿女，丁夫人的一个侄女济瀛常在他们家里住，他们待她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在君生平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的重要。丁夫人身体不强健，每年夏天在君往往布置一个避暑的地方，使全家可以去歇夏；他自己也往往腾出时间去休息一个月以上。有时候他邀一两个朋友去住些时。民国十三年的夏天，在君一家在北戴河避暑，我曾去陪他们玩了几个星期。七年之后，民国二十年，在君全家在秦皇岛租了一所房子歇夏。有一天，在君夫妇同济瀛去游北戴河的莲花山，在君作了两首绝句寄给我，信上催我去秦皇岛同他们玩半个月。他的诗如下：

记得当年来此山，莲峰滴翠沃朱颜。

而今相见应相问，未老如何鬓已斑？

峰头各采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乐如今七寒暑，问君何日践新盟？

我匆匆答了他一首诗：

颇悔三年不看山，遂教故纸老朱颜。

只须留得童心在，莫问鬓毛斑未斑。

隔了两天，我带了儿子祖望到秦皇岛，陪在君一家玩了十天，八月六日到十七日。这十天里，我们常赤脚在沙滩上散步，有时也下水去洗海水浴或浮在水上谈天，有时我们坐在沙滩上谈天看孩子们游泳。晚上我们总在海边坐着谈天，有时候老友顾湛然（震）也来加入谈天。这十天是我们最快乐的十天——一个月之后，就是“九一八”的日本暴行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在严重的国难里过日子了。

八月十五夜，我和在君在海边谈到夜深，他问我，还能背诵元微之最后送白乐天的两首绝句吗？这是我们两人都爱背诵的诗，不见于《元氏长庆集》里，只见于乐天《祭微之文》里。那天晚上，我们两人同声高唱这两首诗：

君应怪我留连久，我欲与君辞别难。

白头徒侣渐稀少，明日恐君无此欢。

自识君来三度别，这回白尽老髭须。

恋君不去君应会：知得后回相见无？

第二天，在君用微之的原韵，作了两首诗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连别更难。

从此听涛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欢。

逢君每觉青来眼，顾我而今白到须。

此别原知旬日事，小儿女态未能无。

隔了一天，我同祖望就回北平去了。

四年半之后，在君死在长沙，我追念这一个人生最难得的朋友，也用元微之的原韵写了两首诗纪念他：

明知一死了百愿，无奈余哀欲绝难！

高谈看月听涛坐，从此终生无此欢！

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

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

我的诗提到“青白眼”，他的诗里也有“青来眼”的话。在君对他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上面看他，眼里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样子怪可嫌的。我曾对他说：“史书上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从来没有懂得。自从认得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待人’是个什么样子。”他听了大笑。“虬怒须”是他那虬起的德国维廉皇帝式的胡子，小孩子见了很害怕。其实他是最喜欢小孩子的，他是一个最和蔼、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