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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 客观与主观

近日国人皆好言客观,以为认识真理必从此入,主观则不足恃。实则此观念乃从西方来。在西方全文化体系中,几乎无一处不见客观精神之洋溢。中国则异。

先言宗教。宗教在西方文化中,似亦为人生大本大纲所系。然其教主耶稣乃犹太人。犹太民族奔波流离,受人宰制。由中亚本土播迁埃及,复自埃及重返本土,莫非在其他民族驱逼中。自由为犹太民族所想望,而自力无可恃,唯待上苍有帝加以拯救。耶稣乃谓上帝不独救犹太人,亦救世界其他一切人。在渔港穷乡中,仅得信徒十三人。终判罪上十字架。后其教传入罗马,在帝国主义下受压迫,无生活自由之多数民众闻而悦之。其先乃在地窟中活动。久而冤气上升,洋溢及于全罗马,皆信耶教。上撼政府,即政府元首亦不得不信。不久帝国崩溃,耶教势力仍在其封建黑暗社会中潜滋暗长,而罗马教皇声势权威遂凌驾于各地封建贵族之上。于是上帝遂成为超人类而客观独立存在之一地位。

其前,希腊人亦如犹太人,未能成立一国家,诸城市各自分裂,各有自由,而日常生活尤赖于其海外之经商。工业制造亦胥赖于海外之需求。海外人所爱,不得不努力以赴。从事工商业,不得单凭己心,而必曲从他人心以为心,始可于贸易上博利润。故希腊人亦如犹太人,在其内心深处同感人事控制,非可专仗己力。虽其享有城邦政治之自由,较之犹太人处境远为优胜,然终感外于我者,犹有一客观具体之存在。唯犹太人则展演出上帝信仰,而成为宗教。希腊人则表现其真理寻求,而成为哲学。哲学与宗教有别,而其为一种向外探索则无异。

苏格拉底之觅得正义,乃从集体讨论,汇合众意而来。此与孔子所谓“反己求之”,“知吾者其天乎”之意态,即已迥不相同。柏拉图悬书门外,不通几何学勿入我门。亦与孔子之言“过我门而不入吾室,我无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之寓意,绝然相异。几何学上之点、线、方、圆、勾、股、角、度皆在外,不在内。皆在物,不在心。更推而外之,方圆诸形,皆有一超于物而独立客观之存在。于是遂有一套形而上学与宇宙论之确立。要之,哲学与宗教同有一种向外寻求之精神。而向外寻求,必先主张有一客观存在则无异。循此以往,两者配合,西方中古时期教会中乃有神学兴起。此乃希腊哲学羼进耶教信仰,而由此即有文艺复兴。希腊人之城市生活,商业活动,亦羼进耶稣教之信仰上帝,灵魂升入天堂之一种出世精神之中,而重求现世人生之满足。此则显为一种希腊精神之复活。然其一种向外寻求之共同趋向,则仍然无异。

自此乃有现代科学之兴起。姑举牛顿为例,力学三定律创始于牛顿对于地心吸力之发现。苹果落地,此乃一常见现象,但苹果离树何以下落不上升,此在西方早成一问题。牛顿亦一耶教徒,虽不从事商业,而其一向之心理习惯则仍是一种向外寻求。偶得暇,乃注意到此。试问此于人事何干。自中国人观念言,似属一种无聊闲思。相传牛顿畜两猫,一大一小,乃于书房壁上凿两洞,亦一大一小,以便两猫之进出。牛顿在日常人生上粗疏如此,亦可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矣。遂得用心在苹果落地一问题上。西方人因谓文化从闲暇中来,亦与中国观念不同。若从中国人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日二日万几,于何得闲暇。民生在勤,小人闲居为不善。文化应从勤劳来,不从闲暇来。此见双方用心之不同。

牛顿之发明,不为反宗教。唯凯撒之事由凯撒管,牛顿于信上帝一念之外,无所用心,闲暇中乃在于人事绝不相干处用心,始得有此结果。中国人非无科学发现,然皆发现在与人事有紧密相关处。如天文、历法、水利、农田之类,皆吃紧人生,而非向外寻求。皆以人事为主,而非在人事外有一客观存在之寻求。此即中西双方文化精神一绝大不同之所在。

再言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显为反宗教。但达尔文之用心,亦不为反宗教。乃系心有闲暇,喜好观察生物品种,遂求得随一海轮向外寻索之机会。搜罗既富,有此发明。非作哲学思维,非为宗教信仰,而所得遂有超乎哲学与宗教之外者。是亦一种向外寻求,是亦一种客观。其与哲学与宗教精神,亦无二致。但如哥白尼之天文学,达尔文之生物学,在西方亦曾引起极大争议。而传来中国,反易接受,并不与中国传统思想有大冲突。此亦一异。

循此以下,直至近代,美国有杜威,英国有罗素,皆曾在民初来中国,极得国人信服。杜威实用主义之哲学,主张真理如一支票,须能兑现。此则仍是西方工商社会功利观点,一切以外来所得为衡量。此即杜威心中之客观。亦可谓实无客观真理,唯外来所得乃始为真理。罗素则分言创造冲动与占有冲动。似认为占有未能满足人之内在要求,故须不断创造。但占有偏内,创造向外。而言冲动,更属内心向外一现象。故杜威、罗素仍是在西方重外不重内之传统文化中未能突破。否则诗言志,辞达而已,皆一心之由内而外,又岂创造之足云。

故西方文化,自始即在其社会内不足之一种不安心情中进展。希腊农人仅供奴役榨取,工商业又各随城市分裂。犹太人则以借贷博利润致富,斯尤为等而下之之一种商业。罗马人凭武力向外攫取,成为一帝国。中古时期封建社会中之农民,亦仅供奴役榨取,贵族则各困在其堡垒中,以武力自守。文艺复兴,城市兴起,希腊型之工商业又复盛。现代国家兴起,罗马型之帝国亦随之复起,又兼以向外殖民。自西班牙、葡萄牙而至荷兰、比利时,以迄英、法两大帝国,西方人之势力遂普遍侵入全世界,然其社会内不足之不安心情则依然如故。故西方人终必向外依存。由于此一形势而发展,则亦无怪乎其重视外面各种客观条件。

近代美国,即自西方传统之向外寻求来。东部十三州独立成国,又不断向西部发展,乃成今日之美国。乃为一大型国家,拥有大型农业,又兼以现代科学之大型工商业。此与希腊罗马,以及现代西欧西葡以至英法诸国各不同。乃可独立自存,自足自安,不烦再向外索取。门罗主义适切其国情。乃其心理积习,终至成一移民国家,凭外不凭内,则依然西方传统。以如是一富强大国,而内心依然不足不安,乃有星际发展太空发展之一种新向往新寻求。而其国内动力亦影响及于国外,而使全世界各地社会亦群增其一种不足不安之情绪,以酿成当前之祸乱。

东欧俄罗斯亦可为一大型农国,济之以现代科学,亦可和平自守,自足自安。今天的苏维埃,乃并不重农业生产,又不重工商贸易,而倾其全力于海陆空三方之武装发展,一意趋向于为罗马型之帝国,仍不脱西方传统心理之束缚。于可以自足自安之环境下,必求为一种不足不安。故美国与苏维埃,虽一为资本社会,一为共产社会,而其内在心理则实同为西方文化之传统。

中国则自始即为一统一大国,自尧舜迄于夏商周三代,即已成为一封建式之统一。虽下有各诸侯,而上则有一共主,有一天子,有一最高之中央政府。此与希腊之城邦,罗马之帝国,各不同。社会生产则一以农业为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井地授田,仅收其九一十一之租税。农民生活可以自足自安。农业亦非不有赖于外力,而此外力之存在,则既可知,又可信。如水旱之灾,积三年之久,不能不有一次。又不能免两年三年继续之水旱,然亦很少有积至三年之上者。故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水旱之灾,即可预防,不足为害。其所依仗乃在己,不在人。乃在内,不在外。专问耕耘,莫问收获,克勤克俭,不忮不求,内心自得平安。恬澹知足,自可维持于久远。

农业之外,次及工业。古有畴人之官,天文历数,敬授民时。其事与农业最有极深之关系,政府特设官专司其事。岁加廪饩,供其生活。盖其人既非贵族,亦非农人,故易其名曰畴人。畴者,已耕之田。其人既专司其职,不遑耕种,故政府授廪亦犹授田,用以代耕。又使其子孙世袭其业,亦犹受田之世袭。孟子曰:“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畴人之官,即劳心而食于人者。故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之发展,乃与农业有甚深关系。亦犹古希腊人因商轮远航,而发明几何学。可见比论各项学术,必从其文化之全体系求之,此其一例。

推此言之,中国古代各业工人其实亦皆畴人之类。如陶业,如纺织业,如皮革业,在民间则亦农村中之附业。其事皆属农,而政府亦特设官司之,令各业皆世袭,皆有廪饩,用以代耕。令各业工人,在其生活上,皆得内足自安,遂能一心专治所业。成器皆以上供,不许粗制滥造私自贩卖以牟利。故得精益求精,其成器皆成为一艺术品,非商品。故中国人常连称工艺,中国之工业既亦一种艺术。论语言:“百工居肆。”此肆字,乃指政府特设造作之所。以今语言之,乃厂房,非店铺。其时尚未有店铺林立之街市。工人居城市,各工肆皆官设,其义属公不属私。百工居肆,其事亦为公不为私。故工人亦当得称之为畴人。

次言商业,亦复如是。民间交易,止于日中为市,非有私家经营之商业。凡商亦皆由政府设官分司。论语言:“不受命而货殖。”则货殖之必先受命可知。左传中偶见有商人,皆属政府指派。尤要在作国际商。如郑商人弦高,乃得伪犒秦师,伪传郑政府之意旨。若如后世一私家商人,岂敢出此而不受敌人之疑。

此为中国式之封建社会,与西方封建大不同。中国式之封建,工商业皆由国营,与农业融为一体,既非一资本社会,亦非一共产社会,而自成一生产集团。其上有贵族武力保护,更上又有一中央政府。故曰治国平天下,如治水,使水流得其平。各业生产,亦务求其相流通,而各得一平。务求不复有外力干扰,而各得一既足且安之人生。

中国封建社会崩溃,乃在其既足且安之人生中,而骄奢淫佚。贵族如是,平民效之。乃离其本业,各有期求。与西方社会之内不足而必向外求之者不同。中国古人一“礼”字,乃从此来。人生有礼,如水流有堤,防其泛滥,而必导其流通。周公言礼治,而孔子唱仁道。仁从内心言。为富不仁,在中国古代封建农业社会中,各求内足自安,又何可向外求富,以自造一不足不安之人生。此又为中国古社会与希腊之绝大不同处。

其后封建社会崩溃,贵族消失,农工商诸业,转归私人经营。司马迁史记中乃有游侠货殖两列传,可见当时社会,形形色色,皆已大变。然自晁错等盛唱重农主义,桑弘羊等又有盐铁政策,后世宗其意,工商资本主义遂绝不在中国社会中出现。中国遂始终成为在统一政治下以农业为中心之社会。工商业亦得绝大发展,然终以不害农业为本。又国内贸易远超于国外贸易。非无大都市,然亦皆对内相通,非向外树敌,如西方之例。生产各业既各对内自足,亦自不感有一客观存在之外力堪加忧虑,而必待探索。故外力存在,自不如西方之受重视。而道德艺术,则为中国社会之所尚。

工业如陶瓷,历唐、宋、元、明以迄清代,皆有官窑,其出品皆受限制,须得保持其精美之水准。故中国工业均有一艺术水准,并世无其伦比。而商业如茶,如盐,如丝绸陶瓷,凡大利所在,皆官督商办,为人群通有无,尚信义,有道德美意存其间,而不许为私利争。一切学术思想,其间亦存有一番公心可知。此一番公心,又必向内求。于是在中国,乃有其一番独特突出之心性学。既不如西方之宗教与科学,亦不如西方之哲学,而有其内在深潜之一番修养与体认。

自孔子提出“仁”字,而孟子继之提出“性”字。仁乃人心,亦人性。而喜怒哀乐之种种感情,乃特为中国人所重视。在西方如宗教,如科学,如哲学,皆不重情。情字当属主观,非客观。而中国人乃特重此各人私有之主观。其实主观即客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人同此心,即己心可以推他心。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能以己心推置他人腹中,斯乃人生一绝大道德,亦绝大艺术。

“天命之谓性”,在中国乃有“通天人合内外”之理想。我之内在,即同于外在。我之主观,即同于客观。天即在人中见,客即在主中存。不有主,何来客。不有人,何来天。双方非对立,乃互成。中国人理想中,第一等人为圣人,圣字即寓通义。唯圣人之心乃可通彼我,通古今,通于全人类,而因以通于天地万物。因人类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而我心又为全人类之中心,故我之一心,实可以上通天地,旁通万物。耶稣为上帝之独生子,然必以上帝之心为心。而尧舜孔子乃中国圣人,贵于能以己心见天地心。实则天地无心,即以人心为心,亦即以圣人心为心。此乃中国人意见。故西洋哲学必从宇宙论转入人生论。中国无如西方之哲学,若谓有之,则实当自人生论转入宇宙论。先立乎其内,然后可以推及乎其外。此为中国思想之特有路向,与其特有进程。人心相通,斯为人生道德之主要,亦即人生艺术之主要。

周濂溪太极图说,阴阳五行,太极无极,此为其宇宙论部分。然归结于主静立人极,则为其人生论部分。天地大自然有其太极,而实是无极。人生则贵能自立其极,此之谓人极。求立人极,须能主静。此静字,非从人生言,人生不能有静而无动,乃从人生内在之心言。此心则贵能有一不变之定向。故濂溪主静立极之心,即孟子所言之不动心。在实际人生中,不免有欲,如饥欲食,寒欲衣,劳欲息,倦欲卧,随所遇而生其欲,斯其心常动无定向,必向外求之。濂溪曰:“无欲故静。”能在实际人生中,节欲寡欲,而至于无欲,斯能不动其心矣。诸葛孔明有言:“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志即人心之不动而有定向处,非澹泊不能明,淡泊即无欲。有此定向不摇动之志,斯能宁静而致远。一人如此,全人类亦如此。此即人类文化一遥远前程之起脚点。如此则中国人意见,乃谓人类文化前程乃起脚于一己内在现有之一心。此非主观而何?

然实际人生乌能无欲。庄子养生主有言:“官知止而神欲行。”自然之欲,如饥欲食,寒欲衣,此即人之性。唯庄子不谓之性,而名之曰神欲。神欲即性。儒家所言无欲寡欲,斯指违性之欲言。不仅物质人生中多易引生出违性之欲,即在精神人生中,亦多引生出违性之欲。如宗教信徒一心欲死后灵魂上天堂,而不免隔绝人事,男则为神父,女则为修女。自儒家义言之,斯亦一种违性之欲。故西方宗教家乃以上帝心为主,中国儒家孔孟则以人性人心为主。一内在,一外在,其别判然。

罗素言,现代世界唯美、苏、中三国有其前途,因其同为一大陆农国。此不失为能洞瞩有远见之言。然美苏两国,同束缚于西方文化内不足而一心外向之心理习惯,于可止中不知止,仍然一心向外。或以经济,或尚武力,终于挑拨起外面种种纠纷冲突,使各陷于不足不安。循此不已,恐终将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大悲剧,乃使世界人生文化前途形成一大停顿。唯有中国,一心内向,自足自安。其文化传统常教人克勤克俭,不忮不求,于无欲中见性,于淡泊中见心,于可止处且止,于一定向中宁静致远。而可以推己及人,以达于彼己俱足,人我俱安,世界大同,天下太平之一理想新境界。而惜乎现代之中国人,则舍己之田,芸人之田,亦唯西方文化是慕。不学苏,则学美,多欲而不知静。只认有客观真理,不知尚有一主观真理。斯则不仅为中国一悲剧,亦为全世界人类一悲剧。诚大可谓乃极可惋悼伤痛之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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