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邱传略

阎若璩，字百诗，潜邱其自号也。先世太原人，五世祖始居淮安山阳。生明崇祯九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6－1704年六十九。少口吃，六岁入小学，读书千百过，字字着意犹未熟，又多病，常闇记不出声。年十五，冬夜读书，愤悱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坚卧沈思，心忽开朗，自是颖悟异常。尝集陶贞白、皇甫士安语题其柱云：「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其立志如此。年二十，读尚书，即疑古文二十五篇为伪，沈潜三十余年，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尚书古文疏证八卷，为毕生著述最大者。又有毛朱诗说一卷、四书释地六卷，潜邱剳记六卷、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困学纪闻注二十卷。康熙十七年，应博学鸿儒科不第。后入徐干学昆山一统志局。晚以清世宗召，至京而卒。潜邱平生专长在考证，其子咏先府君行述谓：「府君读书，每于无字句处精思独得，而辩才锋颖，证据出入无方，当之者辄失据。常曰：『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手一书，至检数十书相证，侍侧者头目皆眩，而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潜邱亦自谓：「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潜邱剳记卷六又言：「有志之士，务在审己所受于天之分，而力学以尽其才，固自有可传之道与可以比拟之人，而无取乎过高之誉也。」此潜邱毕生最确之自道矣。剳记卷五与戴唐器。此语出杜浚于皇变雅堂文集卷一徐荩臣诗序。杭世骏阎先生传，误谓潜邱自创语，然实可为阎之品评也。 

潜邱之考据及其制行

[当世称传潜邱考据逸事]潜邱为世称道，皆在其考据。尝归太原故籍，适顾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录相质，潜邱为改订数条，顾虚心从之。时年三十七应博学鸿儒科在都，交汪琬。汪着五服考异成，潜邱纠其谬数条，汪不怿，谓：「百诗有亲在，而喋喋言丧礼，可乎？」潜邱应之曰：「王伯厚尝云：『夏侯胜善说礼服，谓礼之丧服也，萧望之以礼服授皇太子，则汉世不以丧服为讳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国恤一篇。』按：此乃李义府、许敬宗识者非之。讲经之家，岂可拾其余唾？」徐干学因问：「于史有征矣，于经亦有征乎？」潜邱应之曰：「按杂记，曾申问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声乎？』申，曾子次子也。檀弓，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夫夫子殁，子张尚存，见于孟子。子张死而曾子方丧母，则孔子时曾子母在可知。记所载曾子问一篇，正其亲在时也。」汪无以应。都下盛传之。徐氏盛宾客，而重潜邱踰常等，每诗文成，必俟裁定。尝云：「书不经阎先生过眼，讹谬百出，贻笑人口。」又尝录其考证辨析议论，署曰碎金，以为谈助。潜邱自言：一日在徐寓邸夜饮，徐云：「今日直起居注，上问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过』，此语自有出，思之不可得。」潜邱言：「宋陈傅良时论有使功不如使过题，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发挥，应是昔人论此事者作此语，第不知出何书耳。」徐极称其博。越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高祖谓靖逗留，诏斩之，许绍为请而免，后率兵八百破开州蛮冉肇，俘禽五千，帝谓左右曰：「使功不如使过，靖果然。」谓即出此。又越五年，读后汉书独行传，索虏放谏更始使者勿斩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过」，章怀太子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处。甚矣学问之无穷，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札记卷二又自惜此条，不及见录于徐氏之碎金。盖潜邱为闲闲一语，肯留心二十年外，终为检得出处，无怪其深自矜许矣。[昔人对潜邱之批评]杭大宗为潜邱作传，称其生平所服膺者有三人：曰钱牧斋，黄梨洲，顾亭林。然于钱犹曰「此老春秋不足作准」；于黄曰「太冲之徒粗」，黄氏待访录指其误谬者，不一而足；于顾之日知录，亦加补正。时阎、顾犹未定交，谓其「极学士之精能，非鸿儒之雅度」。四库提要论潜邱剳记亦云：「若璩学问淹通，而负气求胜，与人辨论，往往杂以毒诟恶谑，与汪琬遂成雠衅，颇乖著书之体。」今考剳记卷四南雷黄氏哀辞，称： 

[潜邱眼中之读书人]当吾发未燥时，即爱从海内读书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仅仅得三人：曰钱牧斋宗伯，顾亭林处士，及先生梨洲而三。钱与家有世谊，余不获面；顾初遇之太原，持论岳岳不少阿，久乃屈服我：至先生则仅闻其名。……盖自是而海内读书种子尽矣！

[潜邱与亭林]潜邱以牧斋与黄、顾并尊，殊为不识高低；于亭林亦非能推敬，特以「久乃屈服我」自喜。即以考据言，顾、阎实远非等伦。顾书着眼学术风俗、民生国计，有体有用；阎则只是炫博矜新，求知人所不知，极其至亦不过一读书人耳。顾氏自称日知录乃采山之铜，而阎之考证则称碎金，其气魄精神之迥异，即此两语可见。阎氏获交亭林，不能挹其拨乱涤污之深情，顾乃以读书人浅见，驳正小节，以为亭林之屈服，亦征其自处之狭矣。其于梨洲，自比聂双江之于阳明，于梨洲没后称弟子。[潜邱与梨洲]然谓：「先生爱慕我，肯为我序所著书，许纳我门墙。」又日：「下逮小子，有书一卷，古文疏证，悉翦讹乱。远蒙嘉赏，赐序以弁，如此穷经，经神重见。」则潜邱之推服梨洲，明白言之，正推服其能推服我耳。抑余考梨洲序疏证，仅云「如此方可谓之穷经」，非以「经神」相许也，而潜邱乃借托自况，何哉?且潜邱有与戴唐器书，“札记卷五”驳正梨洲待访录，似已在梨洲身后，故有「乞设身处南雷先生地，一一驳我以归一是」之说，然其所辨如「屠毒」当书「荼毒」，讲学应称「东面」非「南面」之例，是岂不可以已?潜邱于黄氏书，绝不能发挥其大义，或加以纠正，仍不过以读书人见解自炫博辨，潜邱果未为能知黄氏之学者。[潜邱不脱学究气为陋儒]且梨洲为潜邱序疏证，潜邱感激不忘，及其身后自称弟子，乃今疏证后四卷，直呼黄太冲，并不正师弟子之称，是自师之又自背之矣。尤甚者，至拈其序文「『人心道心』十六字出荀子，为道学之蠹」一语，按之梨洲往日议论，谓：「大禹谟『人心道心』之言，岂三代下可伪为?」笑其先后互异，“见疏证卷八第一百十九条下”若藉此自夸其识解之远出梨洲上者，而不悟其有乖往昔感激自称弟子之意，且非学者襟度，方且见笑于通人也。全谢山有云：「征君稽古甚勤，何义门学士推之，然未能洗去学究气为可惜，使人不能无陋儒之叹，盖限于天也。」张石州为潜邱作年谱，谓：「讥为陋儒，似觉太过。」然观此等处，潜邱之深自矜负其博者，正弥见其陋矣。抑潜邱虽自负，而失意于鸿博，康熙十八年，潜邱应鸿博荐与试，报罢乃暮齿心热，不忘荣宠。[潜邱之晚节]岁癸未，潜邱年六十八玄烨巡河过山阳，问：「此中有学问人乎？」或以潜邱答，谓其长于考据，最为精核。随传旨召见，以御舟行速，不果。潜邱不胜拳拳，遂命其子咏恭呈万寿诗八首，今见剳记卷六四书释地一帙于畅春园，蒙恩见收。玄烨并语侍臣：「阎若璩学问甚优。」咏闻之感泣，驰书报父。潜邱因书属咏曰：「皇上天章云烂，草野布衣，皆得望见，汝且勿归，为我老臣求之，我身若健，或当亲来。」适玄烨自口外回京，咏跪迎石匣口山边河干，恳乞御书。玄烨亲问其父子姓名履历，行数十步，涧水湍急，龙舟飞渡，不获再奏。事闻于胤禛，遂以书召潜邱。书到，正值小恙，霍然而起，欣然告其子若孙曰：「吾绩学穷年，未获一遇，今贤王下招，古今旷典，乃斯文之幸也。其可勿赴！」据张穆潜邱年谱引阎咏所为行述遂以六十九岁力疾至京，竟以不起。张氏谱：「康熙四十二年癸未，胡朏明诣行在献平成公颂及所著禹贡锥指，御书『耆年笃学』四大字赐之。潜邱垂老谆谆，以求御书为言，盖有感于朏明之事。」今按：朏明献书颂得赐御书事在康熙四十四年四月五次南巡时，潜邱已先一年至京病殁，不及见矣。胡会恩锥指纪恩，『文作于康熙四十四年闰四月，即朏明献书得赐御书之下一月。』谓：「禹贡锥指锓以问世，上方表章六经，内廷燕闲，问：『当世有潜心经学，著述可传者否？』侍讲学士臣查升以禹贡锥指进，『按：事在是年正月，详锥指卷首李振裕序，及南山集代锥指序。』上览而嘉之，问年籍。及法驾南进，叔感九重特达之知，特诣行宫」云云。『参看近人夏定域德清胡朏明先生年谱，文刊文渊学报二卷一期。』是朏明锥指之达内廷，在潜邱进释地后也。潜邱自为韵动于玄烨之欲召见而求荣遇耳。其乞求御书者，据东华录，「康熙四十一年甲戌，谕予告大学士王熙卿：『近日九卿皆求匾额字对，想卿身虽在告，心未尝一时不在朝中，故特书匾对各一，并临米芾书一幅赐卿』云云。又同年五月丙午，「传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官一百四十余员至保和殿，颁赐御书有差」云云。故潜邱于四十二年亦命其子乞御书。然潜邱竟未得见宸翰之下颁而赍恨没世，朏明乃转于老友身后得此意外之荣宠也。李恕谷曾至京视其病，语以老当自重。恕谷论尚书，固不如潜邱通彻能辨真伪，以言立身制行，毕竟进退有守矣。大抵明末诸遗老，激于世变，力斥心性空谈，认为祸殃，然其制行立节，实仍是宋明理学家矩镬。潜邱与亭林、梨洲身世相接，而意气精神竟全不同，殆已不知亭林、梨洲一辈人为学真血脉所在。此种变迁，洵可叹也！剳记与戴唐器书又云：「崔元暐少颇属词，晚以为非己长，不复构思，专意经术，宛然太原阎生一小像矣。」不悟此种所谓「经术」，与亭林通经明道之旨何若？从知亭林「经学即理学，舍经学无理学」之论，在亭林气魄大，得天厚，故为无病，而一再流传，本意全非。若使亭林真见以后所谓经生读书种子，恐亦不复为此斩截之说。而宋、明人治学，自有其不可及处，亦复于此可见。惟潜邱平生所得意者，本在考据，所谓「审己于天之分，而力学以尽其才，固自有可传之道与可以比拟之人，而无取乎过高之誉」者。其自处如此，其所造诣，亦足以副，固不必以理学家陈义相准绳。而世之矜大汉学，盛推考订，以为言心性理学诟病者，则亦可以稍息尔。

[潜邱与毛西河]潜邱考据最著者，为尚书古文疏证，而同时有毛西河，亦以考据名家，即起而与潜邱持异议。杭大宗谓：「阎氏书多微文刺讥，时贤如王士祯、魏禧、乔莱、朱彝尊、何焯，表表在艺林者，皆不能免，惟固陵毛氏为古文尚书着冤词，专以攻击疏证，气慑于其锋焰，而不敢出声，喙虽长而才怯也。」张宗泰鲁岩所学集卷九跋潜邱札记，亦谓：「潜邱诋诃汪氏钝翁，不留余地。汪氏于所指驳处，辄改己从人，亦非真护前自是，何事逼人太甚。西河毛氏为冤词攻疏证，昌言排击，不遗余力，使移其诋汪者以御毛，岂不足以伸其旗鼓相当之气？何以遇大敌则瑟缩不前，遇小敌则鼓勇直前也？」是亦当时考据家一件有趣味之公案也。 

西河传略

毛奇龄，萧山人，字大可，晚岁学者称西河先生。生明天启三年，卒清康熙五十五年。1623－1716年九十四。少善词赋，兼工度曲，放浪人外。顺治三年，清师下江南，西河依保定伯毛有伦。江上师败，西河走山寺为沙门。或构之清帅，亡命山谷间，卒得脱。乃徧游齐、楚、梁、宋、郑、卫，作续哀江南赋万余言。过禹州，寓故怀庆王邸，作白云楼歌。事侵寻闻于北都，怨家欲陷之，亡去匿土室。康熙十七年，以博学鸿儒征，授翰林院检讨，预修明史。吴世璠死，为平滇颂以献。在馆七年，告归，又十有余年而卒。著书数百卷，有西河全集行世。 

西河轶事及其著书之道德

四库提要称：「西河著述之富，甲于近代，其文纵横博辨，傲睨一世，与其经说相表里，不古不今，自成一格，不可以绳尺求之，然议论多所发明，亦不可废。其诗又次于文，不免伤于猥杂，而要亦我用我法，不屑随人步趋者。」[全谢山评毛西河]然极见斥于全谢山，为萧山毛检讨别传，见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二深讥其著书之不德。谢山述其先人遗言，谓毛氏集中「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如谓大学、中庸在唐时已与论、孟并列于小经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释文旧本，考之宋椠释文亦并无有，盖捏造也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如邯郸淳写魏石经，洪盘洲、胡梅磵已辨之，而反造为陈寿魏志原有邯郸写经之文。有信口臆说者，如谓后唐曾立石经之类有不考古而妄言者，如熹平石经春秋并无左传，而以为有左传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于晋乐肇论语驳，而谓朱子自造，则并或问、语类亦似未见者。此等甚多。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如胡文定公曾称秦桧，而遂谓其父子俱附和议，则籍溪、致堂、五峯之大节俱遭含沙之射矣。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如引「周公朝读书百篇」，以为书百篇之证，周公及见冏命、甫刑耶？有改古书以就己者」，如汉地理志回浦县乃今台州以东，而谓在萧山之江口，且本非县名，其谬如此。因葺为萧山毛氏纠谬十卷。其书今不传。而集中有答朱宪斋辨西河毛氏大学证文书，答杭堇浦辨毛西河述石经原委帖，均引申前举第一、第三诸条言之，均见外编卷四十一。[姚蕙田评毛西河]又述当时归安姚蕙田秀才语，谓：「西河目无古今，谓自汉以来足称大儒者祇七人：孔安国、刘向、郑康成、王肃、杜预、贾公彦、孔颖达也。夫以二千余年之久，而仅得七人，可谓难矣。而毛氏同时极口推崇者，则有张杉、徐思咸、蔡仲光、徐缄与其二兄所谓仲氏、先教谕者，是合西河而七，已自敌二千余年之人物矣。其论文自欧、苏下俱不屑，而同时所推崇，自张、蔡、二徐外，尚有所谓包二先生与沈七者，不知其何许人也。按：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西河同时，萧山包秉德、沈禹锡、蔡用光，皆淹贯博雅，时有『包、毛、沈、蔡』之称，后三人皆以诸生老。」包二、沈七，殆即包秉德、沈禹钖。竭二千余年之人物，而不若越中一时所出之多，抑亦异哉！」[西河之内行]观此所论，西河以德性之未醇，影响及于学术，虽爱西河之才者不胜为之辨。而西河平日制行，尤有可议者。谢山谓其：「前亡命时，其妇囚于杭者三年，其子瘐死。及西河贵，无以慰藉其妇，时时与歌童辈为长夜乐，其妇恨之如仇。及归，不敢家居，侨寓杭之湖上。浙中学使者张希良，故西河门下也，行部过萧山，其妇逆之西陵渡口，发其夫平生之丑，詈之至不可道。」全浙诗话谓：「西河有妾曼殊，夫人性妒悍，辄詈于人前。西河尝僦居矮屋三间，左列图史，右住夫人，中会客。诗文手不停笔；质问之士，随问随答，井井无误；夫人在室中詈骂，西河复还诟，殆于五官并用。」[西河才奇行卑]西河才固奇而行则卑，以视往者顾、黄、王、颜一辈，诚令人有风景全非之感也。章太炎检论卷八，杨颜钱别录，谓：「毛氏少壮苦节，有古烈士风，而晚节不终，媚于旃裘。全祖望藉学术以谴呵之，其言特有为发。自是以后，士大夫争以献谀为能事，神圣之号，溢于私家记录。」此指其为平滇颂也。黄梨洲规侯方域有言：「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曼殊事，不啻河东君，文采风流，艳传一世，所以亭林深斥文士。 

西河潜邱两人对理学之态度

[西河辨道学]顾西河制行虽卑，而好高论理学，其辨道学曰： 

……六经……不称道学。惟道家者流，自鬻子、老子而下，凡书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按：此据隋志虽传布在世，而官不立学，祇以其学私相授受，以阴行其教，谓之道学。是以道书有道学传，专载道学人；分居道观，名为道士……而琅书经曰：「士者何？理也。身心顺理，惟道之从，是名道学，又谓之理学。逮至北宋陈抟以华山道士，与种放、李溉辈张大其学，竟搜道书无极尊经及张角九宫，倡太极河洛诸教，作道学纲宗。而周敦颐、邵雍、程颢兄弟师之，遂篡道教于儒书之间。至南宋朱熹，直匄史官洪迈为陈抟特立一名臣大传，而周、程诸子，则又倡道学总传于宋史中，使道学变作儒学。凡南宋诸儒，皆以得附希夷道学为幸。如朱氏寄陆子静书云：「熹衰病益深，幸叨祠禄，遂为希夷直下孙，良以自庆，」又答吕子约书云：「熹再叨祠禄，遂为希夷法眷，冒忝之多，不胜惭惧，」是道学本道家学，两汉始之，历代因之，至华山而张大之，而宋人则又死心塌地以依归之，其为非圣学，断断如也。西河集辨圣学非道学文

其言近似潘用微所谓「朱子道陆子禅」者。西河往往剽窃他人议论，而能以其才为之穿穴。易图之辨，自朱子同时袁枢、薛季宣皆有异论，元陈应润作爻变义蕴，始指先天诸图为道家假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吴澄、归有光诸人，相继排击。及黄梨洲作易学象数论，其弟宗炎作图书辨惑，西河亦作图书原舛编，攻驳易图，遂成当时风气。[西河辨易图]至胡渭易图明辨，始穷溯本末，归于论定。[西河诋朱子]而西河于朱子尤痛诋，为论语稽求篇、四书剩言、大学证文、圣门释非录，大抵皆攻驳朱注。而其尤所张大自矜者，则为大学古本之辨。[西河辨大学]自谓避仇之嵩山，匿道士土室中，苦无书，夜起彷徨，假寐而泣，梦有告之者曰：「盍之嵩阳问之？」踰月，过嵩阳庙市，无书，惟高笠僧贻书一帙，则古本大学也。忆梦心动，叩所自来，曰：「吾辽人也，天启末，全家死于兵，遂祝发窜海滨，少受学义州贺凌台先生，凌台为贺黄门钦之孙，讲学医巫闾，以大学古本授予，曰：『古学之失传由不知本也。大学不云乎：「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本该体用而统心意，及天下国家。必正心、诚意而学乃有体；必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学乃有用。北宋祖陈抟之学，讲性命而略事为，则专内遗外，不知有身；南宋宗程颐之学，就事物以求心性，则登枝逐流，并不知有本。』」此亦犹是当时舍虚就实一路议论，而西阿好奇，托诸神梦，谓受之于高笠僧，其事荒怪，可喜而不必尽可信也。[西河四书改错]其晚年，更集平生讲四书诸书为四书改错，分三十二门，四百五十一条，合二十二卷，大意谓： 

四书无一不错……然且日读四书，日读四书注，就其注义以作八比，又无一不错。人错、天类错、地类错、物类错、官师错、朝庙错、邑里错、宫室错、器用错、衣服错、饮食错、井田错、学校错、郊社错、禘尝错、丧祭错、礼乐错、刑政错、典制错、故事错、记述错、章节错、句读错、引书错、据书错、改经错、改注错、添补经文错、自造典礼错、小诂大诂错、抄变词例错、贬抑圣门错，陈卧子已谓「岂有孔、孟皆下材，而濂、洛之教过孔子，故无病」之说，西河考据议论亦蹈袭晚明，非全自制真所谓聚九州岛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矣。

朱注四书，自南宋以来五百年，元、明两朝，奉为取士之准，晚明以来学者虽有述朱、述王之异，然未有大张旗鼓以肆攻击如西河此书之烈也。其傲睨之气，纵横之辨，良足以振聋发聩，转移一世之视听矣。[西河四书改错之用意]而在西河之意，则将起而夺两庑朱子之席，故曰： 

他日皇上南巡，当躬进此书以匄圣鉴，否则藏于家，以俟门生儿子之入献焉。四书改错卷一

盖西河谓： 

圣天子知其然，已于甲辰、丁未两科，直废八比，而惜诸臣依徊，无能为仰承之者，以致因循有年，仍还故辙。然犹特颁敕谕，搜天下经注之与学官异者，悉收入秘府。其神鉴卓然，深知学官经注有误如此。四书改错卷一

在西河以为朝廷有可摇之隙，方欲以攻朱新说上邀圣天子神鉴。先已为圣谕乐本解说及皇言定声录、竟山乐录三种，于康熙三十八年，玄烨三次南巡时呈进，特蒙宣谕奖劳，使之颁行，一代礼乐，垂为典则。西河狃于前荣，乃欲以义理继礼乐，续邀圣眷。不谓玄烨初政，意在广罗兼取，藉为牢笼，及见中国士夫已俯首一气，惟朝廷爵禄之趋，乃复宏奖理学，专尊程朱，以一天下之议论，而箝异口。谢山谓：「西河晚年雕四书改错，摹印未百部，闻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版。」固非初望也。今考朱子配享孔庙，在康熙五十一年，其前一年，即戴名世南山集狱起之年也。西河四书改错，编于康熙四十七年戊子，胡氏禹贡锥指得奖在康熙四十四年。时西河年已八十六岁，据李恕谷年谱甲申毛年八十二推。自称「老病卧床，日呼兄孙能书者口授使记」，又曰「皇上南巡，当躬进以匄圣鉴」，盖不忘己卯进乐之宠。然西河卒年九十四，据清史馆本传。李氏先正事略称其卒年八十五，不可信。在康熙五十五年，后此尚八年。而康熙丁亥六次南巡，正值西河成书之前年，此后圣驾即不复南，西河竟未偿躬进此书之愿。而朱熹升祀，昏老惧祸，至于自斧其书版，意亦良可哀矣！今西河全集所收书数百卷，独四书改错不敢编列，则谢山之言非无据也。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三有书毛检讨忠臣不死节辨后一篇，记西河为卢宜序续表忠记，卢宜卒，西河为之志墓，既而京师有戴名世之祸，西河急札卢子，嘱收其书勿出，又作此辨，并改其志墓之文，曰「卢之续表忠记，假予为序」。其畏祸反复之情，与白斧四书改错版事正一例，而当时清廷之高压严摧，所以影响于学术思想之自由者，亦可概见。

然则西河、潜邱，其博辨纵横傲睨自喜之概，读其书者，固见其呵叱先儒，讥弹前贤，上下千古，若无足置胸怀间，意气甚盛；而其晚节之希宠恋奖，俯首下心于朝廷圣天子之前，亦复何其衰飒可悯怜之相似耶！

[潜邱对理学之态度]然潜邱较谨饬，于宋人理学未敢轻讥，谓：「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长夜。」又曰：「周元公三代下之伏羲，程纯公三代下文王，朱文公三代下孔子。」或问：「子于宋儒理学，既若是推崇，而于其经学反多未合，何也？」曰：「近代奉宋儒经学者太过，而贬剥之者亦太过。间考朱子平生传注，所最得意者四子书，然多未尽；所拳拳属意不置者，仪礼经传通解，止成得一稿子。所以元黄楚望氏欲以近代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没身而止，盖以朱紫阳犹不足以当也。呜呼！岂易言哉？」札记卷一潜邱之意，仅欲以汉儒之博物考古，与宋儒之理明义精者相阐证，对宋儒义理，未敢异同，较之昆山「经学即理学」之语，固远为谦抑也。又曰： 

近代儒者有言，虽使游、夏复生，不能尽学、庸、语、孟之蕴奥……然犹幸有朱子注在。愚童而习之，长而遵之，莫敢异说……年满四十，甫敢出臆见，集众闻……或谓愚轻议先儒，愚曰：轻议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使圣贤之旨不明于天下后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已。札记序

然潜邱攻朱，只在名物考据，故后人谓四书释地，曲护紫阳，至于义理，固不变其遵信之态。故曰： 

近代文士，务博而不明理，好胜而不平心，未有过乎杨用修慎者也。[清儒反朱与明代文人之关系]杨用修生平，不喜朱子，遂并濂溪、明道、伊川、横渠、康节诸大儒，一一排诋，甚至以孟子为无稽，朱子为不识字。以不喜宋儒，遂并宋人之文章议论为繁冗，为不公不明，宋人之功业品行为不及前代。遂并宋帝王之统系为偏安，为似晋。尚可谓读书识字者耶？噫！亦可哀已！潜邱札记

是潜邱尚以为读书识字者不可背朱子，其考证之精，虽开以后汉学之先河，其对义理之见解，仍是传统旧见，并不得与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论相拟，无论以后戴东原诸人也。至其以反朱之说推源杨用修，全谢山似遵之，谓西河之学： 

其初年所蹈袭，本不过空同、沧溟之余，谓唐以后书不必读；而二李不谈经，西河则谈经，于是并汉以后人俱不得免。而其所最切齿者为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齿者为朱子。其实朱子亦未尝无可议，而西河则狂号怒骂，惟恐不竭其力，如市井无赖之叫嚣者。

谓西河承明代文士摹古之习而排宋，恐亦未是。夫潜邱以尊朱而斥阳明，西河以尊王而斥晦庵，此隐然犹是述朱、述王之见为之门户也。其时汉学考据，虽已确立基础，然尚未与宋学显然划界。清初反向古学之风，与明七子之提倡古文，固不能谓绝无间接之关系，然西河潜邱，同事考据，同治古经，而一排朱，一尊朱，则不得谓西河独是明代文士摹古轻朱之习气为之。惟潜邱见解狭，对理学实尠阐悟；西河才气豪，其攻驳宋儒性理之谈，虽未能出自躬行实践之所得，而笔锋所及，犀利悍铓，有使理学宿儒不能解脱，而亦时若有见道之言者。谢山谓「西河补诸生时，蕺山方讲学，西河亦尝思往听，輙却步不敢前。其后入施愚山幕，始得闻讲学之说；又由愚山得通于其乡先达姜定庵」。时浙东讲学之风未衰，姚江故里，乃良知学产地，西河非无所闻。[西河讲理学来历]邵念鲁思复堂集载：「康熙六年，董场请蕺山高第弟子张奠夫、徐泽蕴、赵禹功等集古小学，敷扬程、朱、王、刘家法，于是黄宗羲、宗炎、毛奇龄、蒋大鸣等皆挈其弟子自远而至。」东池董无休先生传而念鲁于七年见西河于古小学，谓其「抗言高论，出入百子，融贯诸儒，虽无所识知，已心仪而目注之」，谒毛西河先生书时西河年四十六。前三年，康熙四年，西河客庐陵，偕愚山讲学，归浙盖在七年、八年间，既预证人讲会，其论学推尊良知而斥晦庵，不能谓其绝无师友之渊源。惟西河逞才好怪，自言得学统于关东之浮屠所谓高笠先生者，其言荒诞，宜为谢山所乘；而谢山于西河亦未能刻划悉如其分，于西河讲学推尊王学良知一点，全部抹杀，乃谓其攻朱系少年慕为二李古文之熏习，又谓全得之于愚山，此亦末由得西河之心服也。又其后李恕谷从西河学乐，西河盖得闻习斋绪论，而西河好胜忌前，欲使恕谷舍习斋专己师，乃故斥习斋，谓「好言经济，缺于存养」，见恕谷年谱恕谷欲进习斋四存编，西河遽阻之。今西河论学，往往有近似习斋语，是西河隐取其说，而变易其貌，又阳弃之若不屑也。[毛西河与邵念鲁]念鲁以笃信良知，于康熙三十八年怀刺谒西河，自称门下，时西河年七十七矣。念鲁极推信西河，谓： 

「致良知」三字，实合致知存心一功，吾师直标宗旨，即今无第二人。

又谓： 

本朝大儒，如孙征君、汤潜庵，皆勤勤阳明，至先生而发阳明之学乃无余蕴。天下之人，或以微议朱学为先生病。窃见先生立身处家细行大德，无悖于朱子家法，特欲揭阳明一原无间之学以开示后觉，浅识之徒，拘于旧而未能入，又佐以时文，盛其焰而助之攻，遂以为左朱右王者有矣。

其盛推西河，乃谓：「立身处家细行大德，无悖于朱子家法」，若未为深知西河者。王昆绳与毛河右书，『文集卷八』亦谓：「颜先生逝，所恃高山之仰为斯道之依归者，舍先生更何人？」西河得时贤浮慕如此，固不能专怪念鲁一人也。全祖望鲒埼亭集答诸生问思复堂集帖，于念鲁颇轻视，谓其学究固陋。即两人对西河之态度，亦已绝殊。此后全氏集大行，思复堂不为众知，西河声光亦闇。及戴东原力攻朱子，后之治汉学者，乃始复及西河。阮元督浙学，为西河集作序，深致推重，揅经室二集毛西河检讨全集后序，文系焦里堂作，见鄦斋丛书里堂先生逸文中。又里堂读书三十二赞有毛西河圣门释非录，亦深致推许。书乃大行。[西河集之显晦]而章实斋又表章思复一集，谓史识出鲒埼亭上。然朱昀为念鲁墓表，详叙行事，而载师友渊源，不及西河，则实斋、二云尚为之讳也。及道、咸后学者，则并以东原、西河并讥今平心而论，西河制行，固未修饬，而其论学，伸王抑朱，于姚江、蕺山浙东一脉，不得谓全无地位。惟阳明良知，首重立诚，西河未透此关，即已根本不足称道，虽才气足以跨驾一时，尚不如考证所得，确有成绩，可不以人见废耳。故潜邱尊朱，已为随逐；西河伸王，亦是赶趁；均之非躬行实践，从自身自心打熬透悟，与同时黄、顾诸君子异矣。两无足取，可勿斤斤为之置辨也。 

潜邱西河辨古文尚书真伪

[阎毛两家之治学精神]今言潜邱、西河学术精神，实在考据而不在义理。潜邱考据之大者，莫过于辨古文尚书之伪。[阎以前疑古文尚书诸家]西汉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魏晋以来，绝无师说，左氏所引，杜预皆注曰「逸书」。东晋初，其书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颖达据以作正义，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唐以来无知其伪者，宋吴棫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相继抉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搜采未周。至潜邱乃引经据故，一一陈其矛盾之故，而古文之伪始大白。[阎辨古文尚书诸要点]所列论证一百二十八条，四库提要其精要者，谓： 

汉艺文志言：「鲁共王坏孔子宅，多得古文尚书，孔安国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传亦云：「逸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古文篇数之见于西汉者如此，而梅赜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数之不合也。详疏证卷一，言两汉书载古文篇数与今异

杜林、马、郑皆传古文，据郑氏说则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嗣征、典宝、汤诰、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称二十四篇，今晚出书无汨作、九共、典宝等篇，此篇名之不合也。详疏证卷一，言郑康成注古文篇名与今异

古文传自孔氏，后惟郑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传自伏生，后惟蔡邕石经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书「宅嵎夷」，郑作「宅嵎｛金截｝」，「昧谷」，郑作「柳谷」，「心腹肾肠」，郑作「忧肾阳」；「劓刵劅劅」，郑作「膑宫劓割头庶剠」，与真古文既不同。石经残碑遗字，见于洪适隶释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书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飨国百年，与今书五十九年异；孔叙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碑则以传序为次，则与今文又不同。然后知晚出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疏证卷二，言晚出书不古不今非伏非孔

故有明见西汉以前旧书所引而晚出书无之者，如言： 

古文伊训见三统历及郑注者今遗。疏证卷二

晚出泰誓独遗墨子所引三语为破绽。同上

古文毕命见三统历，以与己不合遗末句。疏证卷五上

诸条是也。有西汉、先秦旧书所引，东汉、魏、晋人皆目为逸书，而晚出书有之者，如言： 

左传、国语引逸书皆今有。

礼记引逸书皆今有。均见疏证卷一

诸条是也。晚出书既剽剟西汉以前旧书所引以为赝，而其来历犹可考，如言： 

大禹谟句句有本，泰誓、武成句句有本，袭用论语、孝经，袭用周易、尚书、毛诗，袭用周礼、礼记，大戴礼记附

袭用左传、国语，袭用尔雅，袭用孟子、荀子，袭用老子、文子、列子、庄子。目见疏证卷三，文全逸

诸条是也。且其剽剟行伪，有痕迹昭然，不难确指者，如： 

左传庄八年，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杜注以「皋陶迈种德」一句为逸书，「德乃降」一句连下文，乃左传语。今并误入大禹谟。

论语：「孝乎惟孝」为句，「友于兄弟」为句，今君陈篇误断为「惟孝友于兄弟」作句。

孟子引书：「傒我后，后来其苏。」「齐人取燕」章「傒我后，后来其无罚。」「宋小国」章本出一处，偶为引者所更易，今「后来其苏」窜入仲虺之诰，「后来其无罚」复窜入太甲中篇。墨子引仲虺之诰于非命三篇，上篇曰：「龚丧厥师。」中篇曰：「帝式是恶，用阙师。」下篇曰：「帝式是增，用爽厥师。」伪作古文者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师。」孔安国传曰：「爽，明也。用明其众，言为王也。」均见卷一

诸条是也。亦有证以史事而不合，知其为剽剟而误者，如言： 

泰誓有族诛之刑，为误本荀子。

周官从汉百官公卿表来。均见卷四

诸条是也。亦有律以文体而不类，知其为后世之语者，如言： 

五子之歌不类夏代诗。疏证卷五下

胤征有「玉石俱焚」语，为出魏、晋间。卷四

诸条是也。又如言： 

安国传就经下为之，汉武时无此。卷五上

汉金城郡乃昭帝置，安国传突有。卷六上

晋省谷城入河南，安国传已然。同上

济渎枯而复通，乃王莽后事，安国传亦有。卷六下

诸条，亦以同一方法证孔传之晚出。孔传既伪，则古文尚书之伪，亦可推也。又如言： 

史记多古文说，今异。

说文皆古文，今异。

安国注论语与今书传异。均见卷二

诸条，亦以先后所谓孔安国说者，其间有不同，证孔传之伪，亦间接证成古文之伪也。四库提要云：「史记、汉书但言安国上古文尚书，并无受诏作传之事，此伪本凿空之显证，亦辨伪本者至要之肯綮，潜邱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又按论语孔安国注，其实亦伪，潜邱亦未见及。凡潜邱所以证古文之伪者，大具如是。而其书繁称博证，反复厘剔，原原本本，有条有据，洵足以祛千古之大疑，而立不败之定谳。提要推之，谓「考证之学，未之或先」，洵不虚也。

[提要评疏证体裁未善]然又谓：「其书编次先后，未归条理，盖犹草创之本，其中亦有未核及疏略处。而诸条之后，往往衍及旁文，动盈卷帙，盖虑所著潜邱剳记或不传，故附见于此，究为支蔓。又前卷所论，后卷往往自驳，而不肯删其前说，虽仿郑玄注礼先用鲁诗后不追改之意，于体例亦究属未安。」而余考潜邱此书之可讥，实有不仅于此者。[关于今本疏证阙文之研究]其书先成四卷，黄梨洲为之序；后四卷又次第续成。而今第三卷全卷凡十六条并缺，前九条存其目，后七条并目无之；又第二卷缺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条皆有目；卷七缺一百二、一百八、九、十，四条；卷八缺一百二十二至二十七，六条，并皆无目。提要谓是「若璩没后传写佚之」，惟其所佚诸条，有并目而佚者，有其文虽失而条目仍存者。若今疏证目录一百二十八条，由潜邱生前自为，则不应卷中佚其文，而目录并佚其条下之目也。[若传写佚之不应目文并失]若今疏证目录一百二十八条之目，并是潜邱后人刻其书者按文所加，则如卷三诸条原文已佚，亦无从独存其目矣。依理言之，疏证原目，应出潜邱亲笔，则何以卷中所佚，目即不存；卷中所有，目并无恙？窃疑潜邱当时，本未有文，非卷中佚之，乃虚张其目耳。[潜邱生前疏证不应有佚]疏证卷一记苏东坡宿海中，以所撰易、书、论语自随，世无别本，祷天求济；自称癸亥秋康熙二十二年，潜邱四十八岁北上，携疏证第一卷定本，泊舟武进郭外，舟忽覆，谓当邀东坡例以济。又称第四卷成时，别录四本，一寄太华山顶王宏撰，王宏撰山志二集，黄州叶封序，在壬戌。志有尚书一条，历引方密之子方素北辨古文尚书语，尚在阎书第一卷成书前。王与阎父友善，而论辨伪古文不及阎，是方辨古文，犹前于阎。阎书成，欲藏之王，亦由王平日曾称述古文之伪而阎闻之也。一寄罗浮山屈大均，所谓「藏之名山」；其二本则寄千顷堂、传是楼主人宦长安者，又所谓「副在京师」也。潜邱生前重惜其书如此。又恐所著剳记或不传，仍复写入疏证。其子咏所为行述，载潜邱没命，余书未刻者，当兢兢典守，不可妄改一字，以待传者。及其后四十年，其孙学林始刻于淮安，自谓「求刻此书，忧思徘徊无所措手者已二十年」。潜邱有子有孙，皆知爱谨先书，疏证虽称未成之书，然实潜邱毕生最大著述，不应四十年中即传写多缺。[潜邱身后疏证稿亦不应有佚]今观卷三所缺各条有存目者，如： 

第三十三言大禹谟句句有本。第三十四言泰誓、武成句句有本。第三十五言袭用论语、孝经。第三十六言袭用周易、尚书、毛诗。第三十七言袭用周礼、礼记。大戴礼记附第三十八言袭用左传、国语。第三十九言袭用尔雅。第四十言袭用孟子、荀子。第四十一言袭用老子、文子、列子、庄子。

其内容多已分见于今存诸卷。疑潜邱疏证，虽前四卷先成，后或复多增易，今卷三各条，或已散并其文于他卷，故遂空留其条目；其并目而缺者，潜邱当时或本有此条，及后削去，以所论不足存，故并目灭之，而仍留其条数，未及更定。然则今卷三一卷全佚，亦由其文全已散入他卷，或削去不留，非由潜邱身后之俄空也。[以疏证阙文证其书乃潜邱未定稿本]否则何以佚其文又并佚其目，而其文之全者其目必存，有如是之巧哉？张穆｛殷－殳｝斋文集卷四，沈果堂钞尚书古文疏证五卷本跋：「此本五卷，凡四册。第三卷仍缺。其第二册无篇第之数。以今本自校之，自第十七题至第二十八题，沈钞本同。以下言古人文字多用韵篇，今本为第七十四；言古人字多假借篇，今本为第七十五，而钞本第五卷又皆有之，次亦与今本同；言书小序篇，今本为第一百五；言书大序篇，今本为第一百七；言朱子未及疑安国传篇，今本为第一百十四；言孔安国从祀篇，今本为第一百二十八。盖全书规模，约略已具，此后但触类引申，错综整比之耳。」今按：是书五卷四册而缺卷三，是一册为一卷也。钞本在第二册，而今散入下四卷者凡七题，而今本卷三缺题恰恰为七，明见此七篇本先成在前四卷，后乃改散入后四卷中也。此七篇既改散入后四卷，而前四卷篇第之数未改，第五卷篇数即续四卷篇数而下，故前四卷乃缺其七题。此证阎书前四卷本无缺，由散入后四卷而遂若有缺。又阎书每卷十六篇，八卷共百二十八篇，显见有意为之，其题阙者，实多本无其文也。又阎书第一卷、第四卷皆有跋，二、三两卷无之，窃疑沈钞本第二册，即是阎书第二、第三卷原稿耳。又按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六，古文尚书疏证跋，谓「疏证五卷，世鲜传本」。杭氏得见第一卷及四、五两卷，凡八十篇，自十七以迄四十八，竟无由获睹。当时阎书第二、第三卷，多所改定，故传于世者特少，亦据此可见。然则潜邱虽不欲示人以璞，而其书草创之迹不可掩。又其矜多炫博之情，仍自与其所以驳正黄、顾者，见解不殊，潜邱之博正足以见潜邱之陋也。

江藩汉学师承记载顾千里言，亭林初刻广韵，校刊姓氏列受业阎若璩名，而若璩书中不称亭林为师，疑亭林没后背之。张穆潜邱年谱为之辨，是矣。[附辨梨洲授书随笔]余观全谢山为梨洲神道碑，称有「授书随笔一卷，则淮安阎征君若璩问尚书而告之者」，江藩师承记因之，钱林、王藻、李元度所为传均同。朱竹垞经义考，有黄宗羲书经笔授二卷存，无序说，书名卷数均异，盖亦得之传闻。清史艺文志作三卷。而其书亦有可疑者。考梨洲年谱，于他书著作年月率详列，而此书独不着。即梨洲所为尚书古文疏证序，见南雷文约亦仅谓「淮海阎百诗寄尚书古文疏证四卷，属余序之。余读之终卷，见其取材富，折衷当，而继以论大禹谟『人心道心』十六字，谓得吾说而存之，于百诗之证，未必无当」，亦无一语道及笔授尚书事。潜邱为南雷黄氏哀词，则谓「余闻先生名也久，而知先生爱慕我，肯为序所著书，许纳我门墙，以聂双江师事王文成例，拜哭称弟子」，亦不及授书一字。今疏证卷六上引「黄宗羲，字太冲，亦今知历法者」云云，与旁引并世诸人等耳，不见有所谓授书者。即南雷三集，载当时问学书伙矣，亦无潜邱问书事。潜邱子咏所为先府君行述，且谓梨洲见疏证而奇之，叹曰：「吾一生疑团见此尽破矣。」若梨洲真有授书事，咏亦不敢伪造此说于行述，以来其时不满于其父辨伪者之口。且又问书在初成四卷之前，梨洲序决不如此作；若在四卷后，潜邱引并世诸人如胡朏明、姚立方语皆甚详，于梨洲不应没其授书事，而仅云「黄太冲今人知历」也。余疑潜邱哀词有云：「下逮小子，有书一卷，古文疏证，悉剪讹乱，远蒙嘉赏，赐序以弁，如此穷经，经神重见。」所谓「小子有书一卷」者，即指古文疏证，其「翦讹乱」，乃潜邱自诩翦昔人之讹乱也。岂当时乃误会文旨，谓梨洲有一卷书为潜邱悉翦疏证之讹乱乎？若果如是，以潜邱之矜才自负，不肯坦白云尔矣。谢山去梨洲、潜邱不远，而已有此误传，何也？要之梨洲授书，与受业亭林同一不可信，因为附辨于此。

尚书古文之伪，昔人疑者已多，非潜邱首创。然潜邱为疏证，当时颇招疑怪。其竭力与潜邱辨者，为毛西河。[毛西河之古文尚书冤词]西河好胜，仗其才辨，不欲人之得美名以去，而求以出其上，于是乎有古文尚书冤词。古文之伪，已成不诤，西河辨之虽力，皆费话也，然西河冤词虽不足重，而其所以为冤词，则颇有可记者。[西河考证学得自潜邱]全谢山为西河别传，谓：「西河亡命游淮上，得交阎百诗，始闻考索经史之说。」何秋涛又为之证，谓：「西河四十以前，未见潜邱时，率以赋诗、填词、选制艺、评传奇为事。集中经解，虽卷帙繁重，实皆归田后作。自言二十余岁时已作续诗传，遭兵燹失其稿，然世亦未有见者。鸟名一卷仍归田后所成，托之早岁剩稿耳。白鹭洲主客说诗，成于愚山署中，西河经解之最早出者也，中多引潜邱说，时方与潜邱订交也。则谓西河考证之学，得自潜邱，良信。又潜邱初成疏证寄西河时，西河贻书祇争书中朱陆之辨，而不及古文真伪，是其时于壁经源流，尚未细考，迨李刚主以尚书非伪之说进，而冤词始作。始末详其再与潜邱书中。[西河初见阎疏证时之态度]可见西河固心折于潜邱，而必欲强与争胜，此其所以为西河也。」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九谓：「毛氏古文尚书冤词，其意不过好与朱子为难。若朱子无疑伪古文之说，则必于当时诸家，有水乳之契矣。」此亦一说。秋涛之说如此。余又考潜邱癸酉游西泠，西河介姚立方与相见，则其时西河于古文之伪未持异议可知。[西河着冤词之动机]及后四年丁丑，恕谷始来杭，见西河、立方，又与桐乡钱晓城辨，屡以古文非伪之意告西河。又二年己卯，恕谷过淮上，见潜邱，乃云「毛先生有新着」，则西河成冤词在戊寅、己卯间也。西河与黄梨洲论伪尚书书：「近保定李恕谷来，与桐之钱生晓城辨古文尚书真伪，并来取信。仆向虽蓄疑，然全不考及，今略按之」云云，则秋涛之言定信矣。而潜邱见西河冤词，乃曰：「伪古文尚书甚难而实是，不伪古文尚书甚易而实非，人将从易而非者乎？抑将从难而是者乎？此余所以不与毛氏辨，而但付之闵默尔。」又曰： 

何休好公羊学，着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康成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余谓此自是学海远逊经神，故云尔。若在今日，岂其然？札记

张穆潜邱年谱所举谢山谓「西河得交阎征君，始闻考索经史之说」，即此引何邵公语亦可微会。今亦不事琐琐为两人争上下，要之当时考证家于自己德性多有未修，西河恃才而肆，病乃益彰；而潜邱生平，轻诋时贤，独置毛氏冤词于闵默，亦无怪杭氏以才怯致讥也。

[两家辨古文尚书之另一公案]而余谓潜邱、西河两人辨尚书真伪一案，其间犹有可说，而为谢山、堇浦、愿船、石州诸人所未及者。余读西河冤词，其间历引朱熹、吴澄、郝敬、梅鷟诸人之说以为辨。又有称「甲曰」、「或曰」者。「甲曰」即指桐乡钱晓城，本与李恕谷辨尚书古文真伪，恕谷著书一卷示西河，西河为恕谷所误，乃继起与潜邱辨，而恕谷与晓城所辨亦采录西河冤词中，故称「蠡吾李塨有与桐乡钱甲辨词，并载于此」也。「甲曰」既得其人，「或曰」亦可推，盖均以并世，故讳其名，而「或曰」实即潜邱也。[寃词中或曰乃阎说之证]姑举一例证之：如冤词卷四引梅鷟曰：「大禹谟，伪书也。左氏庄八年引夏书『皋陶迈种德』乃书词，『德乃降』三字乃庄公自言，今乃连袭其文，以鲁庄语为书词，此非伪乎？」或曰：「左传『降』音『杭』，与古文音『绛』迥然不同。」此条见阎氏疏证卷一第九，潜邱盖本之梅鷟，而「『降』音『杭』」则潜邱自为说也。然潜邱此条并不明引梅氏，阎书议论与梅氏同者极多，而多不明引。张穆年谱：「顺治十八年辛丑，潜邱年二十六，从兄泂成进士，改旌德县知县。」疏证卷一：「余着此未匝月，而从弟从旌德归，授余以县志。有县人梅鹗百一者，正德丁丑进士，未仕卒，选述颇伙，亦疑今古文，亦谓『人心道心』本出道经，与余向辨君陈事相类。」卷二又云：「弟自旌德归，授余以县志。」疑潜邱当早见梅书也。西河则夺其分别左传引书及庄公语归之梅，而别出「音杭」一义着之「或曰」，亦隐以攻潜邱。即此推之，知冤词中「或曰」即对潜邱发。故西河冤词八卷，本为与潜邱兴难，而顾无一语明及潜邱也。今以冤词中「或曰」诸条，校之潜邱疏证，明其的是一说。而复有冤词「或曰」云云，今疏证中不见说者，余疑此由西河据所见疏证而驳，及潜邱见冤诃，见其说有据，乃还灭己说，今疏证八卷有缺文并缺其条目，而犹留其条数者，殆即是也。[今本疏证有阎氏见寃词后改定处]于是去瑕汰弱，更为不可胜，潜邱之智亦狡矣！故西河之驳阎说，没其名字而称「或曰」固是轻薄，而潜邱亦没其所攻驳，遂欲使我书无不是，毛说无足取，亦非从善服义之公心也。[两家著书之不德]今考西河冤词卷四有云： 

[检举实例]或曰：序云：「承诏作传，传毕，会国有巫蛊事，不复以闻。」此则伪也。何也？以安国未尝遭巫蛊事也。按：汉武帝纪征和元年巫蛊起，而史记一书则终之太初之年，其自序有云：「述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是也；乃史记世家已云：「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则在太初年已无安国其人矣；乃自太初至征和相去八年，中间越天汉、太始三号，而后巫蛊起，而谓安国遭巫蛊事，信乎？[此一节乃西河着冤词前所见疏证原文]

此处所引「或曰」，盖亦潜邱说。西河之辨，谓安国遭巫蛊事，非大序私言，汉艺文志、儒林传、荀悦汉纪、刘韵移太常博士、隋书经籍志皆然，史记亦不终太初，其记天汉、太始事，历历可指，即征和巫蛊事亦在在有之。又引： 

或曰：此褚先生所增文也。吴中陈仁锡刻史记，凡列传遇巫蛊事，皆注曰褚先生所续。若年表至太初以后，则直删之，而未之闻也。[此亦然]

西河之冤词则曰： 

[此一节乃西河据其所见疏证而加驳难]此则焚书矣。夫欲攻古文而间辟孔序，已属波及；而乃辟孔序不已，竟致改史记以实己说，则凡书俱危矣。夫褚先生……所增补……大抵史公自序中有其目而无其书，如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诸传……并无增续一二句者。且诸列传中，其及巫蛊事，皆连翩之文，前后一片，未能割方幅而缀当中也……又况史记全书多征和事，虽无巫蛊字，而其事实在巫蛊之后。……自序不又曰「于是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一乎？……而实则史记之作在天汉后。自序又曰：「又七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始喟然」云云，而班氏作司马迁传复改七年为十年……则当在征和之前，太始之后……夫谓史记为讫于太初者，自序也；谓史记为终于麟止者，亦自序也，谓太初之后又七年而遭患难，始发愤作史记者，亦自序也。……史记不必终太初，安国虽早卒，不必不死征和之后……盖从来毁尚书者，自朱、吴以后，历元迄明，皆信口聒聒，惟此为读书人所言，而一举不胜，即思易他文以实己说，则又无赖强暴所不为矣。故此一节，虽只攻书序，而实刻于攻古文者之用心，好学者当慎思之。

西河此条，谓「惟此为读书人所言」者，「读书人」即指潜邱也。潜邱以读书人自诩，谓：「发未燥即爱从海内读书者游，自牧斋、亭林、梨洲卒，而海内读书种子尽。」潜邱目无余子，而不意触西河之怒，西河即反唇相稽，目潜邱为读书人，盖潜邱历举海内读书人不及己，故以此泄愤也。故西河与潜邱书有曰： 

[此据读书人一词证前引冤词一节定指阎百诗]某向不惬伪古文一说，宋人诞妄最叵信，及惠教所著古文尚书疏证后，始怏怏，谓此事经读书人道过，或不应谬，遂置不理。寄潜邱古文尚书冤词书

此明指潜邱为「读书人」之证也。史记究讫何时，至今无定论，惟考匈奴传李广利降匈奴，事在征和三年，显出史公手笔，则谓其它诸传事出太初后即系后人增补，自属勉强。然辨晚出古文真伪，此非要点。西河洋洋博辩，谓「此一节虽祇攻书序，实刻于攻古文者之用心」，此谓乘瑕蹈隙，避坚攻脆，乃兵家之诡谲，非辩难之正宗。然今考潜邱疏证，并无西河冤词「或曰」云云，而谓： 

[此一节乃今本疏证转驳毛氏冤词之语]司马迁亲与安国游，记其蚤卒应不误。然考之汉书又煞有可疑者。儿宽传：「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补廷尉文学卒史，时张汤为廷尉。」案：汤为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传：「天汉后，孔安国献古文书，遭巫蛊之难未施行。」案：巫蛊难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汉制，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则为之师者，年又长于弟子。安国为博士时，年最少如贾谊，亦应二十余岁矣，以二十余岁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献书，即甫献书而即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谓「蚤卒」乎？疏证卷二。按：安国由博士为谏大夫，官至临淮太守。谏大夫初置，在元狩五年，见百官表；临淮郡，元狩六年置，见地理志；下距征和巫蛊尚二十六年。

则正针对冤词「安国虽早卒，不必不死征和后」一语而发，本为冤词难疏证，今转成疏证难冤词。又疏证并不主史记定不及征和事，只安国决不及征和年耳。若西河先见疏证此条，决不再送「安国虽早卒，不必不死征和后」之难。且若疏证并不主史记凡及征和者皆伪，则西河为冤词，岂有为疏证凭空捏造一说，加以驳辩，而又亲致其人以自白其凭空捏造之无赖？西河虽甚愚不出此。故知冤词所引，乃西河所见之疏证，而今疏证所载，则潜邱见冤词后改为。其事昭昭，虽不可以确指，而实可以微辨也。[阎氏见毛书后自改疏证旧说之铁证]夫书经他人驳正，或自悟其失，灭而不存，此乃著述通例，不足为病，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谓：「日知录初本第八卷『九州岛』二则，因阎百诗驳正，今刻全本日知录不载。」又全谢山经史问答，谓：「亭林初刻日知录八卷，有『七七之奠本于易七日来复』一条，及晚年复位则芟之，盖自知其失也。」潜邱札记亦谓「汪氏琬临没，删其稿为尧峯文钞，为余所驳正者，悉刊以从我；有驳而未及闻之彼者，承讹如故。」是亭林、尧峯两人，亦皆曾得潜邱之驳正而自改其稿者。

而余观潜邱之于疏证，则有不得以是为说者。疏证又云： 

余尝疑安国献书，遭巫蛊之难，计其年必高，与马迁所云「蚤卒」者不合。信史记「蚤卒」，则汉书之献书必非安国；信汉书献书，则史记之安国必非蚤卒。然马迁亲从安国游，记其生卒必不误。窃意天汉后，安国死已久，或其家子孙献之，非必其身，而苦无明证。越数载，读荀悦汉纪成帝纪云：「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于「安国」下增一「家」字，足补汉书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序所谓「作传毕，会国有巫蛊」，出于安国口中，其伪不待辩矣。疏证卷二

今观冤词辩安国未必不及巫蛊事，历引汉书艺文志儒林传及荀悦汉纪诸书，则其时西河所见疏证，尚未有此条也，故西河历引诸书而曰「安国不必不死征和后」。今疏证重据汉书儿宽传推断安国定死征和巫蛊前，乃即据荀悦汉纪谓古文尚书乃安国家所献，非安国亲献。此汉纪一语，明是潜邱读西河冤词后所悟，利矛坚盾，逐步鬬杀，遂得奇采。然潜邱灭其己之前说，而谓「夙疑如此，苦无明证」，又谓「越数载读汉纪」云云，全不肯认是见西河冤词后所追改，则又何也？又按：朱竹垞经义考卷七十六孔安国尚书传下按语，辨安国生卒及其家献书事，措语亦似未见今本阎氏疏证。其引「或曰」，即毛氏说；其证「安国卒征和前」论证，不如今本疏证之精，而云「安国家献」，则与阎今说同。以文长，不具录。

夫学者舍己之短，从人之长，正是美德。且潜邱自谓：「古人学以年进，晚而观书益博，然于前此所注述，有及迫改者，亦有不复改定者。」疏证卷一又自谓：「尽心郑氏之学，慕其先后异说不复改定，以见学以年进之盛。」且今疏证八卷历引同时朋好商订讨论之言伙矣，独于西河冤词不及一字。而凡西河冤词所辨，潜邱认为己说之误者，则没其前说，改造新论，不复效康成「不复改定」之美，亦不着得见西河冤词舍己而从之真，顾曰：「此余所以不与毛氏辨，而但付之闵默尔。」则潜邱之所以不与毛氏辨而卒于闵默者，实其为辨之术益精益巧，而西河于是乎乃真得其冤矣！何秋涛有言：「西河固心折于潜邱，而必欲强与争胜，此其所以为西河。」又曰：「西河之于阎、姚立方固所心折，而必攻之者，则其强项之习，务与人争名耳。均见张穆阎潜邱年谱卷三今比观疏证、冤词两书，两人之所以辨尚书古文真伪者，知潜邱亦未尝无所心折于西河，而顾深隐严讳，而曰「付之闵默」，此其争名好胜之心，亦何以异？而堇浦仅以才怯讥之，亦正为潜邱所笑矣。故自此后汉学家考据言之，则尚书古文真伪，潜邱是而西河非，已成定论；自宋、明以来理学家所谓心性义理言之，则两人之著书相往复，皆有可讥，均不得为学士之雅度也。[考据家之不德]余之辨此，亦非好为掎摭，多毁前贤，良以此后汉学家一意考订，而于心性义理，容多忽略，类此之事，数见不尠，学者之不德，其事影响于学术，即逮近世，时贤蹈其病者，亦复时有；故特发之于阎、毛两氏之为汉学开山者，非敢以薄前贤，乃所以勉今贤也。

[姚立方]与潜邱同时辨尚书古文之伪者，有姚立方。疏证卷八称： 

癸酉冬，薄游西泠，闻休宁姚际恒，字立方，经义考作钱塘姚善夫闭户著书，攻伪古文。萧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偁也，按：廖偁见欧阳修居士集卷四十三廖氏文集序日望子来，不可不见之。」介以交余，少余十一岁。出示其书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与梅氏、郝氏同；得则多超人意见外，喜而手自缮写，散各条下。

惜其书已不传，惟疏证所引，可覩片爪而已。[姚氏著述]姚着九经通论，今惟诗经通论有刻本；又小戴礼散见杭大宗续礼记集说中；仪礼、春秋有传钞本。春秋已残，余均在顾颉刚处见之。又着庸言录，杂论经史理学诸子，末附古今伪书考。今惟伪书考传世，庸言录亦不可见。钱林文献征存录称其「谓周、程、张、朱皆出于禅，其说本于颜元」。考立方与恕谷相见，在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立方年五十一，时已著书经及仪礼，就质于恕谷；仪礼通论自序在康熙三十八年，则见恕谷时尚未成书。其与潜邱相见，尚在前四年，立方年四十七，而潜邱见其辨伪古文者亦已有书十卷。武林道古录称其： 

少折节读书，泛滥百氏，既而尽弃词章之学，专事于经。年五十，曰：「向平婚嫁毕而游五岳，余婚嫁毕而注五经。」遂屏绝人事，阅十四年而书成，名曰九经通论。

谓自五十后始注九经，未为得实也。立方卒年无考，据道古录，知其当踰六十四岁。春秋通论序在康熙四十六年，姚年六十一至庸言录所论「周、程、张、朱皆出于禅」，其议论是否出之颜、李，亦不可知。[姚与颜李]时浙人如陈干初、潘用微、毛西河皆排击朱子，立方辨伪，深以未见陈干初辨大学为憾，则其风声相摩，意气相通，固当在彼不在此。浙东王学流变，自有此一派，虽梨洲岩岩，晚岁亦不免折而同归，其议论颇有与北方颜、李相会通者。故余论颜、李，谓其近王，而征存录所谓「立方庸言本之习斋」者，转或不必然也。

同时桐乡钱晓城，着壁书辨伪、中庸辨、孟子疑义诸书，已见颜、李两传。[冯山公]又钱塘冯景，字山公，为淮南子洪保二卷，攻伪古文，而与潜邱议论相异，又驳潜邱四书释地十事，时谓几于潜邱之驳亭林日知录也潜邱颇致讥诮。谓： 

可惜所凭据在逸周书、穆天子传，又可惜在家语、孔丛子、伪本竹书纪年，尤可惜则在鲁诗世学、世本、毛诗古义耳。真谬种流传，不可救药，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札记卷五与刘超宗书

又云： 

洪保主人亦云信古文非真，所论断者他语耳，正恐信亦不透。同上

今洪保收解舂集八、九两卷，其文亦为章实斋所讥，[淮南洪保辨]谓：「其中无所得，而全务矜张夸诩，类于趋风好名者之所为。」章氏遗书，淮南子洪保辨是山公助阎，与西河驳阎，事异意近。又杭世骏为冯景传，称：「毛着古文尚书冤词，景益所未备者五事。」今西河集有复冯山公论太极图说古文尚书冤词书一首，有云：「至若古文尚书之冤，凡能救正，即是圣人之徒，况直穷隋志，抉致误之由，尤得要领。」是山公见西河冤词，似为所动，潜邱所谓「信亦不透」，非无征也。

[程绵庄]潜邱稍后有程廷祚绵庄，本歙人，迁江宁。少时见西河古文冤词，作冤冤词攻之，既删定其稿为晚书订疑，又推拓之，别成尚书通议二十卷。其书未见绵庄闻颜、李学于恽鹤生，康熙庚子，恕谷南游，绵庄屡过问学。康熙五十九年，绵庄年三十读颜氏存学编，题其后云：「古之害道出于儒之外，今之害道出于儒之中。」推习斋为五百年间一人。谓「其势难于孟子，而功倍于孟子」，尊信之如此。又说论语「克己复礼」一节谓： 

恕谷云：「圣门惟重学礼，宋儒惟重去私。学礼则明德、新民俱有实功，故曰「天下归仁」，去私则所谓至明至健者，只在与私欲相争，故履中蹈和之实事，绝无一言及之，去圣经之本指远矣。」蒙按：去私欲即孟子寡欲之说，不可谓非圣贤所重，然以为克己正解则不可。且天下之为仁礼害者，又岂惟私欲哉？凡性质之过刚过柔，与智识之浮游昏塞者，均足为害，而目曰非礼，则举在其中，非私欲之所得而尽也。

又云： 

「天理」二字，始见于乐记，犹前圣之言天道也。若大传之言理，皆主形见于事物者而言。故「天下之理」、「性命之理」，与「穷理」，与「理于义」，皆文理、条理之谓，无指道之蕴奥以为理者。宋人以理学自命，故取乐记天理、人欲之说以为本原。至此章夫子分辨礼与非礼以告颜子，乃唐、虞以来教学之成法，实有所事，而与言浑然一理者不同，集注自不应混以乐记之说。岂诸君子于夫子言礼而不言理之故犹不能无疑也与？论语说

此两条措辞虽简，含义则富。谓理只作条理解，此后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自矜创获，而颜、李、毛诸人及绵庄皆已言之。谓「害仁礼者岂惟私欲」，其语尤精。惟性质之过刚、过柔与智识之浮游昏塞者皆足为害，故去私欲虽亦当重，而其事决不止于去私欲。后戴氏以去私、解蔽两者为说，亦与绵庄说近。至以「礼」代「理」，尤为戴氏以后传学者所乐道，如凌廷堪、焦循、阮元其着也。惟绵庄在当时，能推服颜、李，而陷于尊信古文尚书，既通考证家法，又能识宋儒长处，青溪集卷三汉宋儒者异同论、卷九与刘学稼书、卷十上雷翠庭督学论宋儒书两首，皆能为汉、宋持平，而议论得其大体，并无颜、李矫枉之论，亦不入惠、戴门户之习。则尤为通识可贵也。再上雷公论宋儒书有云：「经学之弊，在于专门，欲以一师之言箝天下之口，何异于指一目所见而以为周天之径也。」此意尤足为嘉、道以下公羊今文学者作针砭矣。

与绵庄同时稍前，辨古文尚书之伪者有惠栋定宇，着古文尚书考。自称先已为辨，在甲寅以来，雍正十二年嗣见阎氏书，乃在癸亥，乾隆八年时阎书尚未刻。程绵庄始见疏证在丙子，亦已先成订疑四年矣，因别为尚书古文疏证辨，志其异见。文在青溪集卷四是皆所谓不谋而合者。自此尚书古文之伪，几于定论，盖非一人之力所能强，而一人之智亦不足以尽其蕴。故先乎潜邱者远自南宋，而继起者亦往往所获超潜邱上，今则推辨古文尚书之伪者必先潜邱，身后之名各有其遇，而西河之强争急辩无与焉。然潜邱以辨古文尚书益推朱子，西河以攻朱子因护古文，其后戴学大盛，西河遂重以攻朱见推，阮、焦两人，于西河集鼓吹颇力，西河亦终得其身后之名。以两人之才辨，各务于好胜喜誉，盖亦均可以无憾也。

[胡朏明]与潜邱同时交好最密，以考证称者有德清胡渭朏明，别字东樵。生明崇祯六年，卒清康熙五十三年，年八十二与潜邱及常熟黄仪子鸿、无钖顾祖禹景范生明崇祯四年，卒清康熙三十一年，年六十二同客徐干学家，协修一统志。潜邱为四书释地，东樵有禹贡锥指，子鸿为水经注作图，于舆地之学皆有述作。[顾景范]而宛溪顾景范别号方舆纪要百二十卷尤杰出。其书据正史考订地理，于山川形势险要，古今用兵战守攻取、成败得失之迹，皆有折衷。宁都魏冰叔推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以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抄并称。然论者犹颇嫌李书之不得相鼎足焉。东樵又有易图明辨，论者谓出梨洲兄弟及西河诸人上。其洪范正论，于「汉儒附会之谈，宋儒变乱之论，一扫廓除」。提要语而谓「汉人专取灾祥推衍五行，穿凿附会」，又后之盛尊汉儒者所未知也。禹贡锥指亦列宋、元、明诸家说，当时汉、宋疆界未判划。胡氏又有大学翼真。鲁曾燠序正论，谓：「古经之厄，莫甚于大学、洪范。改古本大学，极于宋而衍于元；改古本洪范，极于元而胚胎于宋，皆经之阳九、百六也。先生所著翼真、正论，综核异同，皆因其当因，革其当革。」翼真颇宗朱子，时风尚已崇考订，而尚未显分汉、宋，胡氏亦其间一过渡之人物也。

然诸人读书虽博，考古虽勤，要皆受豢于贵宠，一志于文字。朝廷之鸿博，与夫卿相之馆职，皆足以羁縻而牢笼之，其意气远非梨洲、亭林、船山、习斋之比矣！朏明虽未膺鸿博之选，而晚年以禹贡锥指进呈御览，得殊宠，尤为一时艳称。详胡会恩锥指纪恩。又戴褐夫禹贡锥指序『文集卷四』：「车驾南巡苻，临幸浙西，胡君匍伏道左，恭进是书，并献颂一篇。天子览之称善，赐膳，赐御书诗扇，赐御书匾额。一时士人喷啧叹羡以为荣。夫以布衣之上，幽隐伏匿之儒，耆艾之老，山泽之癯，皆得以其所业上达天子，褒宠并加，恩赐备至。仰见我皇上右文之至意，砺世磨钝，鼓舞激劝，真有超出前古者。天下之士，其孰不奋袂而起，思其出奇，以求得当？行见博学好古之士，立言之家，接踵而出，润色太平，不独胡君一人之荣遇而已。」此文乃褐夫代当时朝士作，真能道出一时学人心理及将来学术变化趋势也。惟宛溪最深心，三藩起事，宛溪弃家南游，欲藉手耿氏，不得志而归。宛溪南游事，详国风半月刊四卷十期胶山黄氏宗谱选录其撰方舆纪要，备载山川阨塞，详论南北兵事强弱形势，盖以待时变。所为自序，于宗国之痛，尤流露不自禁。寄食书局以成其业，而确然不仕，犹守志节。徐狷石最善之，曾有事欲就商，会宛溪在徐干学馆中，狷石徘徊门外不入，适宛溪从者出，因以告，乃得见。干学闻之，亟遣人出迎，则狷石已解维疾去矣。全谢山题徐狷石传后。姚椿通艺阁文集卷五顾处士祖禹传，略谓：「徐干学修一统志，开局包山，知祖禹精地理学，固延之，三聘乃往。书成，将列其名上之，祖禹不可，至于投死阶石，始已。」宛溪客徐家久矣，不俟洞庭设局时。姚说固误，要亦知宛溪之节概矣。[顾景范与徐狷石]故自狷石一转而为宛溪，自宛溪再转而为朏明、子鸿，自朏明、子鸿又转而为潜邱、西河，出处之间，逐步推移，如走峻坂，陵夷及于平地而止。当身者不自知，而地维既绝，天轴亦折，无论潜邱以读书人自负，西河以读书人相轻，要之同为读书人，别成一种风气。学者心术之变，而学术人才全非故昔，亦余所谓可悲而可畏之一例也，故以并着于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