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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管子之初政

凡大人物之任事也,必先定其目的。三日于菟,其气食牛;江河发源,势已吞海。欲以小成小就而自安,未有不终于失败者也。管子者,以帝国主义为政略者也。虽然,当其初返国也,齐之危乱,岌岌不可终日。既若彼,使魄力稍弱者,以为当此危局,苟还定而安集之,固非易矣!而逞暇更有所冀?譬诸今日之中国,虽好为大言者,未有敢邃侈然以帝国主义为救时之不二法门也。而管子乃异是。

(《大匡篇》)管仲至,公问日:“社稷可定乎?”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日:“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请。君日:“不能。”管仲辞于君日:“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日:“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日:“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

昔克林威尔当长期国会纷扰极点之后,独能征爱尔兰,实行重商主义,辉英国国威于海外;昔拿破仑当大革命后,全国为恐怖时代,独能提兵四出,蹂躏全欧,几使法国为世界共主。盖大豪杰之治国家,未有不取积极政策而取消极政策者也。若管子者,诚大国民之模范哉!

虽然户管子非卤莽以图功也。其目的在极大极远,而其手段在极小极近。桓公欲修兵革,管子不可,曰:“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其民。”(《大匡篇》)桓公颔之,而未能行也。齐政弥乱,死亡相杀者踵相接;伐鲁伐宋,衄师而归。鲍叔忧之甚,日夜督责管仲。管仲曾不以为意。

(《大匡篇》)鲍叔谓管仲日:“异日公许子霸,今国弥乱,子将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诲,姑少胥其自及也。”鲍叔曰:“比其自及也,国无阙亡乎?”管仲日:“未也。国中之政,夷吾尚微为,焉乱乎?尚可以待。外诸侯之佐,既无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

 盖管子深知桓公之为人,以纵为擒,然后可得用也。如是者数年。

管子日:“骤令不行,民心乃外。”(《版法篇》)此言可谓知治本矣!盖国民根性久习于腐败者,欲突然革之,匪特功不易就,而流弊且往往无穷,变法之所以贵有次第也!管子之迟迟其布政者,谅不徒为桓公也,而亦为齐国之民。《戒篇》云(《管子》篇名,次在第二十六):“早年教人,四年选贤以为长,五年始兴车践乘:”大政治家将有事于国,必先从事于国民教育,造成一国之舆论,使民服其教而安其政。然后举而措之,孔子所以贵信而后劳其民也。管子其知此矣!

桓公既相管仲,自举其短,日好田好酒好色。管仲曰:“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人君惟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亡众,不敏不及事。”(见《小匡》篇)以此论主术,洵可谓片言居要。盖处高明之地者,惟优柔寡断与暗昧无识最为害事,不徒为人君者为然矣。桓公之人格,与此相反,此其所以能用管子欤。

(《小匡篇》)相三月,请论百官。公日:“诺。”管仲日:“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辨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垦草入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青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为也。君若用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

观此则知管子初政,首在用人各当其材,挈裘振领之效,既可睹矣。管子则不名一长而能尽众长,其居之不疑也若此。西人言政治家莫贵乎有自信力,管子其自信力极强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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