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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 性情与自然

(一)

一般人想,人该有自尊自信之心。但他人对之不尊不信,他又何从得自尊自信。于是遂在外面客观具体条件上来争取。如今世界各种运动会,如五六人、七八人赛跑,我一身独先,荣获冠军,而他人并不即此尊我信我。此处赛完,或去他处赛,我不必定获冠军。今年赛后,明年又得赛。果使我每赛获冠军,然而体力有限,年老后不能再赛,那番荣誉也便结束了。

有一拳王,连获冠军,名满全球。论其奖金所得,也该一生温饱无忧。然而年过三十,尚有后半世,还不止三十年。往年拳赛雄风,常在心头,此心放不下。重登台,失败了,以前之荣誉翻成此后之遗憾,追念往昔,情何以堪。

台中市一青年,远赴美国参加青少棒赛,胜利归来,台湾上下奖励荣宠,已达其极。然而难乎为继。进学校则课业不如人,结婚成家则生活不如人,沦为盗窃,身陷囹圄。中国人称,人怕出名,猪怕肥。又说大器晚成。年轻人享大名,终非好事。所以如运动会等,中国古人向不提倡。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参加运动会艰辛万状奋勉不已,究为忠于何人,岂忠于相竞之敌?抑忠于旁观者?唯得谓其忠于己而已。此之谓自私自利。其所信亦唯己。苟对他人有信,亦岂再有所争。然则学运动比赛,即学对人不忠无信。提倡运动比赛,亦唯提倡不忠无信。西方崇尚个人主义,岂有忠信可言。在中国亦非不知运动有益,乃于农隙有结为渔猎之娱,集群众为一体,以田野禽兽河海鱼虾为对象。人之有技,皆以忠于群。亦唯互信,乃有合作。此乃封建社会一种大典礼。后代又增以敬神赛会。一切高技绝巧,训练表现,皆以敬神,亦以娱众亲群。绝不作彼我相争,更不为自我表现。中国人凡有表现,皆求于古有宣扬,否则对神有贡献,于群有裨益。而岂一己之有可图,又岂彼我之有可争。唯可大众娱乐,又可亲切欣赏。如是则已。

富贵尤为客观具体博取尊信之条件。然而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富贵为何不可求?富贵乃相比较而来,无止境亦无常态。苟其求之,心滋不安。最近台北县一议员贿选议长事发判罪,计其行贿费当达千万。一老友语余,人生尽多乐趣,使我拥千万家赀,一生饥寒无忧,即一议员亦拒不为,何事竞选议长。吾友深擅中国艺术,自有所好,宜其发此超乎常情之高论。今举世之动乱,则全为求富求贵来。孔子所言,亦仍值深思。吾老友所言,亦终不失为一中国人意境。

中国人教人自尊自信,尤更教人尊信他人。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孔子教人以为己之学,但忠信笃敬似在为人。为人即以为己,忠信笃敬即己心之德,得发舒,得成长,得圆满,自是吾心一大乐。而又到处行得通,自己亦更受人尊信,此诚为己一大好学问,一大好艺术。孔子所好,正在好己之德,在好吾此心固有之天真。孟子亦曰:“辞让之心,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对人能让能敬,实获我心,焉有不乐。

吾乡距无锡城东南四十里有一小丘,三千年前,吴泰伯居此,相传称让王山。一千年后,东汉梁鸿夫妇又逃隐来此,故又称鸿山。每逢清明,乡人四集,跪拜瞻仰,尽欢一日而散。一乡人莫不以得亲吴泰伯梁鸿为己荣。此风三千年不绝。余童年亦同享此乐。全国各地名胜古迹,类此者何限。尊人信人,较之自尊自信,高下厚薄,相距何堪数计。

弟子尊孔子以为圣。孔子曰:“若圣与仁,则我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是孔子学不厌教不倦。其学则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亦唯于古人知尊知信而已。故孔子乃一意承前,而其启后乃亦因此而无穷。孔子死,弟子庐其墓,心丧三年。子贡又续居三年。心有所敬,非苦事,乃乐事。人人知敬父母,斯即人人有乐。西方人幸得一耶稣,进入礼拜堂,岂不亦西方人一乐。唯乐中仍有求,希望死后灵魂入天堂。中国穷乡僻壤,皆有土地庙,一邑一都,皆有城隍庙。尽人得敬,斯即人人得乐。敬土地,敬城隍,亦有求。但唯求一乡平安,斯较一己私求为胜。唯学则求己之进德成人,斯求斯乐斯益胜矣。

姑以文学言,唐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为百世之师,而愈之自言则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其谏迎佛骨表,亦为尊信孔子,情不自禁而发。仅免一死,贬官远谪,然而愈之心情态度则终不变,所谓乐此不疲,亦无奈己何也。有来从学者,愈必告以汝倘为古文,在当世无可求,无可得。若仍请不已,愈亦乐为之师。孔子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以己所乐,教人同乐,岂不亦己心一乐事。

柳宗元与韩愈同为古文,有人乞师事者,宗元以蜀犬吠日为喻拒之。谓唯韩愈愿为人师,己则不敢为。即以此一端论,柳宗元心中实不能如韩愈之乐。斯其心境,亦绝不能如韩愈之高。故后人论古文,柳亦终在韩下。韩愈早年即为伯夷颂,读之可知其心境。然愈死,古文终亦衰。下历数百年,北宋欧阳修起,而韩愈古文仍得大行。西方文学则不然。如希腊荷马史诗,沿途歌唱,听者群集,斯为成功。戏剧亦然。亦意在广集观众,凡所表演唯求广揽人心,广召群欢,但并不求发自吾心之深处。一重内,一重外,此亦中西相异之一端。

曹孟德始创建安文学,曾为诗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即知曹孟德终为世俗中一醉心利禄之人。月明之夜,乌鹊惊醒起飞。方其倦,亦随枝可息,又何至无枝之可依。是则孟德之心,不如乌鹊之自由、自在为多矣。苏东坡游赤壁赋,引此诗,当时东坡贬黄州临皋一室,亦几于无枝之可依矣。然而赤壁赋中所表现当时之东坡,则较之往年之孟德超脱多矣。所以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终无取于孟德。而东坡则极慕韩愈。两人同为诗文宗师,而曹操终亦不得为一文学家。今人评论古代文学,不复知计较及作者之心情,斯则失之远矣。

艺术亦一如文学,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则琴中流露出高山声。志在流水,则琴中流露出流水声。是伯牙已能摆脱世间一切人事纠纷,而志在天地大自然,尤能志在大自然中之高山流水,而使琴与心一。此其艺术造诣固已迥出群伦,唯钟子期能知之,闻其琴而知其心。及钟子期死,伯牙遂终身不复鼓琴。是则岂非得一知己,而转丧其己,良可惜矣。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伯牙已能臻此两境界。孔子又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则伯牙似尚未能臻此一境界。此可谓伯牙弹琴尚求人知,未能达于旷怀自乐之一境。以今人言,伯牙乃一艺术专家。以中国古人言,则伯牙似尚未得高为一君子。

今吾国人,对自己民族四五千年相传敬心信心,全已失去。所幸者,今之美苏,犹为吾国人敬心信心之所在。安和乐利,唯此是赖。但一旦核子战争起,美苏两败俱伤,则不知吾中国十亿人心又将安放何处去。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人生乐事,其端在此。终不知吾国人此下将何所学何所习,此亦仍堪作深长思。

唯西方人相互间不忠无信,则非有法相绳,亦无以相处。唯中国群相忠信,尊敬相处,乃必有礼,不复需有法。纵有之,乃对极少数偶有事。故言政,中国尚礼治,西方尚法治,亦其一异。今人则尽唱法治,即运动会亦尚法。教人尊法,即教人昌行个人主义,不忠无信,此义又谁欤知之。

(二)

人身头部有脑,接受身内外种种感动,而作反应。西方科学家认为脑主宰了一身,但脑只是人身中一部分一机器,又谁在主宰此脑呢?中国人言心,实不指胸中之心。此胸中之心,亦是人身一部分一机器。而中国所言心,则乃主宰此身之全体,但无可指其具体之所在。正如中国人言帝,乃主宰著天,而亦无一具体可指。

中国人言心统性情,性较隐不易知,而情则较显易知。中国人谓喜怒哀乐爱恶欲为七情。喜怒之情尤显而易知,俗称喜气怒气,此气非有质之气,但亦可见可知。气之可见者曰象,亦非有形,但可见可知,而亦无具体可指。

西方人好言具体可指者,如耶教信上帝,虽亦非具体可指,然西方人心中所信,实与中国人所信大不同。西方人言心,实多指物理学生理学言,多具体可指。而与中国人所言之心大不同。如言喜怒,在心不在脑,亦非具体。而西方心理学家则必具体言之,如每一秒钟心跳几次,脉搏几动,是为怒。但不知是怒了始有此心跳与脉搏,非是由此心跳与脉搏始成为怒。喜怒是人生,一身之心跳脉搏是物理,人生则有超物理以上者。

不仅人有喜怒,其他动物亦有喜怒。如家畜一鸡一狗,岂不亦有喜怒,与人共见。宁必测量其心跳脉搏而始知。不仅动物,植物亦然。周濂溪窗前草不除,说它生意与我一般。有生意,即有喜怒。不仅有生物,即无生物亦然。天地大自然亦有喜怒气象。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春气来了,草呀花呀莺鸟呀,莫不喜气洋洋,那能说春无喜气。

严冬肃杀,冰雪交加,草木萎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实则松柏亦在凋,只凋得稍后而已。忽见梅花满树,又那能不令人心喜。所以生在寒带,人易怒而少喜。生在热带,人易喜少怒。生在温带,人乃能兼喜怒而得其中。可见天地大自然亦有性情,人的性情则从天地大自然中生。

天地大自然性情易见者曰风曰水。和风柔水,易令人喜。狂风湍水,易令人怒。善相风水者,见此地风水好,劝人在此建宅或卜墓,庶生人死者均易得喜气。见此地风水坏,劝人勿建宅勿卜墓,庶少受恶气感染,不致少喜多怒。我尝与马一浮在四川乐山其所创办之复性书院中长谈,我言此处江山佳胜,君居此安乐否。彼告余,风水与江浙故乡大不同。风暴水粗,单说每天盥洗,江浙女性皮白手肤嫩,此间那能相比。年老了,每念故乡居。此见中国人言语文字,须从中国人传统心情求解说,此乃中国心理学。谈及风水,那能只据西方人心理谓其是迷信不科学。

西方人不言心乃言灵魂。人生前灵魂由天而降,人死后灵魂复归天上。灵魂又像是一具体。中国古人则言人死体魄归于地,魂气则无不之。所谓魂只是一气。今试分气为天然气与人文气两种。人文气从天然气来,但人文气亦可影响天然气。我游北平,此乃中国八百年来一故都,人文荟萃,人文气自与他处不同。江浙两省苏州杭州俱难相比。但江浙积有两千年来之人文气,一离北平城郊,河北全省到处气象,便难与江浙相比。

“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此亦一风一水,而壮志逸趣,想慕何极。但使振衣矮屋檐下,濯足臭阴沟中,复何志趣可言。故振衣濯足,人人能之。而千仞之冈,与万里之流,此风此水,则非到处所有。人之性情志趣,则必外融与天地,而非可内限于一身。此则风水亦所当重视。

风萧萧兮易水寒,此亦一风一水。非此风此水,使壮士之不还。乃因此风此水,与壮士胸怀有相同之气象,而遂生其感伤。壮士荆轲之不反,在此风下水滨,送行者早已知之,荆轲宁不自知,而慨然离去,此其所以为壮士也。故燕赵之士悲歌慷慨,关洛无之,江淮更无之。风水不同,斯人物亦不同,乃若性情之不同。性情非限于身体,实与天地万物共此性情。必此心能一天人合内外,而此性情之真乃始见,则亦可谓风水即性情,性情即风水矣。

今人误谓性情限于一身,满足我之性情者则在外。一曰物质生活,一曰都市生活,一曰政治生活。物质愈充盈,都市愈繁盛,政治愈显达,而吾身乃益见为渺小。性情无所发舒,于是奸淫窃盗,残暴诈欺,奔走逢迎,层出不穷,亦无所不用其极。要之,是天人隔,气象异,风水不同,而人之性情亦变。不得谓此非人之性情,而无奈其风水之不同,而命运亦随而不同。然而此等皆中国古代人所说,今人则嗤鄙之不以挂口,又何论于存心。

余此喋喋,则唯有使人怒,难以引人喜。此亦风水使然,天地使然,于人又何尤。

(三)

吾家住外双溪上,溪水常流,午间水已不是晨间水,晨间水尽流去了,流向何处去,向大海大洋中去。吾家住外双溪上已逾十五年,十五年前所见溪水,此刻当尽在大海大洋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所见,人人能见。而孔子之所感所悟,则非人人所能感能悟。人生日长日老,到头一死。但活人世界与死人世界切不断,划不开。前人已死,造成历史,形成文化,依然在此人世,中国古人谓之不朽。涓滴成沧溟,人死则融入文化大海洋中,那里就死了。中庸言:“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孔子以后有孟、荀、董、扬、王通、韩愈,以至周、张、程、朱、陆、王诸贤,中国儒学如一条长江大河,而孔子则启其端,为至圣先师,那就是如大德之敦化了。

积薪为火,薪尽而火传。庄周言:“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此亦妙喻。但薪尽火传,薪火显是两物。庄周道家太看重了自然,而轻视了人文。不如孔子以流水喻,则溪涧海洋纯是流水,人文终必融入自然中,而自然亦离不了人文,天人一体,逝者如斯,是天即是人,是人即是天,较庄子以薪火喻自胜。

再细言之,流水亦有渗入两岸土壤中,尽其滋润之功,而不流入海洋者。亦有日光蒸发,升入大气层中,又凝结为雨点,下落地面者。唯天有淫潦,地有泛滥,则不为利而为害。孟子曰:“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是言人性非不善,亦可使为不善。中国古人好以水性喻人性,水之下流,犹今人言向前进步。

火性则向上。而且水之流动,是水自身在流动。火之燃烧,则需另供燃料。庄子说薪尽火传,其实薪果尽,火亦熄。火只是一作用,一现象,无实质,无本体。

抑且水火同须有防。水须有堤岸,自沟浍以至于江河,达于海洋,愈会通和合,为利当更大。火则须分别隔离,如一灶一灯,各有功用,但会通和合了,则成大火,将毁及全屋,灾及邻居。

中国人好言水,又好言木,所谓水源木本。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松柏与小草,生命不同,不同在其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小草受火,松柏亦可毁。金性近火。牛山之木,不能经斧斤旦旦之伐。故在自然中,金火皆能伤及其外围。

古人言,东方之人仁,西方之人义。仁是春生,义是秋杀。中国与西欧文化恰如其比。中国五千年文化传递,还是中国人。西方则希腊罗马以至现代英法诸邦文化,一线相承,但主体则随时不同。而且希腊城邦分离,为祸少。罗马统一,为祸大。现代国家如英法,因其科学发展,交通便利,为祸更大。故老子继庄周,唯求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此亦有深意。中国儒家言,如一条水滚滚东流。西方如一堆火,这里烧尽,蔓延到那里。此刻英法火势已衰,但蔓延到美苏去。不知一旦核子战争后,是否仍然有蔓延。中国如水,群木共受滋润。西方如火,群金同受销毁。恐核子战争后,再不能有核子存在了。

西方文化正如一堆火,核子战争岂不可将人类烧尽。杀人的不说,来说利人的。当前正发明了机器人,长此蔓延,恐真人必将让位。有了机器,一切不再要有人,这岂是人生真幸福,人类之真所想望。若读中国一部二十五史,人物登上历史的,秦汉多过了三代,隋唐多过了秦汉,宋明清又多过了隋唐,那才真算得是人的进步,是中国人的幸福。但火炎上其势易知,水润下其利难睹,中西文化不同有如此。

中国人尚仁,总有所不忍。西方人重义,仅言应该心无不忍。不忍人之心与应该做的事可相通,亦可相离。若只感得不忍,使许多事会感到不应该。若仅感得这事应该,则此心也只有忍了。在心情上,中国人是软了些。在事行上,西方人是强了些。今天我们则只是爱强不爱软,则也只有追随西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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