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御。”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文本于自然，人类文化衍进亦自然之一途。天赋人性，有善有恶，但亦有由恶向善之可能。故三人行，此两人之善恶由比较而自见，第三人则于两人中择善去恶，即是人文衍进之大道。

尧舜为中国上古大圣。陆象山言，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然学问不限于书本，舜居深山之中，其闻善言，见善行，亦可有学有进。人文衍化如是。上引论孟子中庸三章，可谓尽之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章可谓乃孔子之人生哲学，如诗之赋而比。人生如水流，为善去恶，由是至彼，其前无已，其道不竭。中国文化自皇古有巢氏、燧人氏，下至牺农、黄帝、尧、舜，以至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循是以下五千年迄于今，传统不绝，如水流之逝，中国人称之曰治。率性而行，其心自安。长治久安，乃见人文衍进之无穷。细读一部中国二十五史即如是。

欧洲人天性若与中国有别，其文化衍进亦与中国异。希腊亡，有罗马，有中古时期之贵族堡垒，又有现代国家兴起，而有当前之美苏对立。同一水流，但非治水之流，乃属潮流，今称时代潮流。前潮后潮，波澜汹涌，起伏无常。自中国观念言，乃动乱，非治平。就西方现代国家兴起之一时期一阶段言，远自葡萄牙、西班牙远航大西洋，海外争霸，分全世界为两部分。荷、比继之，下迄英、法。陆上争霸，又迄于德、意、英、法。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迄于当前之美苏对垒。欧洲民族常此数十国并列，兵戈相争，迄无宁日。西方文化三四千年衍进率如此。此与中国之长为一民族国家，唯见生齿日繁，疆土日扩之大一统局势相比，岂非一人文衍进之大相异。

立国形势如是，其他学术思想之演进亦复类是。依照中国人观念，学术思想之进步，当在国家社会之长治久安太平无事中。故中国人言治学犹言治水，当和平前进。其进平则顺正通达，非如波澜之汹涌，潮流之起伏。

孔子一日与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点同坐。孔子言，平日言无知我，倘遇知者，当如何。子路言治军，冉有言理财，公西华言外交，各有所擅。曾点鼓瑟不言，询之，谓异乎三子者之擅。促之言，曾点舍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叹曰：“吾与点也。”孔子非不欣赏三子者之各有所擅，然既怀才不遇，其心已不平不安。一旦遇机得逞，又或有偏有激，不能达于平正和顺之境，非能如孔子之所谓游于艺。如水流有木石阻塞，下流即多激荡，失其平畅。故学者亦贵先正其心，其学乃得平正通达。有宋理学家，于孔子吾与点也之意深有契悟启发，可参究。

孔子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颜子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子之乐，乐在其能以孔子为师学孔子。颜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此欲从末由之叹，实即其学而不厌之乐之所在。颜子又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如治军，如理财，如外交，皆孔门博文之一端，故能用之则行。约之以礼，则出处进退辞受之间，自有道义可循。孔子为鲁司寇，墮三都，不成而退。倘必欲行其志，则当如西方政客之反抗与革命，而中国人则谓之非礼。孔子之去鲁赴卫，仍求行其道。及其失志于卫，又困于陈蔡之间，乃曰：“道之不行，吾知之矣。”乃归鲁以老。然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颜子之居陋巷而不改其乐者，亦犹孔子之此心。

中国自古即以农立国，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其生勤劳，乃是道义，非属功利。其为学亦然。虽讲究治平之大道，其心有伊尹之任，而亦有伯夷之清与柳下惠之和。孔子圣之时，即任、清、和之随其时宜而互发。西方人自古即以商立国，功利观念充塞胸中，有功利无道义，影响及其学术，乃至于政事。自希腊人已然。衍进迄于今，人生唯多刺激多问题。一切学术思想，乃为消弭刺激解决问题，特富功利性。上引子路、冉有、公西华之志，略与相似。与曾点之意则大相背。换言之，亦可谓中国学术思想重情感，而西方则重理智。中国人乃本于其情感而生理智，西方则必排除情感乃见理智。

中国人非无刺激无问题，主要皆从内心情感来。西方人之刺激与问题，则主要多在外面物质对峙之形势上。故中国人言学，主要曰孝弟忠信。而西方人则曰富曰强。一重内情，一重外力，相互间大不同。

诸葛孔明教其子曰：“澹泊明志，宁静致远。”方其高卧隆中时，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可谓澹泊宁静之至矣。刘先主三顾之于草庐之中，遂许以驰驱，及辅刘后主，乃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诸葛一生，皆由刘先主友情刺激所生动。

徐庶母被拘于曹操，徐庶告刘先主，本欲与君同事者乃此心，今此心已乱，请辞君别，遂去曹操营。终其生，乃再不见徐庶之一言与一行。如诸葛亮与徐庶之故事，大可发明孔子吾与点也之用心。倘诸葛亮徐庶专以讨伐曹操为其出仕用世之大业，则绝不如今传之诸葛亮与徐庶。

南宋岳飞，其母以“尽忠报国”四字刺其背，飞父子同死风波亭狱中。宋高宗所以一意信从秦桧谋和，乃为受金人威胁，将放纵钦宗南返，使其不得安于帝位。即岳飞死，国人莫不以为冤，高宗乃悔悟，让位于其子孝宗。故大学言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修其心。诸葛亮、徐庶、岳飞三人，事业皆无成，而此三人之心，则长在后世人心中。人心有清有和，如伯夷、柳下惠，岂必以伊尹之任为心。中国文化传统之杰出于其他民族之上者乃在此，五千年来之永为一民族国家之长存而日大者亦在此。此之谓道义心，非功利心。

若为功利心，企业家赢利，劳工即集体罢工求增薪。企业家歇业，诸劳工亦失业，则岂不以罢工求歇业。美国首先以核子武器战胜日本，今日乃受苏维埃核子武器之威胁。故富更富，强更强，吾道一以贯之，争富争强无止境，乃至无一日之安宁。以前然，以后当无不然。

今之日本，最为举世一富国，其要在于经商，出口胜于入口。然使举世经济不景气，入口皆减，日本之出口岂能独增。苏维埃以核子武器凌逼群敌，然使群敌尽屈服，核子武器亦无所用，又何以长此称强。罗马帝国征服四邻，而帝国亦随即崩溃。富者即败于其富，强者即败于其强。往迹昭然，岂不足戒。

今再约略言之，道义可从贫弱中转富强，功利转可从富强中转贫弱。中西史迹昭然，不烦缕举。不幸西方历代学术思想多具功利观而不悟。姑举宗教一项为例。耶稣一日讲道，听者告以其母其姊亦来听。耶稣谓，孰为吾母，孰为吾姊。女老者皆吾母，女长者皆吾姊。耶稣自称乃上帝独生子，则耶稣本不认己有父，此又不认己有母与姊。上帝教义本出犹太人，谓犹太人当有上帝相救。耶稣则谓上帝不独救犹太人，乃当救一世人。是则耶稣心中，不仅无家人特出，并又无其同族犹太人特出。耶稣心中，举世人尽皆一罪恶，信教得救，乃有世界末日。则其视举世人，亦有如其他犹太商人之视一切财货诸物，其无人与人之一番情感可知。故信耶教，崇拜上帝，仅求登天堂，仍是一种功利观。不如中国人，从尊天观念中生出一种人与人相处之道义观，而达于举世之治平。西方大学，最先即从教会来，则西方知识界之不重人生道义亦可知。

余有一美国友人卢定，本北欧瑞典人，移居美国，曾为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喜治非洲史，不直西方帝国主义。在香港酒席上告余，彼欲为一书，专写世界人类一切罪恶祸害，皆从人群社会中知识分子来。余告以中国殊不然，一切人类相处相安之治平大道，皆由学者发明提倡。尤其如儒家孔孟，更为特出。如西方史实，可如彼意著一书，特不当举以概中国。中西文化不同，主要正在此。而当前国内学术界则多主张西化，亦正如卢定所讥，多足以增祸乱，非可以期治平。青年从中学生起，其心中已不知积有若干刺激，若干问题。绝不问自己当如何对人，唯求他人当如何对我。亦知求知己，能赏自己长处。但不问如何亲近人，只求如何对付人。人生如陷群围中，只求自由平等独立，而无中国人积古相传家国天下父母、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之五伦观念。如此处世，自无道义可言，只有功利可商。

孔子曰：“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此犹今人之言人文物质。中国重人文，西方重物质。中国人之视物，甚至亦尊之亲之同于人，故曰“衣冠文物”。衣冠亦物亦文。人为万物之灵，而禽兽中亦有麟凤龟龙四灵。诗与易涉及物者何限，西狩获麟，孔子乃以作春秋。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都邑山川，古迹名胜，天时地利人和，非有物，又何以成家国天下。大学言“格物致知”，横渠西铭言“民胞物与”。文质彬彬，乃人群和合大道，故曰然后君子。近人或讥中国为多神教，其实盈宇宙一自然，即一大神体。人文仍在自然中，宜其多神。岂如西方只上帝一神，凯撒事凯撒管，上帝弃置不管，则宜其祸乱相乘，而末日之终必降临矣。

西方之重物轻人，商场战场皆可见。英人之Civilization，德人之Culture，皆从物质方面言。最近发明之电脑机器人，岂不皆是物。故中国人对物皆论品，西方则论量。甚至治平大道，选举会议，亦论量重多数。中国则善钧始从众。如是则西方文化其重物精神，岂不仍上同于皇古原始野蛮人。而中国则为文化传统最悠久一史国，孔子之言可谓信而有征。

然则此下人类如何转移重点，能在人文方面著眼用力，其道则甚简。首当重人情，知率性之为道，知自然与人文之和合而无间。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加重人情，减轻物欲，则庶乎近之。

（二）

孔子言用行舍藏，儒家为学重在人群相处之治平大道，故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仕学兼营，乃有出处辞受进退之礼。颜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人文治平大道皆属文，如言夫子之文章。孔门四科最终为文学，治军、理财、外交、内政一切诸端皆属之。舍而藏，则称文学。师弟子相传如一家，可以永世不绝。战国时代称为家言。今称西方学者为专家，有行无藏，不待用于政治，与中国之家言大不同。如哲学，本其一人思想著书立说，即以行世。亚里斯多德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其师柏拉图早亦著书立说行世，亚里斯多德承之，亦如其师。哲学非政治，故仅言真理。倘亦一守师说，依样葫芦，则不自成家。故西方专家之学，正如西方父子分财，各成一小家庭。非如中国大家庭制，子孙对其父祖以述以尊，世世相传，始谓成家。故中国贵守旧，西方贵开新，此为中西双方学术上一大异。

中国人之道，贵在用世。时代不同，则道亦有变。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故学道贵能用世，非为世用，故曰君子不器。孔子曰：“道之不行吾知之矣。”不行则藏，所藏乃其道。不用吾道，乃为舍我。西方人重才艺不重道，才艺乃方法技巧，仅求供人用，最要如科学。不适用不时髦，则为不成学。中国长生家言，实亦如西方之科学。但他人不信，己可独守独行。西方文学如小说剧本，乃亦如商品，必讨他人欢。不时髦则废弃，非可藏。中国文学则必藏有作者之生命与个性，故亦可谓以文学作品藏其己。如屈原离骚即是。宋玉则仅慕效其师之为文，非有藏，故不如其师之成家。扬雄早年为辞赋，晚而悔之，曰“壮夫不为”。乃为易传法言，始有己可藏。故曰：“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柳宗元虽不倡言如韩愈之愿为人师，但其为文亦有藏，与韩无大异。其他中国文学，上乘名作皆有所藏。

今言哲学思想，儒有用行舍藏之两端，墨家偏于用，故曰“非禹之道不足以为墨”。禹治洪水，十三年在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腓无胈，胫无毛。墨则视人之父若其父，用世之心太过偏切，非尽人所堪。道家则唯主藏。楚聘庄周为相，庄周辞以愿为涂中曳尾之龟，其不求用世有如此。老子则并其人之详而不知。易传中庸以道家言加入儒学，亦并其作者而不知。故此下中国传统，乃儒道兼融，儒为主而道辅之。

东汉如严子陵，垂钓富春江，其人应属儒，而大似道。三国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其人亦儒而道。西方之学非深本于人性，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所思所论，皆在其一身生命之外。读其书，非可得其人。全部西洋史，一切科学文学皆然。即如宗教，亦可谓耶稣信己为上帝独生子，实与耶稣之己无关，道在其父上帝，不在己。与中国人之言孝道，道即在子，大不同。并尚不如中国墨子，视人之父若其父，而孝道则仍在己。故非上十字架，即无以见耶稣精神。西方人重客观，全部西方史一切人事，皆依著于身外之物质上。即己身亦一物质。亦可谓有物无人。故其人生，乃有变无常，有行无藏。

中国社会之士精神，随时有进退。最堕落，在晚唐及五代十国时期。宋代士道复兴，已在开国后五六十年间。清代人著宋元学案，濂溪学案前诸人皆是。最先胡安定，次孙泰山，次范希文，而实当以希文为最要。范希文生已在宋开国后三十年，父早死，母再嫁，后父朱姓，希文年长复姓范，读书苏北长白山一僧寺中，断齑画粥，晨去暮归。考试得秀才，即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语见于严子陵祠堂记。是希文初未意获仕进，而已志在天下，亦可谓如伊尹之任。及其任宰辅，两子仅一袍，不得同出外。又创设义庄制，使同族中孤儿寡妇皆得育养。千年来此制遍行全中国，实为中国农业社会一共产制度，影响之大莫与比。

又有胡瑗读书泰山栖真观道院，在苏湖创办书院，其事已详于他著，此不赘。与希文两人，一仕一不仕。清儒为学案，首胡瑗及孙复，次乃及希文。实则希文长孙复三岁，胡瑗四岁，因看重隐退讲学者更过于出仕从政者之上，故如此。其实就当时情况论，则希文之贡献与影响，不亚于胡瑗。此下如司马光隐退十九年著资治通鉴，其对后世之贡献影响，又远胜于王安石之为相行新政。但其时贡献影响后世更大者，则莫如周濂溪，为一小县令，而著通书太极图说一小篇，又与二程兄弟短短作两夕之谈。此见用行舍藏，各适其时，相互间实无轻重高下之分，不必只以舍而藏者为高，以用而行者为下。亦不必以用而行者为幸，舍而藏者为不幸。一阴一阳之谓道，此皆天道之流通，不须斤斤计较于其间。

唯如最近世之新会梁启超，不幸而幼年即从师于康有为，名满朝野，未及六十而死。其晚年实迭有契悟。其为国风报，实已远胜于其先之为新民丛报。初仅知有新民，次乃知有国风。其在抗袁运动中，又能知晚清曾国藩之足可师承处。其后又知在野为师，自称二十年不再有意于出仕，此则亦近于知舍之则藏之一途矣。其在南京讲演，有提倡中国崇尚礼治之说。及其为欧洲战役史论又欧游心影录两书，与其幼年之醉心欧化者大异。又能发老子不出孔子前之论，乃中国学术思想史一创古未有之大发明。唯其最后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仍未脱早年从师康氏之影响，此诚大可惋惜之事。但其为欧游心影录，则足可证明其思想之已有变。而惜其不寿，未能更有所深入。

以梁氏如是不世出之奇才，而惜其幼年从师康氏。此如韩非、李斯，亦误从师于荀卿。使颜渊不得孔子为师，则不知其成就当如何。师道之可尊乃在此。故千古人才，其性则赋于天，而其才则成于师。师道之可贵乃如此。然而即就梁氏之一生，已足开示吾人以无穷之契悟，则在吾人之善自反躬以求。如梁氏，其对当身则贡献小，而损折实大。近百年来之新风气新潮流，灾祸未知所终极者，则梁氏之影响实更大更广于康氏，此则诚近代史上一大堪惋惜嗟叹之事。

故中国社会之重士重在道，不重其为器。在能用世，不在其用于世。故曰“君子不器”，又曰“大器晚成”。此则其能藏终贵于其能行。其行于当身，终不如其更能行于后世。此则已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常识。所谓实至而名归，盖棺而论定，其中皆有精义，所当深究。

（三）

中国人常才德连言，犹其道器连言。德属形而上，才则形而下。德则相和通，才则相分别。德则藏之内，才则显之外。德为心对心，才则物对物。故尚道义则必言德，尚功利必言才。中西文化相异正在此。

余尝谓西方人重事，中国人重人。实则重事即重其才，重人乃重其德。如尧、舜、禹之世，禹为治水长才，但使无尧舜，禹何得自竭其才。禹亦非无德，其子启方生呱呱，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又其父殛于羽山，禹岂不孝不慈一意以功业自显之人。则其为德之厚，亦诚难言之矣。非有此德，亦无以自竭其才。而中国人志在尊德性，乃并薄功业而不谈。故多言尊尧舜，少言尊禹。

叔孙豹三不朽，立德在立功、立言之上，此为中国古人一绝大见识，并世其他民族莫能逮。孔门四子言志，子路志在治军，冉有志在理才，公西华志在外交，皆分别专门之才。独曾点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无志事功，乃见其德，而孔子与之。孔门四科，德行为先，言语政事文学为副，此皆尚德次才之意。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即须才，而为己则见为德。自此以下，凡有为有迹可见，皆归入于才。而无为无迹可见，乃归本其德。诸葛亮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矣。而后世犹必以管宁为三国第一人才，则中国人重德轻才之证，由此可见矣。

孔子问子贡“汝与回孰愈”。子贡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此正才与德之辨。闻一知二，乃其才。闻一知十，则其德。孔子自谓虽百世可知，乃即孔子之德。德在内，天之生人百世皆然。得之己，则百世可知矣。闻一知二，则对物之才。如知前则知后，知东则知西，能知成斯知败，能知直斯知曲。子贡在孔门，乃以才胜。而颜渊则以德胜。观于此章“回赐孰愈”之论，诚子贡评论人物方人之至言矣。今人则方震于西方人之才，又何以衡量测度中国人之德，则宜其读古书而全不知其所云矣。孔子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不为己尚德，则又何所信而述。信则当知反己以求。信即信其己，斯能信及人而有述。今人果知反之己，又认为要不得，必求变。则试问天之生我，又岂如今西方电脑之类之所能变。故古之学者为己，亦贵其能自信于己而不变。孔子之当其世而不变，宜亦于此求之。孔子又谓子贡亦器，但唯为瑚琏宗庙之器，非家常日用之器。又谓其不受命，义旨诚深矣。倘今人亦知畏天知命，则亦何有核子武器之发现。

当年美国两度投原子弹于日本，可以预知美日战事之胜败。但何能知四十年后之美、日，又何能知更四十年后之世界。则所谓闻一以知十者，岂今日自然科学之所谓知者之所能及。今日全世界方群惊于为西方自然科学之知，乃至举世人尽不知世界明日之究将为如何之世界。则孔子之所谓虽百世可知，岂非乃大愚欺人之妄言。

今再进一步言之。才实为一应付，而德则为一领导。事之来，必有才以资应付。事既过去，人生仍当向前。但外面事来则甚复杂，故才必分门别类，各尚专门，不相会合。西方人自古希腊起，即重才不重德。即如哲学文学，以至宗教，实亦皆重才不重德。故人生必分别相争，而不能和合成群，直至于今依然。中国人尚德，乃以一和通合一之性之才能来领导人，得于不知不觉中不断进步，乃有今日。故平天下观念，唯中国人有之。其他民族能事止于治国，而平天下则无其意想，其本亦在此。故中国人重视政治人物，重视帝王地位，而岂得以西方君主专制四字妄自菲薄。

举世人不忘禹往年之大德，而求有以报之，此亦子夏之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亦可以见中国国民性之厚德于一斑。而又岂权力一语所得羼列其中。是则不明人心，不尊古人之德，又乌足以谈前古之史事。即汤之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亦何尝不见当时中国国民性之厚德。今人必以秦代以后两千年为中国一帝王专制政治，亦见近代国人之德薄，不足以继承往古之传统。

法国人重拿破仑之事功，而忘其为人。凯旋门之雄峙于巴黎，斯即见东西方人心理之相异。倘以伦敦西敏寺较之法国凯旋门，亦见英国国民性，尚较厚于法国。而英、法两国在近代西方史上之成绩，亦据可见矣。

然则当今之世，欲跻一世于太平，得免武力兵火之争，得免贫富有无之争，而相和相安，以度此一世，其大本亦当建基于中国传统无为与为己尚德之学。改国民教育为普通教育，或人本教育，则使世人尽有志于为一人，不止为一国民，不止为一民族分子。必有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之观念，则庶乎近之。此则希有德者能畅发其大义，以待世人之共信，其庶或有福于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