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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

雅之训恐已不能得其确义

自汉儒以来释“雅”一字之义者,很多异说。但都不能使人心上感觉到涣然冰释。章太炎先生作《〈大雅〉、〈小雅〉说》,取《毛序》“雅者政也”之义,本《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以为雅字即是迹字,虽有若干言语学上的牵引,但究竟说不出断然的证据来。又章君说下篇引一说曰:

《诗谱》云:“迩及商王,不风不雅。”然则称雅者放自周。周秦同地,李斯曰:“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呼乌乌快耳者,真秦声也。”杨恽曰:“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说文》:“雅,楚乌也。”雅乌古同声,若雁与,凫与鹜矣!大、小雅者,其初秦声乌乌,虽文以节族,不变其名,作雅者非其本也。

此说恐是比较上最有意思的一说(此说出于何人,今未遑考得)。《小雅·鼓钟》,“以雅以南”,这一篇诗应该是南国所歌,南是地名,或雅之一词也有地方性,或者雍州之声流入南国因而光大者称雅,南国之乐,普及民间者称南,也未可知。不过现在我们未找到确切不移的证据,且把雅字这个解释存以待考好了。(《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之雅字,作何解,亦未易晓。)

《大雅》的时代

《大雅》的时代有个强固的内证。吉甫是和仲山甫、申伯、甫侯同时的,这可以《崧高》《烝民》为证。《崧高》是吉甫作来美申伯的,其卒章曰:“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烝民》是吉甫作来美仲山甫的,其卒章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而仲山甫是何时人,则《烝民》中又得说清楚:“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四牡骙骙,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史记·齐世家》:

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按年应作岁,傅说谓大公卒时百有余岁也),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按,哀公以前齐侯谥用殷制,则《檀弓》五世反莽于周之说,未可信也)。哀公时纪侯潛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淄。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

按,厉王立三十余年,然后出奔彘,次年为共和元年。献公九年,加武公九年为十八年,则献公元年乃在厉王之世,而胡公徙都薄姑,在夷王时,或厉王之初,未尝不合。周立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则仲山甫徂齐以城东方,当在此时,即为此事。至献公徙临菑,乃杀周所立之胡公,周未必更转为之城临菑。《毛传》以“城彼东方”为“去薄姑而迁于临菑”,实不如以为徙都薄姑。然此两事亦甚近,不在夷王时,即在厉王之初,此外齐无迁都事,即不能更以他事当仲山甫之城齐。这样看来,仲山甫为厉王时人,彰彰明显。

《国语》记鲁武公以括与戏见宣王,王立戏,仲山甫谏。懿公戏之立,在宣王十三年,王立戏为鲁嗣必在其前,是仲山甫及宣王初年为老臣也。(仲山甫又谏宣王料民,今本《国语》未纪年。)仲山甫为何时人既明,与仲山甫同参朝列的吉甫、申伯之时代亦明,而这一类当时称颂的诗,亦当在夷王厉王时矣。

这一类诗全不是追记,就文义及作用上可以断言。《烝民》一诗是送仲山甫之齐行,故曰:“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真是我们及见之最早赠答诗了。

吉甫和仲山甫同时,吉甫又和申伯同时,申伯又和甫侯一时并称,又和召虎同受王命(皆见《崧高》),则这一些诗上及厉,下及宣,这一些人大约都是共和行政之大臣。即穆公虎在彘之乱曾藏宣王于其宫,以其子代死,时代更显然了。

所以《江汉》一篇,可在厉代,可当宣世,其中之王,可为厉王,可为宣王。厉王曾把楚之王号去了,则南征北伐,城齐城朔,薄伐狁,淮夷来辅,固无不可属之厉王,宣王反而是败绩于姜氏之戎,又丧南国之人。

大、小《雅》中那些耀武扬威的诗,有些可在宣时,有些定在厉时,有些或者是在夷王时的,既如此明显,何以《毛叙》一律加在宣王身上?曰这都由于太把《诗》之流传次序看重了:把前面伤时的归之厉王,后面伤时的归之幽王,中间一大段耀武扬威的归之宣王。不知厉王时王室虽乱周势不衰,今所见《诗》之次序,是绝不可全依的。即如《小雅·正月》中言“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十月》中言“周宗既灭”,此两诗在篇次中颇前,于是一部《小雅》,多半变做刺幽王的,把一切歌乐的诗、祝福之词,都当做了刺幽王的。照例古书每被人移前些,而大、小《雅》的一部被人移后了些,这都由于误以《诗》之次序为全合时代的次序。

《大雅》之终始

《大雅》始于《文王》,终于《瞻卬》《召旻》。

《瞻卬》是言幽王之乱,《召旻》是言疆土日蹙而思召公开辟南服之盛,这两篇的时代是显然的。这一类的诗是不能追记的。

至于《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下武》《文王有声》《生民》《公刘》若干篇,有些显然是追记的。有些虽不显然是追记,然和《周颂》中不用韵的一部之文辞比较一下,便知《大雅》中这些篇章必甚后于《周颂》中那些篇章。如《大武》《清庙》诸篇能上及成康,则《大雅》这些诗至早也要到西周中季。

《大雅》中已称商为大商,且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全不是《周颂》中“遵养时晦”(即“兼弱取昧”义)的话,乃和平地与诸夏共生趣了。又周母来自殷商,殷士裸祭于周,俱引以为荣,则与康之敌意已全不见。至《荡》之一篇,实在说来鉴戒自己的,末一句已自说明了。

《大雅》不始于西周初年,却终于西周初亡之世,多数是西周下一半的篇章。《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话如把《国风》算进去是不合的;然若但就《大雅》《小雅》论,此正所谓王者之迹者,却实在不错。

《大雅》结束在平王时,其中有平王的诗,而《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正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大雅》之类别

《大雅》本是做来作乐用的,则《大雅》各篇之类别,应以乐之类别而定,我们现在是不知道这些类别的了。若以文词的性质去作乐章的类别,恐怕是不能通达的。但现在无可奈何,且就所说的物事之不同,分析《大雅》有几类,也许可借以醒眉目。

甲、述德

《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下武》《文王有声》《生民》《公刘》九篇,皆述周之祖德。这不能是些很早的文章,章句整齐,文词不艰,比起《周颂》来,顿觉时代的不同。又称道商国,全无敌意,且自引为商室之甥,以为荣幸,这必在平定中国既久,与诸夏完全同化之后。此类述祖德词中每含些儆戒的意思,如《文王》。又《皇矣上帝》一篇,文王在那里见神见鬼,是“受命”一个思想之最充满述说者,俨然一篇自犹太《旧约》中出的文字。

乙、成礼

成礼之辞,《小雅》中最多,在《大雅》中有《棫朴》《旱麓》《灵台》《行苇》《既醉》《凫鹥》《假乐》《洞酌》《卷阿》九篇。

丙、儆戒

《民劳》《板》《荡》《抑》四篇。此类不必皆在周室既乱之后,《周诰》各篇固无一不是儆戒之辞。

丁、称伐

《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五篇皆发扬蹈厉,述功称伐者,只《常武》一篇称周王,余皆诵周大臣者。

戊、丧乱之音

《桑柔》《云汉》《瞻卬》《召旻》四篇,皆丧乱之辞。其中《召旻》显是东迁以后语,日蹙国百里矣。《瞻卬》应是幽王时诗,故曰“哲妇倾城”,词中只言政乱,未及国亡。《桑柔》一篇,《左传》以为芮伯刺厉王者,当是刘歆所加。曰“靡国不泯”,曰“灭我立王”,皆幽王末平王初政象,厉王虽出奔,王室犹强;共和行政,不闻丧乱,犬戎灭周,然后可云靡国不泯耳。《云汉》一篇,恐亦是东迁后语,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故曰:“天降丧乱,饥馑荐臻。”《小雅·十月之交》明言宗周已灭,其中又言“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故《云汉》或与《十月之交》为同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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