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四九年渡江之后，我们这支部队接受了新的任务：继续向南进军，追歼溃逃的蒋匪军。部队像一支离弦的利箭，沿着闽赣边境的崇山密林，迎着初夏的阴雨，踏着崎岖的山林小道，向溃逃的敌人，向南方、向祖国的东南边疆，兼程前进！

这时，我在这支部队的先头团政治处工作，被分配到前卫营搞借粮。借粮是怎么回事呢？常言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按说大部队远征应该准备好粮食的，但当时进入的是新区，革命政权一时还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现成的粮食；而部队进军又急。因此上级规定了一个就地借粮的办法：向当地群众借粮，打好借据，留下地址，待以后政权建立了，再由政府协助军队偿还。

江南人民热切地盼望着解放军，借粮的事当地人民很支持，真是：要粮食手到拿来，找向导拔腿就走——方便极了。

但是有一次，却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这天，接到了参谋处发出的行军路线。打开地图一看，我们营的宿营地点是在崇安县境一个叫作灵田的村子。这个村子虽然在大山丛中，但从地图上看却是一个大村庄，估计至少也有二百多户人家。这真叫人高兴：这么大的庄子，全营都可以住得下，不必露营了；粮食自然更有把握，这么大的村子还能借不出几百斤粮？说不定还可以买到头猪，弄点青菜，改善一下生活呢！

我兴冲冲地上了路。可是当我走了一夜，从拂晓的晨雾里看清了这个村子的面貌时，像一跤跌到水井里，浑身都凉了。这哪里是个村子，简直像个乱坟岗：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黑黑的山墙歪歪地立在那里，窗子只剩了个方洞洞；遍地是碎砖烂瓦，屋里地上的茅草，有一人多深，小树也长得有碗口粗了。野鸟听见响动，“扑棱”一声从窗洞里飞出来。我从村东头一直走到村西头才看见一排排傍着残垣断壁搭起的竹寮子，看样子还有人住。

几百人待在这里，不论怎么样也得先想想办法呀。我喊过通信员小吴，一道沿着荒草小径，向那些竹篱小院走去。太阳越升越高，我那颗心却越来越往下沉：这些人家不是妇女就是小孩，一看都是一些贫苦人家，不用说借粮，就是找个向导也困难了。

我们正失望地往回走，突然小吴喊了声：“老大爷！”我抬头一看，一位老大爷的身影一晃闪进一家院子不见了。我们赶忙也跟进院去，只见那位老大爷正在低着头整理什么，听到脚步声，抬头瞟了我们一眼。

“老大爷！”我喊了一声。他抬头望望，又只管干他的活了。

我又赶着叫了声：“老大爷，跟你商量个事……”他慢吞吞地放下手里的活，望着我们，指了指耳朵，摇了摇头，恶声恶气地说：“听不真！”

这时我真有点火了，一来白跑了一早晨有点心焦，二来喊他第一声他听见了，现在却装聋了。我压住气，放大嗓门儿向他解释：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想临时借用点粮食……他只是淡漠地望着我们，终于没有吭声。没办法，我只好招呼了一声通信员：“走！”拉着小吴就跨出了门。小吴倒不知愁，边走还哼着：“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走出大门没几步，忽然后面脚步匆匆，那位老人跟着赶出来了。我回头看看，他正向我们的背影望着。我转过身又往前走，老人忽然喊道：“喂，小伙子……”

我们又莫名其妙地站下来。只见那老人紧三步赶上来，伸手拉住小吴，把他推了个半转身，抓着小吴背的挂包，端详起来。他脸上刚才那种怒气冲冲的神色没有了，换上了一副惊喜的笑容。这一来却把我俩弄糊涂了，他在看什么呢？

他看了半天，小心地问：“你们是中央军？”

“不，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打中央军的。”那时候咱们人民解放军还没有佩戴帽徽、符号，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标志，我只好这样回答他。

他没吭声，又把那挂包翻来倒去看起来。这时我才注意到小吴的挂包上挂着一个洋瓷碗，在装碗的布袋上，可着碗口缝着一个大红五角星，就是这个红五星引起了他的注意。我忽然想起了：按行军里程计算，现在该进入过去的老革命根据地了，是不是这老人知道我们？我连忙补充了一句：“我们就是过去的红军，现在回来了！”

这句话真有效。老人顿时激动起来，忙问：“可真？”这是用不着多少解释的。他一把抓住我，一只手揽住小吴，说：“哎呀！可把我们盼死了！走，到家去！”这时，我觉得他的手在轻微地抖动。

走着，我开玩笑地问他：“这会儿你老人家的耳朵怎么好使了！”

“谁知道你们是什么人？”他不好意思地笑笑，随即又收敛了笑容说，“说实在的，这十几年就这么过惯了。那是国民党白鬼子的天下嘛，我就给他个装疯卖傻、一问三不知。”进了屋，安置我们坐下，他又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前几天就风言风语地听说红军要回来了，可是一群群过的净是些国民党的败兵。你们又没个记号……你们一进门，我听口气挺和气，可也不敢认准呀，等你们走的时候，我听见这小同志唱的歌调好熟，扫眼又看见这个大红五角星——过去咱们红军谁身上也都有这东西，这就是好记号。我这才敢开口了。”

彼此一谈通，话就多起来。老人像见了多年不见的子女，激动着，絮絮叨叨说个没完没了。一会儿问问战争情况，一会儿谈谈红军走了以后的苦处，谈到苦日子的伤心事，眼里就挂上了泪珠；泪水没干，说到现在的局面，又乐得理着胡子呵呵地笑个不停。

从老人的谈话里，我才知道这块儿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就建立过革命政权。像南方所有老根据地一样，自从红军长征北上之后，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地主、恶霸疯狂的摧残。后来又因为人民暗地支持山上的红军游击队，敌人索性一把火把这个二三百户人家的美丽的山村烧了个干干净净。

老人满怀感情地说：“当年红军临离开这里的时候说过：我们会回来的，等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天下就是我们的了。我们就是靠这些话，才活到今天啊！”

本来，我们真想纵情地谈下去，和这位革命老人叙叙离别之情，但是部队吃饭要紧哪，我只好把话转到借粮的问题上。我抱歉地说：“大爷，按说你这儿受了这么多苦，是不应该再让你受累了，可是……你看看，能挪就挪一些，要不，咱再想办法……”

没等我说完，他把我的肩膀一拨，打断了我的话：“咳，小伙子，看你说到哪儿去啦！照实说，要多少，我算计算计！”那口气听起来真像父亲对儿女的腔调，又直率又亲切，叫人觉得心里甜滋滋的。话虽这么说，可是上级政策交代得明白：贫苦家户尽可能不借或少借。这村的情况明摆着：困难着哪！我吞吞吐吐说了个保守的数字，接着又再一次向他解释政策和办法。

我讲着，偷眼望了他一下，只见他手里捏着一把干草秆，一段段地掐断了，聚精会神地在地上摆弄着，摆得一堆堆的，一会儿从这堆调一根到那堆，一会儿把那堆又打乱了，还不时地用手捶着脑袋，思索着，大概在计算着什么。

我索性停了嘴，注意地看着他。好大一会儿，他把手里的草一扔，霍地站起来，伸手从屋角里抓过一把铁锹、一把镢头，把铁锹递给我，说了声：“走！”就一步跨出了门。

我们都被他这突然的动作弄得糊里糊涂，接过铁锹，怔怔地跟在他后面走着。出了门，拐了个弯，来到一座破烂房框子跟前。他朝一堆碎瓦指了指，说：“帮一手吧！”一镢头就刨下去。我俩随着他挖起来。

碎瓦刨光了，是一堆新土；新土出清了，是一块木板；木板揭起来，是一个大瓦缸；把缸上的稻草拿掉，原来是满满的一缸白米。

“怎么样？上等白米！百十口人吃一顿足够了！”老人指着米得意地说，“前天过的那些国民党兵，粮食味也没捞着闻，连一顿红薯秧子都没吃到熟的。”说着，他又纵声地笑了。

我却没有笑。我被这老人的行动深深地感动了。我激动地拉住老人的手，说：“老大爷，谢谢你！我代表全营的同志谢谢你！大爷，找秤来吧！我们借用一部分。”

“什么，秤？我没有那玩意儿，也不用那玩意儿！”他又恢复了刚才说话时那种执拗的神气。

“不，上级有规定，这是借粮救急，称一称，有个数，以后咱们政府好还你！”

“还？干吗要还，自己的人吃了还要还？”看样子，刚才我的解释算白说了。

我还想再给他说个明白，他摆了摆手说：“算了，来，帮我把它弄上来！”

我们把米缸抬上来，搬到屋里。刚放实，他又说了：“锅在墙角里，缸里有水，做饭的家伙一应俱全。你快叫人来做饭——走了一夜，早吃早歇息！米不够，一会儿就凑了来。”说着，从墙上摘下一只老牛角，撇着腿，一颠一拐地走出去了。刚走到门口，又拐回来说：“米，都下锅！锅不够大，到四外找；你就说程元吉——程老三说让用的！”

他走出去没多久，村头就传来一声声悠长的牛角号声。我向四外望望，四面山梁上、树丛旁、竹林边出现了人影——村里的青壮年随着号角的召唤都回来了。

我打发小吴去报告营长，并叫炊事员带杆秤来。炊事员来了以后，我把米的一半倒在米箩里，称了称，六十斤，满够营部吃的了。让炊事员淘米下锅，我赶出去再找那位程老大爷。转了一圈没找到。当我转回来时，却意外地听到了这老人的大嗓门儿：“……反正已经洗了，不吃怎么办？”我知道出了事，一步跨进去，可不是，原来那老人早已回来，瞅瞅炊事员不注意，舀了一盆水，把瓦缸里的米一股脑儿都洗了。

接着，程老爹告诉我，村里的人都回来了，一说就凑出了七百多斤粮食，还凑了些青菜、笋芽、鸡蛋……

这样一来，全营一天的吃饭问题就这么顺顺当当地解决了。我怀着极其兴奋、感激的心情，随着老人挨家办理了借粮手续。为了照顾人民的生活，又退回了一部分粮食——可是真费了不少的唇舌。当时，我也把一张借据交给了程老大爷。

我原以为又要再争执一番的，谁知道这回程大爷却爽快地把那张借据接了过去。我想：也许给别人解释，他已经听懂了吧！谁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只见他把那张借条仔细地看了又看，突然点着头，没头没脑地说：“咳，十八年啦！”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惑，微微笑了笑，俯身钻到床底下，在一堆破烂鞋子里挑出一只破草鞋。他撕开鞋底，拿出了一个小布卷，轻轻地拂掉了上面的灰尘，把它递给我。

我打开布卷，就看见一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分田地的“耕田证”。在“耕田证”里又夹着几张纸条。我一张张看去：第一张是一封信，那是以很潦草的铅笔笔迹写成的，有些字已经模糊不清了。第二张是一纸不合程式的借据，再一张又是一封短信。

除了土地证之外，我看不出什么名堂，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你要是没事，休息过后，咱就谈谈吧！我给你讲讲这三张纸条的来历。”

二

一九三一年九月，整个武夷山区沉浸在一场暴风雨里。

像谁拉开了一个看不见的闸门，雨，连成一片，向着整个山区倾倒。风借雨势，雨助风威，山石上溅起浓浓的白雾，大片的竹林梢头卷摆着浪花。山泉从无数岩石的缝隙里冲出来，汇成一股激流，冲着滚滚的山石、拔着低矮的小树，涌下山来。

傍晚时分，程元吉把屋里的东西归置了一下，在薄薄的茅草屋顶上又压上了几块石头，怀里揣了几块红薯，就往外走。按说，像这样的天气，他是不该再到山里去的，但是不去又不行。那片南瓜地是一家人的命根子。两年前，爹送萧家地主小少爷进城，爬山时因为轿子抬歪了点，被小少爷一脚蹬下山崖摔死了，想打场官司争口气，官司没打赢，几亩地花了个干干净净。程元吉只好在山坳里坡坡上一锨一镢地刨出了二亩多荒地来，种上了南瓜。总算不错，南瓜长得蔓儿粗、果儿肥，远看青艳艳的一片，近看横七竖八的一堆，是个好收成。只是地处偏僻，又是这么个大风大雨的晚上，万一有个坏人打这些南瓜的主意，只有老婆和一个不满十岁的女孩子怎么能看得了？再说，近来街面上实在不安定，中央军和民团的队伍一个劲地往西开，说是打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这些家伙到处抓人抢东西，东西被拿走还不说，人还被拉去扛子弹不能回家。程元吉也想趁便到山里去躲躲。

雨继续哗哗地下着。程元吉把棕皮蓑衣掩了掩，往山坳里走。这曲曲拐拐的山路，又是这么大的风雨，实在不好走，等他翻上了山梁，望见那块心爱的南瓜地时，天已煞黑了。就在这时，程元吉望见一串黑影从山腰的矮树林里窜出来，直奔他那看瓜的小茅棚子。程元吉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不好，这样的天气成群结队地满山跑，一定不是好人！他不敢再往前走了，连忙一闪身藏在几棵大树后面。

眼望着这一群人，程元吉一阵心跳，脑子里马上浮起一幅景象：这些人就要气汹汹地一脚踢开那扇破竹门，把屋里翻弄个乌七八糟，说不定……他不由得捏紧了拳头，向前迈了几步。但奇怪的是，那些人跑到门前却停住了，好一阵不见动静。接着这群人又离开房子，在一棵树底下围拢来，一个人指手画脚地讲了些什么，然后，人们又散开了。

程元吉刚松下的心立刻又紧缩起来：原来那些人散开之后，就跑到瓜地里去了。只有一个人在树底下蹲下来，打开电筒，垫着膝盖，在写些什么。写好之后，又回到房子跟前去。不多会儿，散开的人群又合拢了来，每人肩上扛着一个南瓜。程元吉望着这些扛着南瓜向山里走去的人，默默地数了数，有二十多个人，这就是说有二十多个南瓜没有了。他不由得痛苦地叹了口气。

等那些人走远了，程元吉才钻出树丛，也不顾泥泞，快步赶到房子跟前。老婆带着惊惧的神情给他开了门，随即一把拉住他，断断续续地说：

“可……可吓死我了！……”

原来那些人来到屋跟前以后，并没有行凶，只是轻轻地敲了敲门，喊了几声：“老乡！老乡！”

她哪里敢应声。接着，又是两下敲门声。这次敲得重了些，声音也提高了：“老乡，开开门，我们有事商量！”

这一喊，她更吃惊，看样子要砸门了。这小茅棚别说砸，就是稍用劲一拉就会连门带柱倒下来的。她慌忙坐起来。这时，外面另一个声音插话了：“刘同志，声音小点，看吓坏了老乡。”接着，又压低了嗓音向屋里说，“老乡，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你们有粮食没有，我们买点用用。”

粮食倒有一点儿，可是……她还是不敢吭声。半天，那人又说话了，声音还是那么和气：“老乡，实在不开门，我们只好就这么做了。”只听得一阵脚步声奔到瓜地里去，看样子是摘瓜了。一边摘一边还传来这样的话：“大雨天，别把瓜地踩烂了。”“看，你怎么把这样嫩的摘下来了，留着还能长嘛。”“小心别把瓜秧子踩断了。”忙乱了一阵，又静下来，门外又说话了：“老乡，我们实在没办法，把你的瓜摘走了，钱留在东头第十棵瓜秧根上，请你收下吧！”

程元吉听着老婆讲完了这段事的经过，坐在床上，低着头直叹气，半天不吭声。待了一会儿，还是老婆先开了口，她说：“去看看吧，瓜少了多少。说不定人家真给留下钱了呢。”

“想得倒美！这年头能有那样好心的人？”话虽这么说，但他还是走出去了。他来到瓜地东头，数到第十棵瓜，伸手往瓜根上一摸。可不，在那硬硬的瓜蔓上，用茅草紧紧地捆着一包瓜叶，解下来一掂，沉甸甸的。

程元吉心一阵跳，把瓜叶包拿到屋里，打开一看，里面包着明晃晃的两个银元。在两个银元的中间，夹着一张叠得四角方方的纸条。那张纸条上写着：

老乡：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为了消灭压迫穷苦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来到这里。因为没带粮食，又叫不开你的门，只好摘了南瓜二十个，约计市价，留下银洋两元，请你收下。

中国工农红军××支队×连

程元吉两口子被这神奇的事情惊呆了。银元，除了卖地打官司以外，他们什么时候见过银元？这些叫作“红军”的人虽然并没有露面，但是这张写着潦草字迹的小纸条，却把程元吉的心照亮了。他把这张纸条小心地保存起来，并把这个故事悄悄地在穷苦朋友中间传播开来。

半年之后，红军真的来了。程元吉最先参加了贫农团，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

三

一九三四年的秋天，老根据地的红军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了，国民党反动派像一群黑老鸦一样，来到了根据地。这一来，程元吉和当地的人民又过起了胆汁拌黄连的苦日子。

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残过的村子，一点儿也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所有的房屋都被一把火烧得精光，人们只好在这些残壁近旁搭起一排排的竹寮子来遮蔽风雨。

这天晚上，天气更加寒冷。月牙儿斜挂在西天，冷冷地瞅着这个荒芜了的灵田村。

就在这些竹寮中间，有一扇门忽然“呀”的一声开了，灯光影里，一个人蹲到门口四处瞅瞅，然后低声招呼道：

“没有人，走吧！”

接着，一个个黑影闪出来，你东我西，在黑暗里消失了。

竹门又掩起来。小竹寮里只剩下了两个人：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那个年岁大些的，就是程元吉。经过这几个月的折磨，这位身强力壮的庄稼汉，像害过一场重病，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两颊瘦削下去了，嘴上也留起了胡子，一看去像个半老头了，但他那炯炯发光的眼睛和微微张开的嘴角上，却流露着掩不住的笑意。他怎么能不兴奋呢，过了将近半年的苦日子，今天见到了山上红军游击队的来人，知道了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情况，他像蕴蓄闷烟的柴堆，一阵风儿吹来，又冒起红彤彤的火苗来了。他把座位往前移了移，几乎是贴在那人的脸上，低声地说：“不能留一宿？这世道，见个亲人不容易，亲不够啊！”

“不啦，我马上就得走，还有工作要干哪。”那人回答了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阿叔，我留下你不为别的，实话告诉你，这村在党的同志都上山了，这会儿，有一桩紧急的事……我想……”

他的话还没说出口，程元吉忙一把逮住那人的肩膀晃了晃，急促地说：“咳，范同志，有什么事照直说好了。我程老三的为人，山上同志也该知道，我虽然不在党，可我知道咱们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有事交给我，我豁上身家性命也能干！”

范同志笑笑说：“不是我不信服你，这事危险啊，弄不好要牺牲性命呢。”接着，他把工作讲了讲。原来游击队上山以后，碰到了一堆堆的困难，吃没粮，住没房，伤了病了没药治，冷了没衣裳，而最困难的是缺乏武器、弹药。快武器很少，主要靠以前赤卫队用的鸟铳，但就连这玩意儿也“没的吃”。费了好大的劲，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在县城里搞了一部分火药，因为白匪盘查得紧，一时弄不出来，就准备瞅机会往外搞。最近接到情报，敌人打算把一些被捕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往城里送，游击队决定乘机消灭押队的白匪。这样，这批火药就急等着用了。山上考虑到程元吉常到城里卖南瓜、蔬菜，人缘好，地理熟，再者他是有户籍的人，进出白匪的“卡子”比较方便，才决定请他来执行这项任务。

程元吉静静地听范同志讲完了，想了一想，问：“送到哪儿？什么时候送到？”

“明天，最迟后天晚上，一定要送到，我们在城南十八樊家东南角的山神庙里等你。”范同志说了联络地点和暗号，就趁着夜黑走了。

第二天，程元吉起了个黑早，拾掇了一担青菜，一溜小跑赶进了城。他把青菜胡乱要个低价卖了，按照范同志说的路，赶到了一家小饭馆，选了个座位坐下来，喊了声：“老板，来碗馄饨，多加点胡椒！”

这句暗号刚说完，只听得里屋叮叮当当一阵响，两个保安团的兵拥拥扯扯地押出一个人来。其中有一个兵手里还抱着两个大报纸包，顺着纸包的裂缝，一缕黑药轻轻地撒出来。那人被反捆着两手，脸上嘴上流着鲜血，嘴角紧闭着，满脸怒气。这怒容直到他走到程元吉身边的时候才稍稍消退了些。显然他已经听到了刚才程元吉的话，他走过程元吉身边时，平静地说：“老乡，买卖遭了事，好在屋里有面，你要吃啥只好自己弄了！”说罢，恶狠狠地瞪了两个白鬼子一眼，挺了挺胸，大踏步走出门去。

程元吉好容易才压住自己想扑上去的心情，目送这伙人走远了，才走进内屋。只见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一个生病的老太婆——大概是那人的母亲吧——在悲切地啼哭。他难过地摇摇头，把早晨卖菜的钱塞到她的手里，就悄悄地走出来。

程元吉挑着箩筐在大街上茫无目的地走着，心像刀绞着似的，又痛楚又惶乱。很明显，接头的人被捕了，要搞的火药落到了敌人手里，游击队得不到这批军火的供应了。他脑子里一会儿出现了白匪的法庭，那个亲爱的同志在敌人面前，咬着牙，忍受着种种酷刑。一会儿又想到山上的游击队，他仿佛看见山上的同志们，擦好了明火枪，在那山神庙旁边眼巴巴地等着这批火药。他仿佛又看见一队队的白鬼子，押着我们的同志往城里走，游击队的同志就在山梁上望着，他们因为等不到这些东西，就用仅有的那几支快枪，亮着梭镖，冲向押送受难同志的白鬼子的队伍，而后，战斗失利了，同志们有的牺牲了，有的受伤了，那些受难的同志和群众又被押进了敌人的牢房……而这，都是因为火药没有送到的缘故。想着、走着，“吧嗒”一声，箩筐撞到一个水果摊上了，他才惊醒过来。

程元吉连忙走到路边上，找了块石阶坐下来，点上一锅烟吸着，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他必须想出办法，做出决定，但是怎么也想不出。他深深感到自己一个人是多么孤单，要是有个人商量一下有多好啊！他不由得又回想到刚才见到的那个接头的同志，从他的面貌、表情一直想到他说的话……

“对了！”程元吉仔细揣想了接头同志最后的话以后，不由得两手一拍叫出声来，倒把身旁一个晒太阳打瞌睡的老头吓了一跳。

他又把这意思重新想了一遍，一点儿也不会错：“屋里有面”就是说城里还能买得到黑药，剩下的就要自己想办法了，这办法就是自己设法弄钱来买！他连忙起身，在城里转了一圈，跑了几家猎具店和爆竹店，大致打听了一下价钱，就动身回家了。

一进家门，老婆望着他那急慌慌的神色，担心地问：“出了什么事啦？”

程元吉且不答她的话，反问她：“咱的米还有多少？”

“还有二百来斤吧！”

“装米箩，我要卖了它！”程元吉说罢，又抓了把石子在地上摆弄着算起账来。

老婆懂得他这说一不二的脾气，就动手装米。一边装，一边忍不住问道：“什么事用钱这么急？卖了以后大人小孩吃啥呀？”

“少啰唆！床底下有南瓜，地窖里有红薯，还能饿着！”他又计算了一阵。算完了，他双手抱着头，发起愁来：就是卖了米，钱也还差得多呀，再从哪里弄钱呢？他打量着屋里的每一个角落，想找出点值钱的东西来。但是可怜，这个遭到白匪洗劫的家，除了一张破旧的木床，一卷破得像麻袋似的铺盖，一口锅，几个瓦盆以外，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他走着、看着、想着，眼睛慢慢地在屋角里那只旧箱子上停下来。他呆呆望了一阵，蓦然狠狠地跺了跺脚：“就这么办！”说完，他走到老婆跟前，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肩膀，放软了口气说：“兰子妈，跟你商量个事……我想把咱那块地卖掉！”

“卖地？”老婆很少听到丈夫用这样柔和的口气说话，猛一听，不觉有点奇怪；但等听完了，又大吃一惊。

“是啊，要卖掉！”程元吉说，“不瞒你，我用钱给山上置办东西。咱们，卖了地再租点地种，我多打几个长工，你多做点针线，还能过得去；可山上……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咱拍拍胸膛摸摸心，不能不管哪！”

老婆没有说什么。她懂得丈夫的心，也知道这事果真要紧，她不声不响地拉过箱子，找出那张地契来，交给丈夫，却不禁流下泪来——她心痛自己这点唯一的家产呀。其实程元吉也不是没有想到这一层，但是，这点地，甚至这全家人，比起解救受难同志的事来，显得太微小了。他伸手接过地契，望了女儿一眼，安慰地说：“算啦，想开些吧！多想想共产党和红军给咱的好处。咱们吃点苦，将来革命成功了，多少穷苦人的福都享不尽哪！”

经过一晚上的奔走，地契又落到了萧家地主的手里。虽然价钱差得多，但程元吉也顾不上那许多了。他带上这笔钱，第二天一早又进了城。自然，在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少不了又费了些劲：对这家店说要打猎，对那家店说要做爆竹，好容易凑集了十来斤黑药，和一些黄药。剩下几个钱，又买了一点儿医药。

傍晚，他找个僻静地方，把这些东西装到粪桶里，上面隔着油纸盖上层干粪。他的身份掩护了他。他混过城门岗的盘查，出了城，一气就赶到了指定的地点。

小小的破山神庙里挤满了人，正像程元吉想象的一样，人们都眼巴巴地望着呢。队长、政委焦急地在庙门外走来走去。大家一见程元吉来了，连忙迎上去。政委接过药包，高兴地拍着程元吉的肩膀说：“老乡，真得谢谢你呀！”

“嗳，算啦，自己人嘛，说这干啥？”他本想把自己做的事瞒过去的，但想起了接头站遭到破坏的事，就说，“只是那个接头的地方再也别去人了。”接着就把事情的经过谈了谈。

队长、政委和同志们都静静地听着。听完了，政委紧紧地抓住程元吉的手，激动地说：“好老乡！你这样爱护自己的军队，我们也永远忘不了你！只是……”政委搜索了一下衣袋，为难地说，“只是我们一时没法报答你。这样办吧！”他摸出钢笔，在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头，借着电筒的亮光，写下了几个字：今借到灵田村程元吉老乡火药十六斤，药品一部。

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支队支队长 柳笙

政委 吴功强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政委写完，交给支队长看了一下，盖上了图章，递给程元吉说：“请你把这个保存着，等以后局面打开了，我们再照价偿还你！”

看着这张纸条，程元吉的眼里忽地涌出一股泪水，他仿佛觉得心要跳出来。眼前的情景又使他回想到三年前另一张纸条的事了——这些人，为了劳苦群众的事，奋不顾身，可是当需要群众的帮助的时候，却是这样斤斤计较、分毫不爽啊。他用颤抖的手接过了纸条，说：“好，我收下。等你们，不，等我们胜利了以后再说吧！”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红军游击队同志的确没有忘记这个生活在荒凉残破的山村里的农民，他们关心着程元吉一家的生活，也把一件件的革命工作交给了他。而程元吉也总是豁上身家性命，来为革命工作。

可惜这样的生活没过多久，这里的游击队向新的地区转移了，后来他们又和别的游击队合编成新四军，一直开往抗日的最前线。从此，程元吉和自己的队伍又断了联系。

四

竹林茬出了新笋，茶树绽开了嫩芽，一九四一年的春天来到了武夷山区。

程元吉领着女儿兰子，到她的外婆家帮忙采收了第一季早茶，就赶着往家走。

在红军游击队走后的几年里，程元吉是咬着牙熬过来的。他老婆得病去世了，他拉扯着年幼的女儿，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这艰苦的折磨，使这个年近半百的老人更加苍老、衰弱了，他留起了花白的胡子，他的背也微微驼了些，甚至走这山路也磕磕绊绊，跟不上脚了。他索性放慢了脚步，仔细地看起山景来。这条荒僻的小路上，几乎每一棵树、每一块山石他都熟悉。红军在的时候，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踏着这条小道去支援前线；后来他也曾走过这里去秘密地送过信。而那心爱的红军、游击队的同志们就是踏着这条小路走上抗日前线的。红军，什么时候打败日本鬼子再回到这里来呢？

兰子紧紧地跟在爹的身后。就像一棵翠绿的新竹一样，几年来，她已经长大成人了。她还带点孩子气，有时候，会连蹦带跳地跑到爹爹的前面，手里拿枝柳条，抽打着路旁的茅草芽儿，口里哼着山歌。跑跳了一阵，她等着爹爹走上来，便凑到跟前，小声地问：“爹，你又想红军了？”几年来的生活里，她已经很熟悉地从爹的神情上看出他的心事。

“嗯！”程元吉点点头。

“你老讲红军，红军，可是红军是些什么样的人哪？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红军在打日本鬼子哪，打完了就回来……”

爷儿俩边走边谈，又走了一程，刚刚翻上一架山梁，忽然兰子拉了父亲一把：“爹，有人。”他抬头一看，望见远处两个人正在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眼角还不停地往他们这边瞟。程元吉认出那正是本保的保长萧魁五，另一个是他的狗腿子。这家伙在红军撤走时，就回乡了，当上了“业主团”团长、保安队长，夺田、倒算、杀害革命群众，无恶不作。抗战爆发，红军游击队出征以后，他又当上了保长。程元吉恨透了这个家伙。现在从他那醉醺醺的神态和淫邪的笑声里，又觉出这家伙一定不怀好意，不由得下意识地看了女儿一眼；兰子也意识到了什么，手攥着拳头。这时，那两个家伙已经赶上来。萧魁五拉下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脸孔说：“老吉，抗战救国你该懂得，你的那笔壮丁费该缴了吧？”

程元吉瞪了他一眼，没有搭腔。

“哼，你这块红骨头，没砸烂你就是便宜！这笔账现在就要算，没养儿子拿女儿顶上！”那家伙喷出一股酒气，转身向狗腿子喊了声：“动手！”就向兰子扑去。

兰子一步跳到崖边，对着萧魁五狠狠地说：“你敢再往前走！我跳下去，也要把你这狗东西拖下去！”

程元吉觉得血一直往上涌，他毫不迟疑地弯腰搬起了一块石头，蓦地举过了头顶，要朝萧魁五砸去。“不许动！”狗腿子的一支驳壳枪顶住了他的胸膛。

正在这紧张的时刻，突然，唰的一声，一块石头飞过来，正砸在狗腿子的头上，那家伙哼了一声倒下了。接着道旁山石后面的树丛里跳下一个人，一脚踩住狗腿子的手腕，把枪夺到了手。

萧魁五早吓愣了，等他想起拔腿逃跑，一颗子弹把他的脑袋打得开了花。

那人把这些都做完了，从容地吹了吹枪口里吐出的硝烟，爱惜地把枪放在手里掂了掂，又用大拇指推上了保险机。这工夫，程元吉才仔细看了看那人。那人蛮年轻，看样子不过二十三四岁，穿着一身满绽开棉絮的灰军装，头发老长，几乎盖住了耳朵，脸颊瘦得深深地陷下去，由于失血而显得苍白。特别使程元吉注意的是那人左臂整个吊在脖颈上，肩胛处用一块破布包着，大概是受了伤，暗黑色的血渍夹杂着灰土粘在布上。而且可以看出，由于刚才的剧烈活动，伤口疼得厉害，他正咬牙忍耐着，他那雪白的前额上渗出了一粒粒的汗珠。程元吉一时判断不出这是个什么人，他以掩饰不住的惊奇的语气问：“你是……”

“是新四军！红军！”那人笑了笑，把枪插在左肋下，伸手指了指两个坏家伙的尸体，“来，‘红骨头’老乡，把这些东西收拾了，先离开这是非地以后再说。”

听说是红军，程元吉和兰子姑娘都兴奋起来了。他们爷儿俩帮着这个年轻的战士把尸体抬到路旁远处的树丛里藏好，又把路上的血迹收拾了一下，三个人就偷偷溜进了一片茶林。

在这僻静的茶林里，青年战士详细地谈了他的来历。他名叫齐胜，原来是新四军的一个排长，“皖南事变”时因为战斗中被手榴弹震昏了，落到了敌人的手里。随后被押运到江西，准备关进集中营。就在运送的路上，他们几个人打倒了押送兵逃跑了。在逃出的时候，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他只好带伤沿着山林没人处乱走，东走西转，来到了这里。他正要下到山沟里找水喝，刚巧碰上了保长行凶。

见到了自己的亲人，听到了自己队伍的消息，程元吉又兴奋又激动。他不停地询问着红军的一切。谈着谈着，不觉太阳落山了。直到女儿提醒，程元吉才想起他们还在荒野的山林里，他抱歉地对齐胜说：“你看，只顾说话了。你打算以后怎么办？”

“到江北去，找自己的队伍去！”齐胜说。

程元吉说：“你这样满山乱跑也不是个办法，再说你伤得这么厉害，走这样远的路，怕也受不住。我看倒不如先到我家躲躲，养养伤。等伤好了再想办法。”

齐胜寻思了一会儿，也实在没有别的法子，就同意留下来。等天黑定了，程元吉和女儿搀扶着齐胜，回到了家里。

从此，程元吉家里就暗地里增添了一个客人。他在房后竹园深处的一堆稻草里给齐胜安置了一个住处。白天，齐胜就在草垛里躲着；程元吉出去给人做工、贩卖青菜，家里有兰子姑娘照顾着齐胜吃饭、喝水。夜里人静了之后，齐胜就偷偷地出来，洗洗伤口，和程元吉爷儿俩谈谈，和老人睡在一起。

开始，因为保长的死，风声还紧了一阵，不久就平静下去了。在这些日子里，程元吉不管白天做工多么劳累，晚上都要和齐胜闲谈，而且总是齐胜催过几次才肯睡下。兰子姑娘早在童年的时候，就听到爹爹说过红军的许多事情，红军，在这个姑娘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现在，果然见到红军的人了。她像照顾自己的兄弟一样照料着齐胜的饮食和伤势，并且一有空闲的时候，也像爹爹一样仔仔细细地问起新四军部队的情况，特别是女战士们的生活。

程元吉家里自从红军游击队走后，六七年来从来没有像这些日子这样欢快过。但是有一件事却使程元吉着实发愁：原来齐胜的伤擦着了骨头，住在这里，没有药治，只能用点盐水洗洗，伤口总不见好；这几天伤口有些红肿，人也发起烧来；想买点药吧，自己没病没灾的，又怕引起人们怀疑。而且因为几天没找到工作，吃粮也快完了。他们爷儿俩掺粗夹杂省出米来，怕也支持不下来了。

这天晚上，齐胜突然发起了高烧，程元吉急得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刚放亮，程元吉把女儿喊醒，悄声地说：“我看齐同志的伤是非治不可了，我想把他送到城里去请大夫瞧瞧。”

“那……叫人看见了怎么办？”姑娘惊异地问。

“我就说他刚从南洋回来，因为不摸这里情形，叫民团放哨的打伤了。就是他的身份……”程元吉沉吟了一下，说，“这就要你帮一手了。你梳个髻吧！”

姑娘红着脸，会意地点了点头。

程元吉也笑着说：“好，快去打扮吧，咱这就走，爹先借钱去。”

“爹，这不是钱吗！”说着，兰子把母亲留给她的一支银簪子递给了程元吉。

趁着早晨的雾气，程元吉背着齐胜，和女儿一块偷偷地溜出了村子，赶进了城。兰姑娘的装扮变得完全像个青年妇人了。这个装扮掩护了齐胜，他们顺利地骗过了保安团的哨卡，在城里找到一个药房。医生给齐胜看了伤，程元吉又买了治外伤用的药品和一些粮食、补品，姑娘也仔细打听了对伤者的护理方法。

有药医治着，有东西调养着，齐胜的伤势很快好起来。不到一个月的工夫，伤口已经长平了，身体也补养得强壮了些。这天晚上在闲谈的时候，齐胜吞吞吐吐地说出要走的意思。

其实，程元吉也不是没有想到齐胜该走的事，在这里待下去也不是办法，队伍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只是打发他上路的事还没准备好，而且住久了，猛然分别也有些舍不得；更重要的是最近程元吉有了一个打算，正在谋虑着，还没拿定主意。现在齐胜提出来了，他就说：“急什么，再过两天，等身子壮实了再说。”

这以后的几天里，程元吉一直在忙碌着，赶着给人做了几个工，还借故出了趟远门，好像把齐胜走的事忘了。这天，程元吉搞来了一些米，交给女儿，让她全部做成打糕，还特地打来了半斤老酒。晚上，他把齐胜和女儿叫在一起，喝完了一杯酒，说：“齐同志，你要走，我也不打算留你了，要走，就趁今天夜里走吧！路，我已经探听好了：从这里往东北走，过松霞岭往正北，听说那块儿日本人要来，白军早窜了，趁这兵荒马乱的劲，走起来方便些。”

说完，程元吉又拿过准备好的干粮和一个纸包，递给齐胜说：“这些东西你带上，路上吃；钱没有多少，带在身边，急用的时候花。”

齐胜默默地接过干粮，却把钱递回去，感激地说：“阿叔，这些日子，多亏你老救了我。这恩情也实在难以报答，只好日后再说。这干粮我带上；你老和兰妹过生活不容易，这钱还是你们留着用吧！”

“齐同志，看你说到哪儿去啦？你说我救了你，又是谁救了我？咱的军队和我是一条命哪！至于说到我爷儿俩的生活，这，我还有话要说。”说到这里，程元吉猛地一仰脖子喝完了最后一杯酒，抓住女儿的手说，“孩子，那天我问你愿不愿去参加自己的队伍，你说愿意！现在爹已拿定主意，机会难得，你就跟齐同志一块走吧！”

虽然，兰子也早有这个打算，只是没想到爹会这样突然地就决定了。她沉默了半晌，才动情地喊了声：“爹！”

“别担心我，你爹的骨头硬着哪，我总能苦熬苦撑着等你们回来！”程元吉把钱交给女儿，慈祥的语气里含着严厉和果断。说罢，看见齐胜脸上有为难的神色，又说：“齐同志，这事我已经打定了主意。为革命嘛，有东西出东西，有人力出人力！再说那天的事你也看到了，这样的世道，女儿大了我也不放心；跟上你去干革命，一来自己队伍里多个人手，二来我也了了一桩心事。再说，你们俩路上互相招呼、互相掩护着，也少遭点凶险。”

这些日子相处，齐胜也摸到了老人说到做到的脾气，而且把自己唯一的女儿交给革命，这也是这个革命老人的心愿。想了一下，就说：“既然你老人家决定了，我一定好好把兰妹妹带给咱们的新四军。只是，阿叔，我怎样来答谢你呢？”

“咳，”程元吉打断了他的话，“为了革命，这算得了什么？告诉你，我程老三这颗心算红透了！”说着，他又拿出了他那珍藏很久的两张纸条递给齐胜。

看着这两张纸条，齐胜更加激动起来：这位革命老人在这么长的日子里，在各个革命时期，都是和共产党和红军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啊！

深夜，程元吉把齐胜和自己的女儿送出了村，送上了向东北的小路。在朦胧的月色里，这两个青年人告别了老人，踏着细碎的星光，奔向北方，奔向长江，奔向抗日前线去了。

程元吉目送两个亲人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抹去脸颊上不知什么时候流下的泪水，回到自己的竹寮里。刚刚坐下来，他看见油灯底下压着一张纸条，打开来一看，原来是齐胜留下的。那上面写着：

新四军主力部队，游击部队或革命政权的同志们：

我是新四军的一个排长，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中负伤，多亏崇安县灵田村程元吉老人收留疗养，从三月十八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伤愈归队。因我当时无力将医疗、饮食费用偿还这位老人，故留此信。请同志们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见此信后，随时照顾这位革命老人，并望按一个革命军人应得的口粮，依上述日期偿还程元吉为盼。

新四军×部排长 齐胜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程元吉把这张纸条仔细地读了两遍，小心地折起来，把它和另外两张纸条放在一起，久久地，久久地抚摸着它们。由于感情过于激动，他的眼泪又簌簌地流下来了……

尾 声

傍晚时分，程元吉老大爷向我说完了这三张纸条的来历。他把三张纸条连同我写的那张借据一道，小心地收藏起来，送我出了竹门。走着，他抓住我的手，按到自己的胸前，像是开玩笑而又带些责备地对我说：“小伙子，看你又找斗又拿秤的，你能称出我老头子的心是几斗几斤吗？”

走出好远，我还能听见他那爽朗的满足的笑声。

这天晚上，我躺在露营地——一棵大树底下，久久不能入睡。白天的事和这三张纸条的故事深深触动着我。不，这不是几张纸条，是人民与自己军队亲密关系的辉煌的诗篇；这不是程元吉一个人，是全国革命农民的崇高形象！

就带着这个三张纸条的故事，我来到了祖国的海防。每当我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革命老人；每当有空的时候，我就和同志们讲起这几张纸条的故事。他，它们，给了我力量，鼓舞着我前进，教导我更热爱人民！

也许同志们还要问：程元吉老大爷现在怎样了？这我也说不真。只是在一九五一年去南京开会的时候，我路过他的家，看望过他。他已经当了村的农会主席，土改中又分得了土地，政府还为他重盖了房子。他还是那么健壮，而且更有精神了。他告诉我，齐胜现在已经是某部的团长，参加志愿军到过朝鲜，现在正在哪个学校学习。他的女儿兰姑娘也当了某军后勤的卫生队长了。他俩在过去艰苦生活和战斗中产生了爱情，在一九四九年结了婚，生了小孩，不久前一道回家看望过他。谈到那几张纸条，他说，早在一九四九年之初，政府已经按照纸条的数字加一倍还给了他。但是这些东西他都没有用，一部分献给政府救济灾民，一部分做了抗美援朝捐献，给志愿军同志买了飞机大炮了。于是，这四张纸条又变成了一张——抗美援朝捐献的证明。

现在，事情又过了几年，谁知他现在生活得怎样？他的身体该还好吧？头上的白发该更多了些吧？或许脊背也更驼了？但是，我仿佛还能看见他那精神奕奕的眼睛，听到他那开朗的笑声。也许，他已经在新成立的农业合作社里担任个监察委员——这差事对他挺合适——在为公共财产而操心；也许，正坐在充满阳光的敞亮的房子里，带着慈祥的微笑，看着女儿、女婿和外孙的照片，又对着绕膝的孩童们讲起这几张纸条的经过了。

1955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