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

李绂，字巨来，学者称穆堂先生。生康熙十二年，卒乾隆十五年，1673－1750年七十八。籍江西临川。少贫甚，读书五行并下，落笔数千言，而无以为生。尝自其家徒步负襥被之徽，又之吴，吴人或异其才，而未能振也。以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入翰林，益励于学。自言：「小时看书，日可二十本，字版细密者，犹不下十本；今来馆务分心，余力无几，或一二本而止。七阅月中，看三国志、晋书、南北史及李白、子美、义山、飞卿、子瞻、放翁诗各二遍；尔雅、孝经、仪礼、论、孟诸注疏，史记、前后汉、隋唐书、五代史各一遍；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诸书及宋、辽、金、元史不及一遍。」其强力如此。先生既博窥，于朝章国故，抵掌而谈，如决溃堤。不学之徒，望风不敢前席。先生又未尝肯少接以温言，举朝皆畏惮。然爱才如不及，以识一贤、拔一士，为生平大欲所存，形迹嫌疑，坦然不计。辛丑会试充副考官，用唐人通榜法，知名士网罗殆尽。榜发，下第举子拥邸舍喧闹，被论罢官，发永定河效力。雍正元年，召复职。时隆科多、年羹尧贵显用事，先生抗礼不屈，竟以言河南总督田文镜被谮。初，雍正二年，先生署广西巡抚，安插一罪苗，至是逃去，新广抚追劾先生措置不善，诏使前往捕贼自赎。事既解，仍以排挤下狱，当死，并籍其家，取及夫人之簪钏，视之皆铜器也。狱成，世益为先生危，先生处之泰然，在囚中日读书，昼饱啖，夜熟眠，同囚甘抚胡期恒，叹为铁汉。时内外诸臣方以全力罗织，必置之死。曾两决囚，先生缚至西市，刑部郎杨某，欲试之，于押赴市曹时，故问经史疑义，先生应答流利如平常。杨退语人曰：「李公真铁胎人也。」特旨免死，在八旗志书馆效力行走。先生敝车羸马，即日赴馆，闭门葺平生所著书，如是者八年。及乾隆即位，召见，即日授户部侍郎。会举博学鸿词，先生已荐六人，束于例，乃揭所知广托九卿。吴江王藻无举主，浼门下士孙国玺荐之，孙有难色，先生大怒责，孙跪谢允荐乃已。语闻，坐左迁。然先生虽屡黜，意气如故不少衰。尝曰：「内省不疚，生死不足动吾心，何况祸福？祸福不足动，何况得失？以此处境不难矣。」又言得力在二语：处境则居易以俟命，处事则行法以俟命也。会以丁忧归，嗣得大病，乃致仕。先生故刚大，生平学道，以陆子为宗。及卒，全谢山为碑铭曰：「世方以闭眉合眼，喔咿嚅唲，伺察庙堂意旨，随声附和，是为不传之秘，则公之道，宜其所往辄穷也。」所著书有穆堂类稿五十卷、别稿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陆子学谱二十卷、朱子晚年全论八卷、阳明学录若干卷。章炳麟书李巨来事，『文见华国月刊一卷十期』谓：「穆堂获谴，由雍正四年督直，胤禛欲其希旨杀塞思黑，穆堂不肯。胤禛既杀塞思黑，欲杀穆堂灭口，又恐临刑宣泄，故不得不赦。弹击田文镜事，特借以发端，谢山以事关皇室，故碑文不能正其辞。」并谓：「处胡虏之朝而果于用世，遇贼害之主而不能先几引避，使周、程、陆、杨处之必不然。」事虽隐昧，章氏历引东华录说之，恐或然也。 

清初之朱陆异同论

[朱陆异同论之来历]「朱陆异同」之论，远起明世。休宁赵汸子常对策，谓：「朱子答项平父书，有去短集长之言，岂鹅湖之论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并于晚岁，则其微言精义必有契焉，而子静则既往矣。」是为「朱陆早异晚同」说之始倡。其后河间程敏政篁墩着道一编，分朱陆异同为三节，纂钞朱陆二家往还书，各为之论断，见其始异而终同。自是遂有阳明之朱子晚年定论，专取朱子论学书牍与象山合者三十余通为说。同时罗钦顺整庵即遗书辨难，谓： 

偶考得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时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后二年丁酉，而论孟集注、或问始成。今有取于答何书者四通，以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或问，则以为中年未定之说，窃恐考之欠详而立论之太果也。

后东莞陈建清澜着学蔀通辨十二卷，乃大诋「朱陆早异晚同」之说。其书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往来书札，逐年编辑，辩诋甚峻。而书初不显，东林顾宪成颇加称说，乃为人知。明儒学案无陈建[清初尊朱排陆诸家][孙承泽]及清初宛平孙承泽北海着考正晚年定论二卷，持论益偏。书始宋孝宗淳熙甲午，朱子时年四十五，其后乃始与陆氏兄弟相会，依次编其文集、语类诸书，谓「实无一言合于陆氏，亦无一字涉于自悔」。又深毁阳明，谓其「惟事智术笼罩，乃吾道之莽、懿」。据四库提要门户之见，持之者过甚，亦足征其立身居心之大概矣。四库提要云：「承泽初附东林，继降闯贼，终乃入于国朝，自知为当代所轻，故末年讲学，惟假借朱子以为重。」[魏裔介]同时有柏乡魏裔介石生，论学与孙承泽相沆瀣，编周程张朱正脉，自序谓「周海门所辑程门微旨，王阳明所辑朱子晚年定论，未足发蒙启迷，于微旨取十之五，于阳明所辑则尽删之，而取北海考正定论。其它尚有圣学知统录、论性书、希贤录诸书」。夷考生平，于崇祯壬午中举，越四年，清顺治三年成进士。言其出处，宜与孙氏同属贰臣，而裔介仕清尤忠荩，画进取滇、黔之策，竟如所规以覆明。又建言「宜择大将领满洲兵驻防滇、黔、川、楚间形势以销奸萌」，议虽不行，然裔介为满洲谋宰割汉人，其因事纳忠，固可嘉矣。故裔介仕宦极得意，蒙恩眷。卒康熙丙寅，二十五年年七十一。[熊赐履]稍次有孝感熊赐履青岳，得意略后于裔介，而亦以讲理学为显宦名臣。着闲道录，力辟阳明尊朱子。谓朱子兼孔、颜、曾、孟之长，詈象山、姚江为异类。又谓：「学不闻道，虽功弥六合，泽及两间，止是私意。」以抑姚江之事功。又着下学堂札记，引其友萧企昭性理谱语，詈阳明为贼。自谓：「当今日而有卫道其人者乎？孟、朱之徒也。」其自负如是。清圣祖读其闲道录，称为「正大精醇，斯文嫡派」。又曰：「录中崇正辟邪，极透切，有功圣道不浅。」遂亲题其签曰熊学士闲道录，置之御几，一时羡为异数。卒康熙己丑，四十八年年七十五。诸人皆以高官讲正学，为朝廷褒奖。而明末南方有黄梨洲，北方孙夏峯、李二曲，海内称三大儒，论学皆尊阳明。既为羣士慕仰，又皆不肯屈节受禄。而顾亭林、王船山之俦，激于忧国忠世之意，感愤时变，溯源搜根，深痛晚明士习，归罪王学，谓种学术亡国之大祸。尤甚如颜、李，则更引益远，蔽狱宋儒，谓朱子教人读书，乃祸国害民之尤大者。船山、习斋声光皆闇，亭林虽栖栖，名字重于京国。其日知录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一条，以王夷甫清谈、王介甫新说、王伯安良知，三王并举，而称说罗整庵、陈清澜以及孙承泽之书，则以在野大儒，亦主正学，俨若与朝贵相桴鼓矣。沈清玉冰壶集谓：「孙退谷、陆稼书以张弧文成者集矢蕺山。承泽固蒙面贼庭者也，平湖集中有上孙退谷先生书，何啻硕儒魁德，岂喜其意见之同，忘其立身之污乎？」『据李慈铭引，详吕晚村下。』余观日知录此处殆与稼书同一见解也。[张烈]同时有大兴张烈武承，以博学鸿词纂修明史。着王学质疑，书成康熙辛酉二十年，即亭林卒前一年也谓：「弘治己未，阳明成进士，其年六月孔庙灾，九月建阳书院灾。盖阳明之出，孔、朱之厄也，天象昭著，人所不及知耳。」其书大见赏于平湖陆陇其稼书，以与陈氏学蔀通辨并举。[陆陇其]稼书为有清一代正学宗师，持尊朱黜王之见益坚。其为问学录，至称「论语固能兴起善意，而其言简略，不若小学、近思录、朱子行状」。陆王则比之杨墨。然稼书之学，实自吕晚村；晚村得之张杨园。杨园亦明遗民，与梨洲、亭林诸老相辈次，曾受业于蕺山，与陈干初交游甚密，而论学则黜王崇朱，不随声阿师友也。然杨园以苦节隐，晚村以放言败，而稼书独以俯仰得高誉，后之崇正学者，羣推稼书为醇儒，因稼书而推杨园，于晚村则不屑道焉。熊氏经义斋集谓：「以某辈而表章朱学，只足为朱子之一大厄。」「某辈」即指晚村，时晚村尚未败，熊已深诋之，则以出处大节不同，自难欣合也。其后及于乾隆之朝，一时学士大夫专向考据，守程朱义理者深不悦。而歙县程晋芳鱼门着正学论，言此极慨切，谓： 

昔吕留良有私憾于梨洲，注释诸书，力攻陆王学；而陆清献为一代大儒，亦过信陈清澜之说，附和吕氏。于是海内士大夫，以宗阳明为耻，而四十年来，并程朱之脉亦无有续者，此则非愚意料所及也。勉行堂文集卷一正学论三

然稼书虽恳恳于崇朱黜王，而出处固循谨，先后治嘉定、灵寿为良吏，仅得位监司，一年即失职，其官不达。自稼书卒后，而朝廷乃务于奖正学焉。[李光地]先是安溪李光地晋卿以藉手耿精忠、郑锦效忠清室，得殊宠，自编修擢内阁学士，上书谓： 

臣观道之与治，古者出于一，后世出于二。孟子叙尧、舜以来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之出于一者也。自孔子后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贞观，贞观五百年而至南渡。夫东汉风俗一变至道；贞观治效几于成、康，然律以纯王不能无愧。孔子之生东迁，朱子之生南渡，天盖付以斯道，而时不逢。此道与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维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臣虽无知，或者得依附末光，而闻大道之要，臣不胜拳拳！

时为康熙十九年庚申。翌年，张烈着王学质疑；又两年，二十二年癸亥，稼书始至京师见张氏书，补灵寿知县。及二十四年乙丑，张烈卒。年六十四三十一年壬申，陆稼书卒。年六十三而光地位望益高，宠眷益渥，遂以宰辅耆硕，为正学领袖。自称「晚年学问始进，得于圣训为多」，而康熙亦目光地为知己，君臣相孚如此。康熙五十一年，稼书卒后二十年特升朱子配享孔庙殿上，命朝臣纂朱子全书。翌年，光地又承纂周易折中；又二年康熙五十四年承纂性理精义。时明孽反侧者，既已刬薙无留，故国遗老，亦死亡俱绝，光地所谓治统与道统合一，开尧、舜、文王以下未有之盛业，重见纯王之太平者，乃竟及其身见之。光地卒于康熙五十七年，年七十七圣帝为尧、舜，光地则稷、契、皋、夔矣。然光地实小人，富贵煊赫，不足掩其丑。全谢山称其初年卖友，中年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足称三案。见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四答诸生问榕村学术札子。卖友事可参看钱林文献征存录李光地、陈梦雷两传，又清文汇卷二十五陈梦雷与某同年书，某同年即光地也。惟陈寿祺左海文集卷三有安溪蜡丸疏辨，平反其事。光地颇诋黄石斋，其从弟光墺广卿尝述其言曰：「石斋之人则经也，其书则纬也。」谢山告之曰：「君家相公之书，其貌则经者，其人则纯乎纬者也。」光墺失色而去。亦见谢山论榕村学术剳子自光地在位，众多诮之，及其既殁，诋讦尤甚。语见方苞望溪集安溪李相国逸事虽如方望溪之徒，受其私恩，为之袒护，见上引篇中然无以胜公论。[陆稼书之从祀两庑]清廷既特尊朱子正学，以见圣朝治道之隆，又求表彰本朝正学名儒相辉映，而光地非其选也。求其持身无疵颣，讲学尚醇谨，能持门户之见，而名登清之仕籍者，陆稼书实推首选，陈悔庐以梨洲弟子，出光地门下，然论学不屈，及见稼书所著书而服，亦以稼书之躬行醇也。事见全谢山鲒埼亭集卷十六陈碑于是稼书遂以雍正二年从祀两庑。光地卒后六年故清初言朱学者，顾亭林、王船山、张杨园、吕晚村诸人持于野，孙承泽、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诸人唱于上，独稼书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以俯仰而先得两庑之祀，此乃清廷操纵之得其道。[张伯行]稼书同时稍后，有仪封张伯行孝先，亦循吏着政声，刻正谊堂丛书，有功正学，亦得从祀圣庙。然刻程朱书为之流传，亦吕晚村先为之。朝廷之意，从我者乃正学，背我者即大逆，而特以朱子为之幌。是则正学之兴，未必稼书之功；其衰，亦未必稼书之罪也。[陆稼书力持门户及并时之诤难]惟稼书论学持门户甚挚，并时学者亦复多致不满。李恕谷记其一轶事云： 

[邵子昆]陆稼书任灵寿，邵子昆任清苑，皆有清名。而稼书以子昆宗陆王，遂不相合，刊张武承所著王学质疑相诟厉。及征嘎尔旦，抚院将命稼书运饷塞外，稼书不知所措，使人问计子昆。子昆答书云：「些须小事，便尔张皇！若遇宸濠大变，将何以处之？速将王学质疑付之丙丁，则仆之荒计出矣。」中庸传注问

此固滑稽非庄论，亦以稼书平日，诋诽阳明过甚，遂来此反唇之诮也。[汤潜庵]稼书同时有睢州汤斌潜庵，从学孙夏峯，讲学能勿持门户。稼书尝上书论学，极言阳明之学不熄，朱子之学不尊，潜庵覆书谓： 

姚江之学……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遗余力……可谓有功圣道矣。然海内学术之漓日甚，其故何欤？盖天下相尚以伪久矣。今天下深明理学者固众，随声附和者实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埸，毁弃坊隅，节行亏丧者，亦皆著书镂版，肆口讥弹，曰：「吾以趋时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见姚江之书，连篇累牍，无一字发明学术，但抉摘其居乡居家隐微之私，以自居卫道闲邪之功……舍其学术而毁其功业，更舍其功业而讦其隐私，岂非以学术精微，未尝探讨，功业昭著，未易诋诬，而发隐微无据之私，可以自快其笔舌？……自古讲学，未有如今之专以嫚骂为能者也。陆原书见三鱼堂文集卷五，并附汤答书[当时治程朱学者之真相]

此可见当时正学之风气矣。[钱子仁]稼书同时有嘉定钱民子仁，从稼书论学不合，曰：「公从朱子入，民从孔子入也。」尝与友人书，辨朱子论学不合大学、中庸、孟子、二程处，又言：「今之学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实而只辨朱陆，相关是务，圣学必亡。」语详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四，又江藩宋学渊源记亦稼书诤友也。稼书极推张烈王学质疑，而毛西河有折客辨学文揭其私，谓： 

[张烈着王学质疑之动机]往在史馆时，同官尤悔庵阄题得王文成传，总裁恶传中多讲学语，驳令删去。同官张武承遂希意极诋阳明，并进三剳，一曰孝宗非令主，二曰东林非君子，三曰阳明非道学。同馆并起而哗，总裁遽毁札。

则张氏着质疑动机亦可见。以若是之人才，若是之心术，相与鼓噪而言正学，结帝王之欢固有余，服豪杰之气则不足，宜乎非难之蜂起也。沈清玉冰壶集谓：「南方之学者，自孝感、平湖两先生提倡，专以尊朱黜异为第一义，顾应之者多场屋科举之士，于说书评尾之外，茫然无覩也。」可知当时程、朱正学派之实际。故彭定求南畇父珑，受梁溪高氏学，定求又事汤潜庵；其曾孙彭尺木治佛说，即与东原学者也。遂有阳明释毁录之作。[王昆绳]而王源昆绳言之尤慨切。昆绳生顺治五年，卒康熙四十九年，年六十三。先雅慕诸葛武侯、王文成，有心功业，晚不得一舒意，遇李恕谷论学，乃折节颜门，稍稍变其说。而其先论当时所谓朱陆异同者，颇激宕可参证，其言曰： 

今天下之尊程朱，诋姚江，侈然一代大儒自命，而不伪者几人哉？行符其言者真也，言不顾行者伪也。真则言或有偏，不失为君子；伪则其言愈正，愈成其为小人。有人于此，朝乞食墦间，暮杀越人于货，而掇拾程朱绪论，狺狺焉骂阳明于五达之衢，遂自以为程朱也，则吾子许之乎？夫对君父而无惭，置其身于货利之场，死生祸福之际，而不乱其内行，质之幽独而不愧，播其文章议论于天下，而人人信其无欺，则其立说，程朱可也，陆王可也，不必程朱不必陆王而自言其所行亦可也。否则尊程朱即程朱之贼，尊陆王即陆王之贼，伪耳。况大言欺世，而非之不胜举，刺之不胜刺者哉？尝闻一理学者力诋阳明，而迁官稍不满其欲，流涕不止。一识者讥之曰：「不知阳明谪龙场时有此泪否？」其人惭沮无以答。又一理学者，见其师之子之妻之美，悦焉。久之，其夫死，约以为妻，未小祥而纳之。而其言曰：「明季流贼之祸，皆阳明所酿。」呜呼！若辈之行，如此类者，岂堪多述！……故今之诋姚江者，无损于姚江毛发，则程朱之见推，实程朱万世之大阨尔！居业堂文集卷七与朱字绿书

又曰： 

今之诋阳明者，行伪而品陋，识暗而言欺，天下从而和之者，趋时耳，干利耳。举世若狂，以诋姚江为风气，亦何足与深辨！同上

又曰： 

后世之治天下，当首严诈伪之禁……凡为虚言以欺天下而盗名者，悉焚其书而寘之法。同上与李中孚先生书

其言激切有如此，可见当时正学之实不足以服人也。及朝议既定，正学大显，而虚伪之风气，麻痹之人心，益有以激豪杰而起反抗者，其人则为李穆堂。 

穆堂之朱陆异同论

[穆堂论学大旨]穆堂生平不以理学家自居，而好辨朱陆异同，其意亦有激而发也。穆堂论学，极重人伦实务，谓： 

教莫古于唐、虞……契为司徒，敬敷五教。亦曰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而已。……鲁论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艺，皆五伦之所有事，所以相治相养…者也。圣人继作，其教递详。教之以佃以渔，教之以耒耨，教之以懋迁交易。教之以衣裳，教之以舟楫，服牛乘马，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教之以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教之以上栋下宇，教之以葬以封以树，丧期有数。教之以书契，百官治，万民察……皆五伦之所有事而已。其人之等，虽有君、卿、大夫、士、庶人之分，其人之业虽有士、农、工、商贾之别，而总其人之类，则皆五伦之所缀属而已。是故天下无伦外之道……无道外之人……无人外之教。初稿卷十八又原教

故曰： 

圣贤为学，虽不废书，实不专在于书……子路「何必读书」之对，夫子虽恶其佞，亦未有以折其非也……寻章摘句……是明道程子所呵为玩物丧志而已。别稿卷九古训考

穆堂不喜专以读书讲论、寻章摘句为学，而谓其事由于朱子。故曰： 

古未有以学为知之事者，至朱子始以学、问、思、辨俱属知，因以穷致事物之理为格物。又以大学未详……为传以补之，于是古人为学之法乃一变。寻章摘句之弊，流为玩物丧志。龂龂口耳之间，举古人实践之学，不得而见之矣。初稿卷十八原学上

又曰： 

朱子门人，平日专以读书讲论为工夫……不知圣贤之学，不如是也。初稿卷四十五书朱子语类后朱子中年，亦以读书教弟子，至于晚年，则专以求放心、敦践履为主，而深以徒倚书册为戒……惟语类有劝人读书之说，则皆门人以意为记录者耳。……善学朱子者，毋惑于门人讹误之词，而细观其晚年所著述，庶不为世俗烂时文、破讲章所误也。别稿卷九古训考

穆堂以此斥朱子，亦即以此推象山、阳明，谓； 

陆子谓道外无事，事外无道，真得圣贤为学之法者。初稿卷四十五书朱子语类后自象山陆子之教不明，士堕于章句训诂者三百余年，洎王阳明先生倡明绝学，然后士知有躬行实践之功。初稿卷二十六，文学刘先生墓志铭

而穆堂谓躬行实践则本一心，故曰： 

圣人之学，内圣外王，皆不过一心。或乃分心性为二，疑心学为近禅，不知心即性，性即心也。……舍心学又乌有所谓圣学哉？……象山陆子，专以求放心教人，盖直接孟氏之传者……。世之人以训诂章句为学，失心久矣。别稿卷二十四，过浩斋先生训语序

然穆堂之所重于心者，亦不过曰躬行心得而已。故曰： 

学必躬行而后心得，得于心而后推之家、国、天下，无所施而不当。而扬子所谓入乎耳出乎口者，不足与于斯。别稿卷二十四学言稿序

至于空谈心性，则为穆堂所深戒。故曰： 

义理与气质为定名，心与性为虚位……学者苟有志于圣贤之学，躬行实践可已，何必言心性？孔子之自勉者，在子臣弟友，若命与仁则罕言之。子贡亦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孟子因告子论性而误，故反复与辨耳，其教门人则止曰孝弟而已，义利而已，未尝言性。今之教人者，不敢望孔、孟，从学者不敢望子贡，实行不修，而空言心性，妄也甚矣！初稿卷十八心体无善恶说

此其言极似亭林。然亭林极斥心学，而穆堂乃谓「舍心学又乌有所谓圣学哉」，与亭林「舍经学安所得理学」一语，正相照映。穆堂斥朱子以读书讲论为学，其论极似习斋。然穆堂固又是博闻强识，绝非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者流也。学者观于三氏立言之异同，知论学各有本末，可勿为古人争门户耳。而穆堂辨朱陆，尤每以言有依据，能抉本真自喜，颇有似于此后干嘉考证派之所为者。罗有高谓「穆堂议论偏激，好以记问胜，豪者也」，其评颇中穆堂之失。见尊闻居士集卷三答杨迈公书二。故尝谓： 

六、七年来细阅周、程、朱、陆、阳明六子之书，各不下十数过。初稿卷四十三答徐编修昼堂书

[陆非顿悟]而遂以辨陆学之非顿悟，其言曰： 

朱子因陆子教人有发明本心之说，遂以顿悟目之，而其实非也。陆子全集二十八卷，余家所藏宋本，与明朝荆门州儒学藏本、抚州家祠本，并相同，无片言增减，尝翻阅数十过，绝无「顿悟」二字。其生平教人，好举木升川至，专以循序为主……即鹅湖之诗，必曰：「涓流积至沧溟海，卷石崇成泰华岑」，此天下所共见共闻者……至于发明本心，并非顿悟。孟子论乍见孺子入井，即所以发明恻隐之心；论嘑蹴之与不受，即所以发明羞恶之心……陆子发明之义不过如此，非如朱子所谓「一旦豁然贯通，而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也……自圣贤之学，变而为科举之业，剽窃口耳，不复以身心体认。陆子之书未尝经目，而道听涂说，随声附和，咸曰陆氏为顿悟之禅……学者试取陆子全书读之，则知娶寡女者不可诬以挝妇翁矣。同上卷十八发明本心说

又象山语录有「家有王癸神，日供千斛水」二语，陈建学蔀通辨谓出佛书，穆堂谓：「余尝尽阅全藏经、律、论，并无此语。」见陆子学谱卷十一「章从轩节夫」条。其后全谢山谓「二语大略当在道经，今巫祝家禳火，尝用此语。」见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七答临川先生杂问。又如阳明传习录有「照心」二字，或疑为禅语，穆堂谓：「佛书余尝遍阅，并无此二字。」稿卷四十三答雷庶常阅传习录问目世之讥陆王者，率谓其近禅，谓其尚顿悟，病其游谈无根，束书不观，自穆堂言之，彼之所以斥陆王者，正坐游谈无根、束书不观之病，皆未尝细读陆王书而姑意测之如是也。雷鋐翠庭经笥堂文钞象山禅学考，谓：「世目象山为禅学，以象山教人闭目静坐不读书者，非也。象山语录多近禅，然未尝言不读书，亦罕静坐。文集中并『静坐」二字无之。与刘深甫书云：『开卷读书时整冠肃容，平心定气，训诂章句，苟能从容不迫而讽咏之，其理当自有彰彰者。』与傅圣谟云：『已知者力行以终之，未知者学、问、思、辨以求之。』此与朱子教人无以异。」今按：雷氏力主朱、陆之辨，至此等处则亦受穆堂影响也。

[陆王流弊]然何以陆受世俗讥摘？王常穆堂则谓一由陆王之有传而失真者，如黄梨洲谓象山以「觉」为入门，慈湖以「觉」为究竟，此慈湖之失其传也。见初稿卷十八发明本心说。谢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并谓「慈湖亦不以一悟为究竟」。又跋袁正献公与舒和仲帖，『外编卷三十三』谓：「陆学流弊，乃傅子渊、包显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杨、袁不尔。」又谓：「临川先生昌明陆学，然其病则言陆学绝无流弊，如此便成矫枉阿私。」今观穆堂集亦并不主「陆学绝无流弊」之说，疑谢山自据当时相从谈论言之也。阳明良知之教，如邹文庄东廓、罗文恭念庵皆粹然无疵；而龙溪王畿首为狂论，纯任自然，心斋王艮亦多怪异，二王之学数传益甚，此二王之失其传也。见初稿卷十八致良知说下学术之传有得有失，固不可以末流一二人之失，上累其立教之师。而世俗所以好谤陆王，则由于元明以来，朝廷科举，以朱子书取士，俗士习于时文讲章，有道学之美名，有富贵之实利，而又熟于章句训诂之先入。故攻陆王者每不读陆王书，则又安从得陆王之真？穆堂于此尤慨乎言之，曰： 

[只有攻陆王无攻朱子]世止有摘陆王之疵者，未闻有摘朱子之疵者，非陆王之多疵，而朱子独无疵也，势也。自有明以朱注取士，应科举者，共守一家之言，为富贵利达之资，大全、讲章而外，束书不观，道听涂说，成为风俗。大学改本，虽弃孔子以从朱子而不遑恤，孰敢为陆王而议朱子哉？吴文正公澄生平信奉朱子，晚始略举尊德性、道问学为调停之说，其言本出朱子，而论者已哗然攻之矣。南宋至今六百余年，止有一阳明先生，追寻古本大学，而攻之者至今未已。初稿卷四十三答雷庶常阅传习录问目。孔尚任湖海集卷九广陵郡学会讲序『戊辰』谓：「今制举家皆知尊朱，问其所以尊者，曰：『朱子有批注也。』；皆知攻陆、王，问其所以攻者，曰：『陆王无批注也。』夫朱子岂批注之可尽，陆、王岂无批注之足累？其所谓尊与攻者，皆不过为制举言耳。」

故穆堂于凡攻陆王者，率致非难，尝曰： 

陈建、吕留良辈，妄附朱子，着为谬书，诋諆陆王，至不可堪忍。引同上节

穆堂有学蔀通辨辩，于陈氏书条析其说。见初稿卷十八心性说，其书未见其论孙承泽云： 

[论孙氏考正定论]孙北海承泽作考正朱子晚年定论，盖从未读陆子、阳明子之书，亦未尝细读朱子之书，徒欲钞窃世俗唾余以附于讲学者也。所载朱子之语，止取其诋諆陆子之言，其论学之合于陆子者，则概不之及。其所辨年岁亦不甚确，如鹅湖之会，谓各赋一诗见志，是全未见陆子语录者也。初稿卷四十五书孙承泽考正朱子晚年定论后。又谓：「孙承泽在明朝，官至九卿，家居京师，亲见闯贼之乱，国破君亡，偷生忍死，晚年沉酣于富贵利达之场，耄而不止，盖患得患失之鄙夫，本不足与论学。」

[论张氏质疑]其论张烈云： 

王学质疑，……不惟不知王学，亦从未读朱子之书，特剽窃讲章训诂之俗说，而妄有著述，以求附于讲学之末者。初稿卷四十五书王学质疑后

时人争朱陆公案，自穆堂言之，不徒未读陆王书，抑又未细读朱子书，特剽窃世俗讲章、科举训诂为之也。穆堂既一一斥其空疏浅陋，而自出手眼以辨朱陆之异同者，则在即就朱陆著述全部以求其真相。其著作之重要者有二：一为朱子晚年全论，一则陆子学谱也。其为全论也，曰： 

[朱子晚年全论]余尝尽录朱子五十一岁至七十一岁论学之语见于文集者，一字不遗，共得三百七十余篇，名曰朱子晚年全论，其言无不合于陆子。初稿卷四十五书孙氏考正朱子晚年定论后

又曰： 

朱子与陆子之学，早年异同参半；中年异者少，同者多；至晚年则符节之相合也。朱子论陆子之学，陆子论朱子之学，早年疑信参半；中年疑者少，信者多；王晚年则冰炭之不相入也。陆子之学，自始至终，确守孔子义利之辨，与孟子求放心之旨；而朱子早徘徊于佛、老，中钻研于章句，晚始求之一心。故早年、中年犹有异同，而晚乃符节相合……早年二君子未相见，故学有异同而论有疑信；中年屡相见，故所学渐同而论亦渐合。朱子与项平甫书，欲兼取两长，陆子与朱子书，谓「康庐之集，加款于鹅湖」，此其证也。考康庐之集，朱子年五十二岁，陆子年四十三岁，自是以往，又十一年而陆子下世。此十一年中，两先生不及再见，始启争「无极」不急之辨，继附益以门人各守师说，趋一偏而甚之。其兼学于两家者，往来传述，不得先生之意而矫枉过正。如包显道有「读书讲学充塞仁义」之语，而朱子教刘敬夫考索周礼，陆子颇不然之。于是朱子指陆子为顿悟之禅宗，而陆子指朱子为支离之俗学，而实则两先生之学皆不尔也。朱子晚年定论，陆子既不及闻其说，阳明先生抄为一编，凡三十四条，中间因词语相类而误入中年之语者，特何叔京三书耳。罗整庵摘以相辨，而无知之陈建，遂肆狂诋，其实晚年所论皆然，虽百条不能尽也。……今详考朱子大全集，凡晚年论学之书，确有年月可据者，得三百五十七条，其论与陆子相合；而年月无可考者，又几十几条，附赘于后，共为一编。……论学之书，片纸不遗，名曰朱子晚年全论。曰「晚」，则论之定可知；曰「全」，则无所取舍以迁就他人之意。庶陈建之徒，无所置喙；而天下之有志于学者，恍然知两先生所学之同而识所从事，不终堕于章句口耳之末，或亦有小补乎！初稿卷三十二朱子晚年全论序

穆堂此书，盖为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扩大。[朱子不惑录]穆堂又有朱子不惑录，谓： 

[朱子为学四变]朱子生平之学凡四变：自言十六岁时在刘病翁所，会僧妙喜，始为禅学；十九岁应礼部试，依妙喜说作文，说动试官，得中进士；二十二岁筑室修炼，读道书，手定牧初净稿，始辛未，止乙亥。盖三十岁以前，专为二氏之学者也。至三十岁，为绍兴三十年，……师事李延平先生，屡以其所言为不是，始将禅学权时倚阁，三十三岁再往就教，于是学益纯正，一变至道；三十五岁时，延平先生卒，谨守师说犹四、五年。故自三十一以至四十，此十年中，粹然儒者，与林择之、何叔京等书可考也。四十岁以后，始弃延平之教，如与林择之书论中和，谓「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后来所见不同，遂不复致思」之类是也。专意著述，欲拟孔子删定纂修之业，偏重于语言训诂，此又一变也。四十六岁为鹅湖之会，陆子指其学为支离，而朱子守其说不变；又六年，五十二岁，陆子相访于南康军，讲义利之章，始有悔心，亲题讲义之末，欲守陆子所讲为入德之方；五十四岁答项平甫书，自谓持守不得力，当兼取陆子所长，渐有向里切己之意；五十九岁与陆子论「无极」不合，因力诋陆子之学；然自六十岁以后，至于终身，所以为学与所以教人者，悉依陆子尊德性、求放心之说，故虽诋陆子，而诋浙学之务末者为尤切，其详见答吕子约、郑子上诸人之书，至终身不改。此一变，则朱子之定论也。余……抄其三十一岁至四十岁恪遵延平之教者，别为一卷，名曰不惑录。初稿卷三十二朱子不惑论序。其书今不传

[元明以来之朱学]凡朱子学说自身之转变与其晚年之定论，穆堂所以条理抉发之者如此，而后世所以误会朱学之真相者，穆堂则以为皆出元、明之陋儒，与夫科举之俗见。其言曰： 

自宋南渡以后，学者不务其所当务，而疑其所不必疑，不汲汲然患其知之而不行，而鳃鳃然患其行之而不知，溺其志于章句训诂之烦，而驾其说于意见议论之末，置其身于日用彝常之外，而劳其心于名物象数之中，未尝一日躬行实践，而诩诩然自以为讲学。……盖自大学补格致传文，而孔、孟之学乃失传矣。虽然，朱子晚年，固已尽觉其悮，……而元、明陋儒，专取其中年未定之书，用以取士；明初附益之，编为大全。科举之学，因陋就简，朱子全书未尝寓目，遂以讲章训诂之学为足以师承朱子，此亦朱子所不欲受也。初稿卷十八原学下

又曰： 

自科举取士，世俗之人，富贵利达之外，无所用心。稍有志者，沉没于明人大全所撮语录陋书，傲然讲学，自谓尊朱，不知其于圣贤之学，毫无所见，即朱子之学，亦百未知一也。穆堂别稿卷三十五复济东道陈副使书

[夏炘评晚年全论]然穆堂所言，亦有激而然耳，未足以服真为朱学者之心。当涂夏炘尝论之云： 

晚年全论一书……不过为学蔀通辨报仇，无他意也……所引朱子之书凡三百五十余条，但见书中有一「心」字，有一「涵养」字，有一「静坐收敛」等字，便谓之同于陆氏，不顾上下之文理，前后之语气，自来说书者所未有也。述朱质疑卷十与詹小涧茂才论朱子晚年全论书

[穆堂对朱子言行之掎摭]且穆堂不徒于朱陆异同恳恳力辨，又于朱子言行，多所掎摭。今集中如书东见录后，讥朱子为焕章阁待制，赵汝愚谪永州，朝权悉归韩侂冑，朱子草书万言，为赵明冤，筮之，遇遁之同人，朱子退焚谏稿，自号「遁翁」。『按：焦里堂易余钥录卷九辨无其事。而吕伯恭弟祖俭、象山门人杨简，皆以讼汝愚罢诎。朱子平生，痛诋江西、浙江之学，此事反逡巡，贻书祖俭，深表愧叹。又书灵宝毕法后，言朱子少筑炼室，老注参同，自称「空同道士」，题篔筜壁诗，以「金丹岁晚，此志不就」为叹恨。灵宝毕法乃世俗方士陋书，而序文首引朱子诗「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谓「晦翁紫阳朱先生必不我欺」。因讥「朱子平时诋韩子为文人，试取谢自然诗较之，识量何其相远！」又书赝作昌黎与大颠三书后，讥朱子作考异，附会世俗伪譔欧公题跋，反疑子瞻未见欧阳跋语，曲为缘饰。又书真西山文集后三则，谓朱子讥陆子为禅，而自于佛学极推崇，乃至称「佛为大事因缘出世，圣人继天立极意亦如此」。捐馆之前，以香茶奠黄蘗僧，称「为悟公故人，固宜西山等于释氏欢喜赞叹」。又跋朱子再定太极通书后序，以朱子为濂溪事状，削去蒲氏所为墓碣载濂溪称颂新政语。而如邵氏闻见录所记「荆公居锺山，恍惚见其子雱枷扭」云云，生死轮回之说，至妄陋，而名臣言行录备载之，不免好恶之偏，为世俗转移。』以上均见初稿卷四十五。则其事已出乎异同之外，所谓「楚固失之，齐亦未为得」矣。穆堂又为王荆公辨诬，为吴草庐持平。『初稿卷二十四吴文正公从祠记』要之，豪气侠情，一入门户，未能超然。[陆子学谱]穆堂于朱学议论，具如上述。其治陆学，则备见于陆子学谱，谓： 

昔朱文公与吕成公作近思录，记濂、洛诸先生之言者也；文公又独为伊雒渊源录，记诸先生之行者也，言与行分而为二，视论、孟所记若有间矣……陆子学谱，盖兼用近思、渊源二录之体。……俾有志于希圣者，门径可循，归宿有所，不沉溺于利欲，不泛滥于章句，不参错于佛、老，庶几斯道有绝而复新之日。初稿卷三十二陆子学谱序

[陆子年谱]又为陆子年谱，谓： 

明陈建等道听涂说，剿袭旧闻，诋陆子为禅学，实未究观二家之书。不知朱子晚年之教，尽合于陆子。凡朱子所以致疑者，特以其弟子包显道、傅子渊等，过为高论，而未及尽见陆子所以为学与所以教人之说。故其所疑为禅者，皆悬空立论，未尝实有所指。其实指而出之者，惟轮对五札与答胡季随一书耳。季随书之驳，出于语类，门人所记，容有讹舛；而五剳之讥，则屡见于笔札，所宜备载，俾天下后世得公听而并观，且亦陆子经国之大猷，不可略也。初稿卷三十二陆子年谱序

[穆堂讲学路径]盖就其遗教全体，合之于行事之实，以考其学说之真意，而若有以想见乎其人。此已与世之徒守科举俗学，哓哓浮辨，而目不覩朱陆全书者不同；亦与牢守道学字头，专以训诂家法，争心性、理气之辨者有异。其路径之直捷，意趣之真切，诚可谓得陆学之真传也。穆堂自言：「早岁为学，略去疏节，止守大纲，全用力于经济文章。……二十四岁复思向上。」初稿卷四十三答徐编修昼堂书其治学路径如此，故得有体有用，不与专治训诂讲诵者同科。又尝谓： 

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自程子有「尧舜事业浮云太虚」之语，世儒借口，辄欲以空言傲实绩……内圣外王之学，一变而为迂疏无用，至令天下以儒相訾謷，皆此等谬说启之也。……自汉以来，惟诸葛武侯始着儒者之效，唐韩子、宋欧阳子用之不尽，濂溪、明道十未用一，象山亦然；其余则虽欲用之，未必有用。直至有明王文成公出，始大着儒者之效……而世俗无知小人谬附讲学者，辄以空言诋之，不知此辈何所用于天地间也！人极之不立，岂可徒咎溺于嗜欲之人也哉！初稿卷四十五书程山遗书后

又曰： 

自阳明先生倡道东南，天下之士靡然从之，名臣修士不可胜计。其道听涂说，起而议之者，率皆诵习烂时文、旧讲章，以求富贵利达之鄙夫耳。间有一二修谨之士，阉然媚世，而自托于道学者，稍相辨论，不知其未尝躬行，自无心得，不足以与于斯事，而考见其是非之所在也。当时首与阳明辨者为罗整庵，然……当时亲炙如邹文庄东廓，私淑如罗文恭念庵，皆粹然无疵，一出于正……若徐文贞、存斋，聂双江弟子李襄敏、见罗父遂魏庄靖、时亮，字工甫郭青螺子章，字相奎诸公之勋业，陈明水、江右王门舒文节、国裳，江右王门刘晴川、江右王门赵忠毅、南星，字梦白周恭节、用，字行之邹忠介南皋，欧阳南野弟子诸公之风节，邓文洁、定宇，王龙溪弟子张阳和、王龙溪弟子杨复所、罗近溪弟子邓潜谷、东廓弟子万思默念庵弟子诸先生之清修，其因致良知之说，躬行心得，发名而成业者，未易更仆数，岂不犹贤于整庵辈训诂章句，阉然媚世而一无所建立者乎！初稿卷十八致良知说下

又曰： 

平心论之，整庵与阳明，同在武宗之时，天下多故，身为大臣，离事自全而已。能抗刘瑾乎？能诛宸濠乎？能靖粤西之乱乎？此实学与虚说之辨。初稿卷十八心性说

又曰： 

阳明先生勋业塞穹壤，名声贯古今，世岂知有所谓大兴张者？人虽自绝，何伤日月？初稿卷四十五书王学质疑后

[躬行与功业]盖陆王之学，既以躬行实践为主，而躬行实践，必归鹄于功业济世，乃为内圣外王，有体有用，足以证其践行之圆满而庶几于无憾。此与从事章句训诂，即于文字讲论争是非者绝不同。故穆堂盛推阳明，以其功业之发见，征学说之虚实，此正陆王言本心、言良知最精最高之诣，决非陷溺功利，偏心杂霸，空为此畔援之势论也。[穆堂与颜李]余尝谓颜、李讲学，深斥程朱，谓书生纸笔讲诵之无益于天地，而力唱「六艺、六德、六行」之说，以实用为本，其意趣路径实近陆王，以穆堂证之，可益信矣。惟颜、李尚有习恭存心之学，而穆堂无之，是颜、李犹守旧规，而穆堂已入新趋也。厥后章实斋论学颇采穆堂，故亦与颜、李近，而自谓推本于阳明。此为清学一伏流，要之与尚训诂考订书本之学判然不同，而清初程、朱正学，转与干嘉吴、皖攻朱者同为以读书训说为学也。然躬行实践，固以功业济世为归，而不必展功业济世之效，则时命限之，虽穷而在下，不得尽其意，而无害乎性分之全量。此又非陷溺于功利、偏心于杂霸者之所与知；而内省不疚，实为真血脉所关，又非章句训诂之所能争也。相传： 

有中州一巨公，自负能昌明朱子之学。一日谓公穆堂曰：「陆氏之学，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公曰：「君方总督仓场而进羡余，不知于心安否？是在陆门，五尺童子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全祖望阁学临川李公绂神道碑铭

此即发明本心致良知之实例，穆堂所谓陆王之躬行实践，所由与章句训诂讲诵虚说者不同也。故穆堂又言之，曰： 

吾非敢言心性也，吾嫉夫世之实行不修，于阳明子无能为役，而高言心性者也。初稿卷十八心体无善恶说

[穆堂论学之背景及动机]此真穆堂论学真背景，亦穆堂论学真动机矣。故扩之为功业，约之为践履，穆堂之所谓躬行实践，所以修之己而责之人者，惟问实事，不争虚辨。此固陆王讲学精神之一端，而穆堂则特以为当时之箴砭也。故穆堂所以评骘朱陆之异同者，其事是非当别论；而穆堂为人之俊伟，以博闻强记之学为陆王本心良知作发明，以考史论世为心性义理作裁判，学术、经济、文章冶于一炉，其在当时，虽意有所激，语有所偏，然磊落俊伟，光明简切，以有清一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推之，当无媿矣。

[穆堂学说与时代之冲突]虽然，当穆堂世而言践履功业，谈何容易！[谢石霖]先是，雍正四年，谢济世石霖以翰林改御史，露章面奏河南巡抚田文镜不法状，雍正掷还其疏，石霖伏地不肯起，争益力。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讯之，并加刑，问：「指使何人？」曰：「孔孟。」问：「何故？」曰：「读孔孟书，自当忠谏；见奸勿击，非忠也。」奏上，议大辟。得旨免死，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边臣希旨搜其书，得古本大学注，劾以毁谤程朱，廷议坐讽刺朝政，复下狱。将刑，缚至市曹，诸受学者皆哭送，且受祭邸舍中。已而宣旨得赦，归舍，炷香末烬，酒尚温也。在戍九年，及乾隆朝始召复原官。而穆堂亦以论奏田文镜坐朋党获罪，谕旨煌煌，屡受显斥，钩党排陷，钻营行私，穆堂固不免为圣朝负恩一小人。以雍正四年诏使只身往广西，捕前署巡抚时安插罪苗后在逃者，不得携广中一吏卒，并降旨「若不能拏获，即将李绂在广西正法」。穆堂至，叛苗束身自归，曰：「吾不可以负李公。」事幸解。旨令「李绂在广西无可办理，着令来京，现在应行质问案件甚多」。[穆堂二十一大罪]遂下刑部听讯，廷臣议穆堂大罪二十一款，律应斩决，两缚往西市，手反接，刀置颈，问：「此时知田文镜好否？」曰：「臣愚虽死，不知田文镜好处。」卒以天子圣明，宣旨赦还，仍置请室。[学问尚好免死]嗣奉特旨：「李绂学问尚好，着免死。」时在雍正五年越年，雍正七年冬或追供前穆堂参田文镜事，又大集廷臣召穆堂，亲诘责，色甚厉。穆堂不吐乞怜语，惟言「臣罪当诛，乞即正法，以为人臣不忠者戒」。廷臣遵旨讯，请交刑部治罪，又以天子圣明得宽免。然则穆堂之在圣朝，得保首领已万幸，尚何高言践履功业！谢山深悲之，曰：「公平生以行道济时为急，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尝少衰，浩然之气亦未尝少减；然而霜雪侵寻，日以剥落，菁华亦渐耗。」[血肉之躯]又曰：「公有万夫之禀，及中年百炼，芒彩愈出，岂知血肉之躯，终非金石，竟以是蕉萃殆尽。」嗟乎！是可谓深识穆堂之志气遭遇者矣。汤潜庵、全谢山遭遇皆至酷如是而言义理、经济，几何其不折入于训诂考据之业者！[清学自义理折入于考据之所以然]圣天子在上，惟有尊圣旨，守圣法，努力报称，尚何纷纷辨朱陆异同为！ 

附：万孺庐

[万孺庐]穆堂着陆子学谱，有共相考证上下其议论者一人，曰万宇光，号孺庐，江西南昌人，学谱附录所称「本朝翰林院编修万子承苍」者也。李集有墓志，谢山集有墓碑铭。其答顺德陈守论陆子文集书，议论与穆堂一辙。[孺庐论陈建]自谓：「尝客东莞，其邑人言陈建素无行，为其乡先生所不齿。乡先生故多宗陈、王之学，建乃窃为此书以媚上官，而阴谤其乡先生。」全谢山鲒埼集外编卷五十端溪讲堂策问一，亦谓：「东莞陈清澜，则俗儒也，巧徇政府之意而攻阳明，并隐讥白沙以自附于河汾之统。盖有窥见其底里，直斥为小人者。」其后有吴鼎易堂着东莞学案一书畅论之。[孺庐论朱陆]又谓：「朱子平日议论太多，自孔、颜、曾、思而外，皆若其所不满，不独陆子而已。于孟子则谓其粗，谓其露才，谓其英气害事，谓学之无可依据。于二程子之言多所抵牾，谓伊川未能无我，节目尚疎，每事三说，决有两说不是。程门弟子则概目以禅学，尝云：『诸人无头无尾，不曾尽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会得透。」又云：『诸公虽亲见伊川，皆不得其师之说。』龟山尤传道所自，谓其做人苟且，谓其随众鹘突，谓其说道理无收煞，谓其气质弱。延平语中年多不信之。屏山、白水、籍溪虽亲受业，亦皆断之为禅。同时如张宣公，则所与往书，诋斥甚切，其后南轩集多删改以就己之说。吕成公则谓其杜撰，谓其看文字粗，谓其不理会经，谓其弊在于巧。今观朱子文集疑陆子为禅学者凡数条，不过如论上蔡、广平、龟山之意。而其推尊陆子，则不在二程子下，尝曰：『陆子静表里不二。』又曰：『南渡以来，八字着脚，理会着实工夫者，惟某与子静二人而已。』又曰：『南轩、伯恭之学皆疎略，南轩疎略从高处去，伯恭疎略从卑处去。』又曰：『子静底是高，伯恭的甚低，如何得似他？』观此则其位置陆子于张、吕二公之上，章章如矣。今读朱子之书者，推崇张、吕无异辞，即上蔡、游、杨诸公，亦不因朱子目为禅学而尽摈之，独于陆子哓哓不已，岂朱子之心哉？」又曰： 

考亭朱子似伊川，象山陆子似明道。元世陆子之教，仅行东南。赵江汉闇记朱子所为传注以授北方学者，后遂用以取士，明代因之不改，由是言圣人之道独归朱子。然士子特用其说弋取科第而已，即或高谈性命，博考礼乐制度，亦不过法朱子之解经，未尝期其身之必行之。一旦试之以事，非回惶失措，则迂远而不切于事情，反不若任意直行者之足以有济。于是圣人之道，常无用于天下，而儒者之为世所诟厉，不足怪矣。独阳明先生负卓绝之姿，兼承朱子、陆子之学，磨砻浸润以完其德性；故其平大寇，定大难，不动声色，而勋德成于反掌，可不谓儒者之明效欤？孺庐集卷十一王阳明先生画像记

观此，知孺庐议论，实与穆堂一致。既激于当时是朱非陆之徒门户之见操之过甚，而又有志于事功践履，不甘徒资科举利禄为借径。此则李、万所以特提陆、王以箴世之意也。 

王白田与朱止泉

[王白田]然当时治朱子学者，亦非尽持门户之见，如穆堂所讥，未读陆王书，亦未细读朱子书，徒以骂陆尊朱为风气也。亦有笃学谨行，实细心读朱子书而求为之发明者，其人则如王白田，讳懋竑，字予中，宝应人，生康熙七年，卒乾隆六年，1668－1741年七十四。以精治朱子学名。康熙五十七年成进士，正李光地卒岁。雍正元年，以安庆府儒学教授特旨召见，改官翰林，称一时知遇，其颁朱子书谢恩呈看详云： 

我皇上钦崇正学，表章真儒。溯道统之源流，爰升从祀，汇羣言之条贯，俾纂全书。学惟定于一尊，理同归于皆是。黜德性、问学调停之私说，敢云朱陆之并称？斥冰炭辅车谬悠之狂言，谁曰中、晚之异论？白田草堂存稿卷二十

[白田治学态度]白田盖值朝廷襃崇正学之时，而笃信谨守，心欲有以为之宣扬发明者也。焦里堂有言：「他人讲程朱理学，皆浮游剿袭而已，惟懋竑一生用力于朱子之书，考订精核，乃真考亭功臣。」见雕菰楼集卷十二国史儒林文苑传议其为后世通人见重如此。其论朱子为学次第曰： 

[白田论朱子为学次第]朱子早年从屏山、籍溪二公，出入于老、释者十余年。自十五、六岁至二十六、七时，往同安归，此以前所谓出入于老、释者也。及见延平，始悟老、释之非，而受求中未发、默坐体认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没而往问之南轩。已而自悟心之动静皆为已发，而未发为性体，自以为无疑矣。「人自有生」四书，向以为在戊子，今考之何叔京、罗参议两书，则在乙酉、丙戌间，盖未至潭州前也。比至潭州，与南轩论不合，朱子谨守师说，而南轩以求中未发、默坐澄心为不然，见南轩书廖子晦录至未发、已发则无以异。朱子酬南轩诗可考其后又卒从南轩受胡氏之学，先察识，后涵养，答程允叔、何叔京戊子诸书皆主此论。乙丑春，乃悟已发、未发之各有界地时节，于是改从程子，而于未发复寻延平之说。又至庚寅，乃极言敬字用功亲切之妙，与林择之书拈出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自是指归一定，终身守之不易。白田草堂存稿卷十三答宋宗洛书，「及见延平」以上一节采其子箴听等所为行状。

[朱子年谱]而白田生平用力，则在朱子年谱一书，盖积二十余岁四易稿而后定。见其子箴听所为行状其书大意亦承陈建、孙承泽之绪，而考订精详，远非陈、孙之比。议论与穆堂适相反，而编纂亦一本朱子手笔之书为主，谓文集、语录多有不可据，语见行状与穆堂晚年全论专录论学书札，不载语录及他杂文之意相似。惜年谱所收朱子五十以后论学书，不过五、六十首，删汰既多，即无以定朱子晚年思想全部之真态，此盖为年谱体例所限。后附朱子论学切要语二卷，虽并选书札、语录，又编年写录，似更足以推见朱子思想先后大体，而书未竟稿，尚有缺失，且亦与穆堂全论通体俱钞、一札不逸者异意。故自五十以后所收论学书亦不过百十余首，较之穆堂全论所录仅亦三之一耳。其取舍之间，仍不能无主观之偏。[年谱剪裁处未脱主观]四库提要谓其书「于朱子生平著述，皆一一缕述年月，独于阴符经考异、参同契考异两书，不载其名，似有意讳之」。提要又举淳熙元年劾奏知台州唐仲友事，年谱置之不言。而如穆堂所举早年会僧妙喜、筑室修炼读道书，及捐馆前以香茶奠黄蘗僧诸端，亦均削不载，并无一字致辨。盖其书列于孙承泽、张烈之流，则卓出远甚，若以示穆堂、孺庐诸人，恐仍不足以悦其心，且亦不足以服其口也。又其书谓：「文集、语录中，多谦己诲人之辞，大率因人说法，应病与药，又间或有为而发，不可泥看。如与象山书『无复向来支离之病』，此因象山讥其支离故云尔。」见年谱考异卷一而推此类言之，颇多勉强。[年谱解释处颇多回护]如朱子丙午五十七岁答刘子澄云： 

居官无修业之益，若以俗学言之，诚是如此，若论圣门所谓德业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进德修业地头，不必编缀异同，乃为修业也。近觉向来为学，实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误，而误人亦不少。方别寻得一头绪，似差简约端的，始知文字言语之外，真别有用心处，恨未得面论也。

白田说之云： 

此云「方别寻得头绪，似差简约端的」，此为子证言之，子澄好编类文字，有向外浮泛之弊，故以此力箴其失。前书所云「大学近再看过，方见得下手用功处，路陌径直」，即所谓「简约端的」，非另有不言不语工夫也。见年谱附录卷一

此以朱子自道谓专为子澄言之，其属牵强，不辨可见。且前书云： 

大学近再看过，方见得下手用功处，路陌径直。前日看得诚是不切，乱道误人也。

岂得谓此处「前日看得不切，乱道误人」亦为子澄言乎？且白田谓「非另有不言不语工夫」，语气特讥指象山。不知象山讲学，正如朱子此书所谓「圣门德业，初不在日用之外」，故曰「文字语言外别有用心处」，正是用心于日用伦常，并非以不言不语为用心处也。然则白田此等处，仍蹈穆堂所讥「未读陆子书，亦未细读朱子书」矣。又同年朱子有答潘恭叔书云： 

学问根本在日用间持敬集义工夫，真是要得念念省察，读书求义，乃其间之一事耳。旧来虽知此义，然于缓急先后之间，终是不觉有倒置处，误人不少，今方自悔耳。大抵今日学者之弊，苦其说之太高与太多耳。如上只见意绪丛杂，都无玩味工夫，不惟失却圣贤本意，亦分却日用实功，不可不戒也！

白田说之云： 

[因人说法应病与药]此所云「读书求义，乃其间之一事」，此为恭叔言，欲其向里着实用功，所谓「因人说法，应病与药」者，非向来先后缓急果有倒置处也。其下即云「病其说之太高与太多」，其意可见也。亦见附录卷一

然朱子若向来并不先后缓急果有倒置，尽可云「读书求义，乃其间之一事，某向来不以为先急」，此与「因人说法，应病与药」之义何害？何以并不有倒置之病而必自诬为向来倒置，又诈自恨其误人不少，今方自悔，乃为「应病与药」乎？其属牵强，又甚易见。是则王氏此书，仍守孙承泽考正定论，朱子四十五岁后绝无一言合于陆氏，亦无一字涉于自悔之意。用力虽勤，成见未祛，虽免嫚骂之习，仍未出乎门户之锢也。陈兰甫谓：「王白田朱子切要语专为排陆、王而作。」真一语破的。陈语见岭南学报四卷一期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故其谱虽颇重李果斋原编，而又曰： 

果斋李氏所云：「晚年指示本体，令人深思而自得之」，盖指玉山讲义、答陈器之、林德久诸书而言。以今考之，皆发明性善之指，说出地头名目，如韩子原性……之例，非有「指示本体，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之意。阳明晚年定论之作，朱门久自开之矣。朱子所云「不待七十子丧而大义已乖」者，岂不信哉？见年谱考异卷四

不悟指示本体，令人深思自得，自孟子已然；发明性善之指，岂仅在说出地头名目，不必令人深思自得乎？若只是说出地头名目，至多不过「察识」一边，更何与乎「涵养」？朱子四十以后对于中和旧说之悔悟，岂晚年复背之乎？今既谓「阳明晚年定论之作，朱门久自开之」，又何以证其必乖于大义？王谱于绍熙五年甲寅仅书「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讲学于县庠」，并不详录玉山讲义，加以疏说，惟于文集有详辨。存稿卷六玉山讲义考然讲义临了有云： 

就日用间便着实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谓「尊德性」者，正谓此也。然……纔尊德性，便有个「道问学」一段事，虽当各自加功，却亦不是判然两事也。……故君子之学，既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须道问学以尽其小……学者于此固当以尊德性为主，然于道问学亦不可不尽其力。要当时时有以交相滋益，互相发明，则自然该贯通达，而于道体之全，无有阙处矣。

今以合之朱子答项平父书，谓：「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则朱子明明说象山所说是尊德性事，而晚年乃云学者固当以尊德性为主，朱子之意，决不斥象山为异类，显矣。白田于此不能别为分说，而仅曰「可谓明白而无疑矣」。其恳恳致辨者则在「回头转脑向自己心中识认」之说，不悟讲义固不主徒向心中识认，亦并不谓只须从外面求。朱子明分尊德性、道问学两边说之，不能抹去「尊德性」一语不理，又不能抹摋象山功夫全不是尊德性，则讲义临了一节，其语固是「明白无疑」，而必欲以抑陆为尊朱者，终不免为劳而难安之事也。又按：顾泾阳学蔀通辨序，谓：「学为圣贤，必自无我入。无我而后能虚，虚而后能知过，知过而后能日新，日新而后能大。是故君子以去我心为首务。尝读朱子之书，其于所谓支离，辄认为己过，悔艾刻责，时见乎辞；尝读陆子之书，其于所谓禅，藐然如不闻，夷然而安之。在朱子岂必尽非，而常自见其非；在陆子岂必尽是，而常自见其是。此无我、有我之证也。朱子又曰：『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盖情语，亦逊语也。而象山遽折之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将朱子于此果有所不知欤？抑亦陆子之长处、短处，朱子悉知之；而朱子之吃紧处，陆子未之知欤？朱子歧德性、问学为二，象山合德性、问学为一，得失判然。如徐而求其所以言，则失者未始不为得，而得者未始不为失，此无我、有我之别也。」今按：清儒辨朱陆异同，绝无如泾阳此序之深剧者，即此见清儒言义理，逊于前人者多矣。

[朱止泉]白田同时学侣有朱泽澐，字湘淘，别号止泉，亦宝应人，生康熙五年，卒雍正十年，1666－1732年六十七。为学亦专治朱子，笃谨之风，近于白田。与无锡顾畇滋交好，又亲至共学山居，盖有得于东林遗风者。其议论与白田颇有出入。[止泉朱子未发涵养辨]其朱子未发涵养辨云： 

自程子发明平日涵养之旨，传之龟山、豫章、延平以及朱子，而圣学大明。朱子之涵养，虽受之延平，而其默契乎心统性情、贯动静之奥……实发龟山、豫章、延平所未及言，而直上合乎伊川。成书具在，可考而知也。……然朱子未发涵养一段工夫，原极用功，后儒为之讳者，其防微杜渐之意，自有所在。[朱子涵养工夫为后儒讳言]特以阳明晚年定论一书，取朱子言收放心存养者，不分早晚，概指为晚年，以明朱陆合一……若更言涵养，是羽翼阳明，无以分朱陆之界，故概不置词，可谓用意深远矣。然朱子涵养原与陆王两家不同，乃有所避忌，不显明指示，不惟无以阐朱子涵养之切要，且益增章句文义之讥，而自为道问学之分途矣……朱子从事延平十余年，相见不过三次，后来追叙当年授受之旨，屡见于答何叔京、林择之及中和旧说序，答林、中和旧说序在己丑后，提叙于此。其中词旨井然可见。当见延平时，用力于格物致知之学，延平虽授以未发之旨，而朱子不以为然。十余年而延平没，未达其旨，故与叔京辈叙说，以为「孤负此翁」。及与张南轩往还，以未发之旨再三质证，所以有人自有生四书，皆自窃究此旨而未达之时所谆谆问辨者也。是朱子不以体验未发为然者，在癸未以前。自甲申至己丑越六年，其答友朋诸书，无日不以此旨未达为念。而其考程子书，及前辈名言，只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亦只以人生自朝至夜，自少至老，无时不是已发，而未发在其中，因以察识端倪为用功之要……迨己丑春而恍然。……于季通辨论之余，疑而悔，悔而悟，反复于程子诸说，而自觉其缺涵养一段工夫……始悟心兼体用，而有涵养于未发，贯通乎已发之功。……答吕伯恭、周叔谨辈，往往从涵养中自见支离之失而不讳，固所以教友朋，箴来学，而自己之由疏而密，由浅而深，亦层进而有验。盖涵养而略于理者易，涵养而精于理者难；涵养而处事不尽当者易，涵养而事理合一者难；涵养而偏于静者易，涵养而动静合一者难。朱子自四十后，用许多工夫……至丙午答象山有「日用得力」之语，至庚戌有「方理会得恁地」之语……要其用功，一遵程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之说，即「尊德性而道问学」之旨也……或曰……彼援朱入陆者，方为晚同之论，以混于一，吾子之言，得毋中其所欲言？……曰：不然。……朱子如答度周卿、暖亚夫、潘子善、孙敬甫诸书，皆六十以后笔，皆以涵养、致知为训，曷尝单指本体……与良知家有一字之同乎？如单指本性，不惟理不能穷，中无所得，即所养者亦无理之虚灵知觉，正朱子所云「一场大脱空」者，亦不俟明者而知之矣。朱子未发涵养辨一，见文集卷七。文成于康熙庚子，是年初识顾畇滋。又按：彭尺木南畇先生遗书后序，谓：「朱子未尝离德性道问学也，而后之道问学者，讳言德性矣。朱子未尝不以虚灵不昧为心也，而后之言心者，且以虚灵为大戒矣。夫不虚不灵，昏且塞矣，德性之不知，而徒学问之务，以是名朱子之学，岂不陋哉！曾大父南畇先生，生平服膺高子攀龙之学，由高子上溯朱、王，得宗会桎。病世之托朱攻王者，踵陆子陇其之说，日出不休也，于是着阳明释毁录。」此与止泉持论略似。惟止泉仍辨来、陆之异，则为彭氏所不取。要之二人皆渊源东林高、顾遗绪则一也。

[止泉论朱子语类]止泉论朱学，既着眼于涵养未发，又极重语类，谓： 

语类一书，晚年精要语甚多。五十以前，门人未盛，录者仅三、四家。自南康、浙东归，来学者甚众，诲谕极详。凡文词不能畅达者，讲说之间，滔滔滚滚，尽言尽意，义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无不畅明厥旨。诵读之下，謦欬如生，一片肫恳精神，洋溢纸上。……在当日诸门人，前后各得一说，彼此各闻一义，而后人读之，反聚前后彼此之各闻者，汇萃参伍，这处那处，表里始终，真有登高自卑、行远自迩、渐进渐高远之妙。是安可不细心审思，而……概以门人记录之不确而忽之耶？文集卷四答乔星渚，作于辛亥，在卒前之一年

止泉于语类别有选读之本，其宗旨亦专在阐明朱子尊德性之教。其选读语类目录后序云： 

朱子之学，原是尊、道齐头用功，虽有「道问学工夫多了」之语，实从德性上着力，且明以训诂词章无益于情之病深戒学者。后儒吴草庐辈遂从而分之，以尊德性属陆氏，以道问学属朱子，历今五百余年未有定论。正、嘉间，阳明倡为格物徇外之说，以议朱子……遂使朱子平生尊德性最切要、最精透之旨，皆置而不省。为吾徒者……于此等切要精透处，亦不力加发明，阐明其蕴，且以心学为讳，是无异于藉寇兵而赍盗粮也。文集卷八

故止泉谓： 

朱子圣学，主敬、穷理、力行三者齐头用功，未尝缺一。而尤以主敬、涵养为先，以为知行之主。与王予中。文集卷四，辛亥

[王朱两家之异见]而止泉论朱子涵养工夫，则据玉山讲义、答陈器之书诸篇，以主静为归，其议论盖受无钖共学山居一派影响。集中有与王予中书五通，卷四，自庚戌以至辛亥极论其事，白田未以为是，覆书论难，见存稿卷十一止泉既殁，白田尚有追答之书。见存稿卷十二。所答止泉原书，今止泉集未载，盖已失之。又有答止泉子宗洛书存稿卷十三力辨此事，归其极则曰： 

自以为宗朱子之学，反堕入陆王窠窟中而不自知，其不为陆王所笑者几希。存稿卷十二重答朱湘淘书

盖止泉论朱学，既重未发涵养，则与穆堂所谓朱子晚年并以尊德性、求放心为主者，意无大殊，故白田议其「堕入陆王窠窟中」也。然白田自言：「愚于学问全无知晓，钻空文义，略有所窥，岂特少涵养一段工夫，即求放心工夫是初下手事，自度当从此入手而苦未能。」亦见重答朱湘淘书则白田用力，自偏于读书考索，自止泉言之，正所谓「藉寇兵赍盗粮」，不免以章句文字见讥于陆王者。今平心论之，止泉所谓涵养未发事，苟舍其文字义解之纠纷，依宋儒工夫，实下体验，则主敬、主静，所争盖微。[异同与是非]朱陆在当时，实同有此一段工夫，而后人必欲分门别户，说成天悬地隔，以朱子为集圣学之大成，以陆王为极斯文之奸邪，遂多纷纷之辨。白田于朱陆异同，虽脱嫚骂之习，仍守门户之障，年谱用力甚勤，而识解终未豁。止泉整密不如白田，然谓朱子仍守尊德性为主，实非无见；而穆堂以躬行实践推陆，谓其未废道问学，两家之说，善学者会合观之，本可无争。惟象山实自有「完养精神，收拾在内，不使放散」之说，参看学蔀通辨卷四穆堂仅谓象山不废读书，注意人伦日用，而于此不加阐述，是未得象山之全也。朱子亦自有居敬、穷理两路，又曰「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白田阐述朱学，若将统居敬于穷理，于「静」字一边，深讳不肯着一语，亦未得朱子之全也。朱陆当时虽有异同，然同有涵养未发一层工夫，而清儒争朱陆者，则大率书本文字之考索为主耳。此则穆堂、白田自为其同，而与朱陆转为异。夫知人必论世，学者同时并出，纵极相异，亦自有无逃于同者。今谓朱异于陆，不必即为贬陆；谓朱同于陆，亦不必即为贬朱。学问本于性情，各有面貌，各有涂辙，亦何必如黄茅白苇，一望皆是？异同是非各有辨，朱陆互异，可以各有其是；朱陆相同，可以俱陷于非，意气门户，皆无所用。惟穆堂所争躬行实践与章句训诂之辨，则此意郑重，学者所当明切自反尔！后戴东原著孟子字义疏证，乃谓程朱详于论敬，略于论学，朱子乃与象山同讥。故后人批评点之转移，祇足以见其时学风之倾向，不必尽当于昔人之真际也。[夏炘述朱质疑]道光末，当涂夏炘心伯为述朱质疑十六卷，于白田年谱颇多纠正，今附其说于此。夏氏谓： 

[朱学三变]朱子之学凡三转：十五、六岁后，颇出入二氏，及见延平而释然，此朱子之第一转也。受中和未发之旨于延平，未达而延平没，乙酉、丙戌之间，自悟中和旧说，又从张敬夫先察识后涵养之论，此朱子学之第二转也。己丑，更定中和旧说，并辨敬夫先察识之非，一以「涵养用敬，进学致知」二语为学者指南，此朱子学之第三转也。与胡琡卿茂才论学蔀通辨及三鱼堂集答秦定叟书书，质疑卷五

[白田误说朱学层次各点]王氏深于朱子之学，然……如知答江元适书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通辨不当遗而不载，是矣；却又不信年谱二十四岁受学于延平之说，必三分辅汉卿之所录，谓庚辰为受学之始，回头看释氏之书渐渐破绽，实无左证。朱子明明自云「从游十年」，又云「十载笑徒劳」，以庚辰计之不过三年，与朱子自述既大不合，而语类所谓「后年岁间始觉其非」者亦大相反……「十余年」者，谓十年之外而又有余也，若云至庚辰纔出释学，则自十五岁数起已十七年，「余」字所该，不应若是之久，而年谱所谓顿悟释、老之非者，相悬至七、八年之远。使朱子出入二氏之迹，界限不清，是一大轇轕也。原注：王氏又谓：『朱子悟释、老之非，在戊寅再见延平后。』比庚辰又早三年，其无定见如此。初注文集，知答薛士龙书之「二十余年」，「二」字为羡文，可谓能具只眼矣，却于杂着中又改答薛书为壬辰，原注：『文集注以为辛卯。』以迁就「二」字之不为羡文。不知自癸丑至壬辰，实仅满二十年，无二十余年，况士龙卒于辛卯九月，何得有书？通辨列之庚寅，不为无据。要之此书之羡文，不仅「二十余年」之「二」字，即「先生君子」之「生」字亦系羡文。朱子十四失怙，可称「先君子之余教，事延平十年」，不得云「先生君子之余教」。答江、薛二书相为表里，必如王氏之说，则两书纠缠不清，是又一轇轕也。知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二语为朱子定论，其见卓矣；却又谓己丑仍守旧见，至庚寅以后始提「敬」字。不知己丑之悟，实悟于程子之言敬，前此之游移，实游移于延平之言敬字不分明。答张敬夫书、与湖南诸公论学书及已发未发说、记程门论学同异诸篇，皆极言敬字之妙，又皆己丑一时之言。必如王氏之说，则中和旧说与更定旧说，主脑不清，是又一大轇轕也。知延平之求未发，不免少偏，是矣；却又谓朱子悟已发、未发之旨，仍用延平涵养之说，后十余年至甲辰与吕士瞻书，乃有疑于延平求中之说，谓当以程朱之言为正，至戊申与方宾王书，始断然言之。不知悟已发、未发之旨，即悟延平之偏，杨方庚寅录所谓言敬字不分明也，何待十年后之甲辰哉？朱子己丑与林择之书，所谓「遂成蹉过，辜负此翁」者，指从张敬夫先察识言也；所谓「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恨已不能尽记其曲折」者，指静中看未发之中言也，不欲斥言其非，故委婉其词，以为不能尽记其曲折。必如王氏之说，则所谓悟者仍未悟，是又一大轇轕也。与胡琡卿论白田草堂杂著书

又曰： 

……王编修懋竑所辑年谱，世称善本，然……于大节目可商者尚多……朱子幼孤，禀学于籍溪、屏山、白水之门，三先生之学皆杂禅，故朱子十五六岁即出入于二氏。年二十四，见延平而受学，又年余，尽弃其旧，朱子答江元适书所谓「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岁」是也。年谱绍兴二十有三年，年二十四岁，始受业于延平先生之门。又云：「初先生学无常师，出入于经传，泛滥于释、老者几十年。年二十四，见李延平，洞明道要，顿悟异学之非。」明简确凿，非果斋亲炙朱子之深，不能为是言。乃王氏忽反之，谓朱子癸酉初见延平，未尝受学，直至庚辰岁始受学，而悟释、老之非。于是改癸酉为初见，而移「受学」二字于庚辰之冬，将「先生学无常师」云云，尽行删去。不思从游十年，诱掖谆至，实出自朱子之口，焉可诬乎？此于朱子之学问大有关系，当考订一也。朱子家礼一书，易篑后始出，虽为未成之书，然纲举目张，斟酌司马、程氏之说而折衷不苟；黄勉斋、杨信斋、黄子耕、陈安卿诸高第弟子皆信之不疑，即朱子之三子敬之先生亦以为是，其序载于文集……乃王氏忽援元应氏之说，以为断非朱子之作，遂于干道六年下删年谱「家礼成」一条。此与朱子之著述大有关系，当考订二也。王氏疑朱子家礼，顾访溪悔过斋续集曾引北溪文集辨之，郭筠仙养知书屋文集卷六校订朱子家礼序亦有辨。朱子同时之学，湖湘则张宣公，浙则吕成公，江西则陆文安公。宣公之学，最心折朱子，末乃同归而一致。成公殁后，吕子约、潘叔昌诸公，颇为永康议论所震。朱子提举浙东一年，与浙人往来，深知浙学之弊，故年谱于淳熙十一年下，大书「力辨浙学之非」六字，浙学不仅子约、叔昌诸公，永康、永嘉皆在其内，此亦必是果斋之原也。至于江西陆氏之学，自淳熙二年与朱子会于鹅湖后，朱子与朋友讲习，屡言其所学之偏，非浙学比也。乃王氏忽于淳熙十二年书曰：「辨陆学之非」，又书曰：「辨陈学之非」，无论辨陆学不始于十二年，即以为白鹿会后，由曹立之墓表起衅，亦在十年癸卯，与十二年何涉？且陈学即浙学也，浙学之坏，实由于同甫，乃必出同甫于浙学之外，诚不识王意之所在。此于朱子之议论大有关系，当考订三也……此于朱子之孝思大有关系，当考订四也。按：此处辨朱子庐墓一节，删李文愍名默为姚江之学，年谱序中，以旧谱尊朱诋陆为私家言，则于旧谱之议陆学者或有删节，诚未可知。然文愍在嘉靖朝，不附严嵩，以致死于狱中，乃端人也。姚江之学与朱子殊，至其立身大节，卓然天壤，凡学于姚江之门者，往往有大贤君子出乎其间，不得因其学而肆为排诋。沈继祖劾朱子一疏，闽本、吴本俱载于年谱中，虽非果斋之旧，亦未必出于文愍之手。乃王氏疑此疏不见宋史，乃是阳明后人伪造以诋朱子，而载入年谱，为后人之无识。不知宋李秀岩道命录中早已全载，何王氏竟未之考也？嗟乎，人至伪造文字以诋先贤，非小人之尤者不至此，学姚江之学者，何至奸诈无良若是？不惟无以服姚江后人之心，且恐重为吾道之累，当考订者五也……与朱福堂博士论年谱书，质疑卷五

其所诤纠，与穆堂、止泉之意复不同，然可知白田一谱，颇有可商，正亦未足尽据也。 

全谢山

与穆堂同时，年辈稍次而相知者，鄞县有全祖望绍衣，学者称谢山先生。生康熙四十四年，1705卒乾隆二十年，1755年五十一。穆堂为陆子学谱，谢山颇有献替，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四有奉临川先生帖子五首，均论其事。其弟子董秉纯编谢山先生年谱，谓「癸丑雍正十一年，谢山年二十九，居京师紫藤轩，与临川先生论陆氏学案，凡四上书」是也。书中盛推学谱，谓「其中搜罗潜逸，较姚江黄征君学案，数倍过之，后世追原道脉者可以无憾」。奉临川先生帖子二而凡所献替，穆堂未能采其说，其告谢山曰：「足下天资高，倘能务为远大之业，则为益于天下后世甚大；补亡订误，识其小者，虽不无小补于世，其为益亦仅矣。」别稿卷三十七答全贡士绍衣书盖穆堂治学，本重文章、经济、气节，不屑屑为考据。其后十许年，[宋儒学案之增修]据董编年谱，在乾隆十一年丙寅谢山修梨洲宋儒学案，自称「予续南雷此书，旁搜不遗余力，盖有六百年来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鲒埼亭集卷三十蕺山相韩旧塾记其事亦始启于穆堂。谢山自谓自雍正癸丑之冬，穆堂招同居，万学士孺庐亦寓焉。紫藤轩下，无日不奉明诲。时人至称为「具体而微之李詹事」。具见谢山李公神道碑铭而二人相约同钞永乐大典，[永乐大典之传钞]据董谱，在乾隆元年丙辰。事详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钞永乐大典记。又穆堂初稿卷四十三有答方阁学问三礼书目，已有请朝廷设官钞写之议；徐健庵高詹事刻编珠序，亦有请命儒臣讨论刊录之说，则又闻之穆堂者也又开以后清廷纂辑四库全书之远源。盖四库馆之设立，其议起于朱筠条奏搜辑遗书，而开局阅校永乐大典，实为朱筠奏中要点，时邵二云、章实斋等在朱幕，朱奏盖出二云诸人，亦闻其绪论于谢山耳。穆堂、谢山则首辟此途也。谢山人品学术，均与穆堂为近。其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四极论朱陆学术之异于癸轫而同于究竟，谓： 

[谢山论朱陆异同]予尝观朱子之学，出于龟山，其教人以穷理为始事，积集义理，久当自然有得；至其以所闻所知，必能见诸施行，乃不为玩物丧志，是即陆子践履之说也。陆子之学，近于上蔡，原注：此语本之黄氏日钞其教人以发明本心为始事，此心有主，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至其戒束书不观，谈游无根，是即朱子讲明之说也。斯盖其从入之途各有所重，至于圣学之全，则未尝得其一而遗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献之传，聚于金华，而博杂之病，朱子尝以之戒大愚，则诋穷理为支离之末学者陋矣。以读书为充塞仁义之阶，陆子辄咎显道之失言，则诋发明本心为顿悟之禅宗者过矣。夫读书穷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后不惑，固非可徒以泛滥为事；故陆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经则本于孟子扩充四端之教，同时则正与南轩察端倪之说相合。原注：此语见朱子语录。心明则本立，而涵养、省察之功于是有施行之地，原非若言顿悟者所云「百斤担子一齐落地」者也。本节又摘入宋元学案卷十八象山学案。谢山此论，颇似穆堂，而稍持平；然二人所谓践覆，似均不注重静坐养完精神等事；则与白田论朱学不重涵养一辙矣。

谢山又谓四明之学，「会通于朱子、张子、吕子，而归宿于陆子」。详碑文其推论乡邦文献，溯极象山，意向居可知。[谢山学术路径]故谢山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以历史文献为用。原本性灵，重尚情感，拳拳于乡邦乔木之思，以易一时门户水火之相伐。盖真伪之辨，虚实之不同，自与奉程朱、托道学者异趣。世第谓谢山上承南雷、二万，下启二云、实斋，为浙东史学大柱，然言其渊源切磋之所自，其与穆堂关系，实至深切。江西陆学之复兴，与浙东姚江之绍述，其意境极相似，而尤相关，此亦言浙东史学流衍者所不可不知也。 

蔡元凤

较谢山生稍晚，犹得闻穆堂绪论者，金溪有蔡上翔元凤。生康熙五十六年丁酉，1717卒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年九十四。蔡氏王荆公年谱考略自序称『嘉庆九年，年八十八』。光绪抚州志文苑传称其九十四卒，上推生年，较谢山后十二年也。[王荆公年谱]着王荆公年谱考略二十六卷，其书经始乾隆辛丑以后，据考略附录王交三墓志铭时元凤已年近七十，至嘉庆八年书成，据王交三墓铭后附志元凤年已八十七，前后经营踰二十年矣。老当益壮，元凤有之。又自谓：「荆公受谤七百有余年，中间有力为表襮者，在宋则吾邑陆象山所作荆公祠堂记，元吴澄、虞集，明临川邑人章衮，而近者李侍郎穆堂诸稿所辨证诬罔尤切。」据考略附录再与金式似郎中书今考略于穆堂集辨及荆公诸篇，均加钞录，穆堂集辨荆公诸端，皆有关政治心术，此于辨朱、陆是非亦有系。盖朱子于荆公，始终议论不一，或不免以爱憎徇俗见。『证论详新城杨希闵年谱推论，杨书亦继蔡氏而作。』而象山在当时则持平恕之论也。则元凤此书受影响于穆堂者当甚大矣。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然余观穆堂、谢山学问蹊径，并重文章、经济、气节，植本于躬行，发皇于文献，而归极于事业功名，要之以性灵之真，情感之不可已者为之基；其学由我以达之外，与博雅尚考证者异途，不得谓非清学一大支，然固不可以外袭而骤企也。当此靡风竞扇，颓波争流，超世拔俗之士，有闻穆堂、谢山之风而起者，予日企而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