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二、北宋崇文院刻本

三、日本金泽文库旧抄卷子本

四、南宋张辚刻本

五、南宋本的明代抄本

六、元代刻本的推测

七、明代马直卿刻本

八、明末胡震亨－－毛晋刻本（《秘册汇函》－－《津逮秘书》本）

九、日本山田罗谷刻本及仁科干覆刻本

十、清代张海鹏刻本（《学津讨原》本）

十一、清末袁昶刻本（渐西村舍本）

　一、引言

《齐民要术》的最早刻本，据现在所知，是北宋初期的崇文院刻本，在这以前大概还在抄写流传的阶段。以后南宋、元、明、清都有续刻。清以后还有石印本和铅印本。所有这些后出之本都由北宋崇文院本一个本子辗转承传下来，不下二十余种，其质量都没有超过北宋本的，而明代刻本和据明代刻本翻刻的本子质量更差。

崇文院刻本现仅存二卷（原书十卷），在日本；另有崇文院系统本的抄写本九卷，亦在日本。这二本的质量相当好。南宋张辚刻本早已佚失，现在有残缺不全的校宋本。南宋还有张辚本的覆刻本，亦已散失，现在有它的抄本，就是《四部丛刊》所影印的。这两种南宋本也相当好。

元代刻本未见，但从有关文献可以推知它的质量并不好，它是开《要术》坏本之渐而严重影响以后刻本的。可是元代的《农桑辑要》引录了《要术》前六卷的大量资料，基本上和两宋本的内容相符。

明代有三种刻本，即一，马直卿湖湘刻本，是元刻本系统的覆刻本，现在已不多见；二，华亭沈氏竹东书舍刻本，现亦不多；三，胡震亨《秘册汇函》－－毛晋《津逮秘书》本，是湖湘系统本的覆刻本，印数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这三种本子都直接间接沿袭元代刻本而来，质量都不好，而胡、毛刻本最坏。

清代干嘉以后开始对明代坏本进行勘谬工作，其中得到出版的有二种本子，即张海鹏的《学津讨原》本和袁昶的渐西村舍本，有一定程度的勘正，但离开两宋本水平还很远。另有几种校勘得相当精好的稿本，超过《学津》本和渐西本，但没有出版。以后翻刻或续印之本就多了，都没有超出《学津》本、渐西本的范围，甚至还有依据明代《津逮》本翻印或影印的，那质量更坏。在日本，干隆初年也有据《津逮》本覆刻之本，以后还有据该覆刻本一再翻刻和重印的，当然也只能是《津逮》坏本的翻版。

《要术》一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至北宋始有刻本。刻本至元代开始变坏，至明代胡、毛刻本达到极点。清代做了不少纠谬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至渐西本止，还相差很远。至于渐西本以下，更不足论。所以本文记述各种版本的承传及其递变，并略加评语，自北宋崇文院刻本至渐西本止，其余概从略。

二、北宋崇文院刻本

　（影写和影印高山寺二卷本）

崇文院刻本是北宋仁宗天圣年间（公元一○二三至一○三一年）官刻本子。据《文献通考．经籍考》所载南宋李焘《孙氏齐民要术音义解释序》称：宋真宗天禧四年（一○二○年）诏刻唐韩鄂《四时纂要》及《齐民要术》二书，“以赐劝农使者”，宋王应麟《玉海》亦载其事，是因利州转运使李防（原讹作李昉）的请求而诏刻的。据现存文献，这是关于刊行《要术》的最早记录。另据《要术》南宋张辚刻本葛佑之《序》称张辚据刻的原本是“天圣中崇文院校本，非朝廷要人不可得”，天圣中下距天禧四年不过几年，在几年内似不可能刊印二次《要术》，葛《序》所称天圣中校本，实际应该就是天禧四年诏刻之本，至天圣中刻成颁行的。这个本子，大概是脱离抄写流传阶段的最早刻本。

崇文院刻本（以下简称“院刻”）大概在元明之交已散失。现在只有日本还残存着这个本子的第五、第八两卷。原藏日本京都高山寺，所以也称“高山寺本”。书中“玄”、“敬”、“竟”、“殷”、“恒”阙末笔作“●”、“●”、“●”、“●”、“●”，是避赵匡胤之始祖名玄朗、祖名敬、父名弘殷及宋真宗名恒的名字和同音字改的。又“通”字缺末笔作“●”，则是宋仁宗时避刘太后父名通改的。通字避改只在仁宗初年，天圣的九年在其内，至明道二年（公元一○三三年，天圣后二年）就明令不再避改，因此可以推定高山寺本不但是北宋本，而且是天圣间崇文院刻本。

高山寺本页心高二十四公分，宽十五点五公分。每半页八行，行大字十七（间有十八。卷前《杂说》则全是十八），小字二十五六（间有二十七八九）。版心摺叠处刻有“民一”、“民五”或“民八”……字样，“民”代表《齐民要术》，数字就是卷数。每卷首页第一行是“齐民要术卷第几”（下盖楷书“高山寺”朱印），次行题“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但卷一不题此行），再次就是本卷的总篇目，总篇目后就是篇题和正文，中间都没有空行。以后刻本都仿照这个格式。

现存的两卷，卷五连总目共二八页，卷八连总目共三八页，但卷八脱去最后半页，缺自“别带皮”以下三九字。刻字朴健精好，具有宋版的特色。没有空心、墨钉，错字脱字也不多，可以推知其据刻原本是比较完好并且校刻是比较精审的。年久不免蚀烂剥落，不过以页心外的上下空栏和版心的摺边上较多，页里较少和较小，所以除少数字残缺不清外，基本上还是完好的。院刻距《要术》的时代最近，原本上还没有产生很多错误，校勘也比较认真，采取保存原样，注明异文的态度，无任意更改之弊，因此具有相当高的正确率，为以后续刻各本所不及（旧刻各本都是由院刻一个系统辗转传刻的）。卷内略有错字，《要术》本文的比较少，也比较一般，而以引《食经》、《食次》文为较多，也比较不容易改正，当是据刻原本已有错误，或者《要术》引用《食经》等原书已有错误。

高山寺本以后有几种传抄本。据日人小出满二《关于齐民要术的异版》（载日本《农业经济学研究》五卷三期，一九二九年出版）所记，最早的是文化五年（公元一八○八年）的抄本，现存内阁文库。书末有依田惠的跋文，称：“《齐民要术》第五、第八两卷，平安□尾高山寺所藏也。高山寺有蓄旧书之名。官府使人访求其书，惟有目而散佚已尽，独遗此耳。……年时不可得而考，……。祭酒林公，命属吏林彝缮写之，以为学院之藏。”这是抄本。是彼时已只存两卷。其缺卷是流传到日本原缺还是以后散失，不明。此后有涩江氏所藏抄本，盖有“弘前医官涩江氏藏书记”的印记，现藏帝国图书馆。第三是小岛尚质影抄本。小出满二称：“天保九年（公元一八三八年），高山寺本因故移来江户（今东京），斯界的小岛学士，亲自影印。不知其抄本今在何处。”现在这个抄本在我国，系光绪年间为杨守敬所得，是院刻在我国的唯一抄本。

小岛尚质影写本卷五首页有“佞宋”、“尚质和印”、卷八首页有“江户小岛氏八世医师”的篆文印记，佞宋是小岛尚质的别号。卷八末页有佞宋的短跋，它记明原抄本是天圣刊本，记其时日为“辛丑花朝前一夕”。这个“辛丑”是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一八四一年），即高山寺本一度移至江户后的第三年，与小出满二所说符合。是该本抄成于一八四一年或稍早。

小岛抄本的影摹技术极为工整，并且所有侵蚀脱落处，都用细笔勾描出来，诚有如杨守敬所称：“精好如宋刻”（《日本访书志》卷七）。但原书文字蚀烂后笔划走了样，也很难描真，因此有个别字不免描错。如“蛇桑”误为“地桑”（卷五《种桑柘》篇。虽然“地桑”是对的），“芜荑”误为“燕荑”（卷五《种榆白杨》篇），“碓捣”误为“●捣”（卷八《种红蓝花栀子》篇“杀花法”），以及同篇“必用一色纯米”的“必”字因模糊没有描出。“●”字小岛已予校正：“质按●当作碓，宋版模糊似●，故传写遂误。”“必”字虽也校到了：“质按‘用’上一字，宋版模糊叵辨”，仍未校出是“必”字。其余二字，则漏未校及。从对“●”字的校记，可以看出该抄本并非小岛自抄，而是什么人抄好后小岛加以校对的。

小岛影写本除五、八两卷外，尚多卷一和卷前《杂说》的残页二页。这二页在成书于一八五六年的日人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中还提到过，但在一九一四年罗振玉影印的吉石盦本院刻中已经没有，以后也没有人提起，可见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又已散失。残页的第一页，其前半页是《杂说》的最末，即自“六月拔诸菜”至“万不失一”止，一共八行，刚好满格无空，全文结束，但每行十八字，和别处十七字不同；后半页就是卷一的正页，自“《齐民要术》卷第一”、卷一总目，至末行“树谷曰田，象”止，和《杂说》之间没有空隔行。第二页是《耕田》篇的引《泛胜之书》“之和，适地之宜”起至《收种》篇的“生者亦寻”止。可注意的是这一页的版心的页码还完好没有被剥蚀，是第“十九”页。明抄（见第五节）每行大小字数和院刻相同，只是改半页八行为十行。从第一行“《齐民要术序》”起到这里“生者亦寻”行止，在明抄共三○四行，刚好合到十六行本的院刻是整整十九页。这说明院刻在自序和《杂说》之间及《杂说》和卷一之间，都是接连着刻印，中间没有分篇的空白，而且页码是一直连贯计算下来的。这就和明抄以下的各本不同（有空白，页码各自为起讫），是辨别版本的依据之一。

一九一四年罗振玉借高山寺本用珂罗版影印，编入《吉石盦丛书》中，院刻残本，始得流通。影印本线装一册，页心较原本约缩少三分之一，印刷清晰，不受缩印影响。只五、八两卷，比小岛影抄本少二页残页。罗氏后跋记其得书影印始末说：

　“苦《齐民要术》无善本。明以来诸刻，讹脱不可读。吾乡袁太常昶以宋本校前七卷，刊板于中江官舍（按即渐西村舍本，见第十一节），号称佳椠。……取以校皕宋楼《群书拾补》所载宋本（按即陆心源《群书校补》校宋本，见第四节），不尽合，盖校者以意取舍之也。……庚子（一九○○年）冬，客武昌，亡友杨惺吾舍人（按即杨守敬）为言曾于日本高山寺影写北宋残本二卷，因出所刊留真谱见示□卷五第一叶数行，并以所作跋尾畀予观之。予大喜，亟谋重刊。舍人则言：‘此书既已从事校勘，但未写定耳。……脱稿后，必见畀。’乃荏苒十年，卒不践前约。意舍人所□，殆仅留真谱所刻数行，不及写其全卷，故无以塞曩诺也。……及辛亥（一九一一年）东渡，……高山寺得允诺，……因取以校中江本，不仅第八卷未校以宋本者，讹字满幅，即他卷据宋本勘正者，异同亦复错见。……故不仅可校俗本，且可正南宋本。虽但存二卷，而正讹字已数百，岂非惊人之秘笈乎？亟影印以传当世。”

而罗振玉《雪唐校刊群书叙录》则称：“庚子在鄂中闻杨惺吾舍人藏影日本高山寺北宋本残卷，求借而授之梓。舍人谓欲取王祯《农书》所引校末二卷之无宋本者，校毕即见畀。予请自任之。则又曰：‘曩固已从事校勘，第未清写耳。盍稍俟之？’”实际杨守敬的影写北宋残本，就是小岛尚质影写本，于光绪年间为杨所得，不是他自己影写的，即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七自称：“余所得系小岛尚质以高山寺本影钞，精好如宋刻”者。《日本访书志》又称：“余又以聚珍本王祯《农书》校之，补脱厘误，大有裨益，当出黄（指黄廷鉴）校本上。”用王祯《农书》校勘《要术》会和渐西村舍本得出同样浮滥错误的结果，黄廷鉴所以不用王《书》校勘，正是他胜过渐西本的地方（详见《宋以来齐民要术校勘始末述评》第六节第四目。以下简称《校勘始末述评》）。至于说用王《书》来校勘《要术》第九、十两卷，那更是使人不可解的话，因为《要术》九、十两卷的资料，在王《书》中是没有的。但杨守敬虽然没有将这个小岛影写本借给罗振玉，却曾借给柯逢时转交给丁国钧校勘湖湘影写本，时间在一九○○年秋，而罗之遇杨在同年冬（见《校勘始末述评》第六节第二目）。

罗振玉影印本五、八两卷的首页书名下，各有“高山寺”印记一颗，但一卷中仅此一颗。可是小岛影写本上不但卷首不止一颗，卷内还有许多颗，大都盖在篇标题下。这个现象很奇特。但影写本所勾描的破烂痕迹，和影印本的残文断笔两相吻合，卷八缺最后半页也相符合，两本同出一本是毫无疑问的。影写本的所以多出那些印记，是小岛多事后来请高山寺的住寺僧加盖上去的。小岛在书末有如下的题记：“高山寺经籍各书所押二字，今犹见在。壬寅（一八四二年）十月，住寺僧十无尽院阿阇梨，为余手捺各处，记为后证焉。”影写本上的签字式，要请高山寺僧代押，可以想见那些印记也是高山寺僧代为加盖的。

关于院刻的颁行本，事实上是很少的。它只颁给“劝农使者”，所以葛佑之《序》说：“非朝廷要人不可得。”李焘《孙氏齐民要术音义解释序》也说：“本朝天禧四年诏并刻二书（按指《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以赐劝农使者。然其书与律令俱藏，众弗得习。”可见不是农官或大官是得不到该刻本的。由于颁行的刻本很少，因此流传不广，也容易失传。直到南宋初年，还是“市人辄抄《要术》之浅近者，摹印相师，用才一二”（李焘《序》）。而葛佑之也说：“按《齐民要术》，旧多行于东州。仆在两学时，东州士夫，有以《要术》中种植蓄养之法，为一时美谈。仆喜闻之，欲求善本寓目而不得。”葛佑之得不到善本看，可见他是看到过坏本的。这种坏本，应该就是当时市民和“士夫”辗转传抄的，或者竟是书贾翻刻的。这种本子，我们怀疑和金泽文库旧抄卷子本很有关系。

三、日本金泽文库旧抄卷子本

（影印金泽文库九卷本）

所谓“卷子本”是抄好后装裱成卷轴，不装订成册子。原本十卷齐全，现缺第三卷。每卷装裱成一轴至三轴，现共二十二轴。抄成于一二七四年。据抄的本子是院刻系统的另一抄本。一九四八年有日本影印九卷本布面精装一册。

原本直长二八点五厘米，每轴横长不等。卷内上下栏用淡墨划线。每行大小均十五字。因为是按卷轴式抄写，不用页码，每页行数，无迹可寻。影印时去掉上下栏划线，以十四行为一页，共分四五五页，外加第一轴表纸的摄影留真一页；以二页上下各占一页的地位合印成一面，共印二二八面。可见影印本比原本缩少很多。影印本卷中有空白处，即是由原本轴尾不满十四行而空出的。

因为这一卷子本原是金泽文库旧藏，所以通称“金泽文库本”。

金泽文库是日本文永建治年间（一二六四至一二七七年）北条实时创立的，藏书丰富，很有名。到元弘三年（一三三三年），鎌仓北条家灭亡，藏书散出，辗转易手，只有少数现在还保存在文库所在地的称名寺。

这一卷子本于天正年间（一五七三至一五九一年）由丰臣秀次持归。其后经相国寺僧之手，于庆长十七年（一六一二年）献给德川家康，在当时的骏府记上，还记录着“《齐民要术》十卷”。不久家康薨亡，于元和年间（一六一五至一六二三年）赐让给尾张（今名古屋）德川家。在尾张德川家元和年间的御让本书目中，只记录着“《齐民要术》九卷”。可见卷子本第三卷的佚失，是在一六一二年以后至一六二三年之间。

二百多年以后，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记载有这一《齐民要术》手抄卷子本，缺第三一卷，避名阙末笔与高山寺本相同，是取原于宋本的。每卷有“金泽文库”印记。但《访古志》说藏于尾张真福寺。因此一再有人向该寺探问，但是摸不到头绪。尾张真福寺原是伊势移转后醍醐帝皇子藏书之处，现在还存有一些珍贵古书，但和尾张德川家不相干。森立之不知怎样记错了地方。

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根据森立之所说，也记载尾张真福寺有卷子本九卷，并说如能得到该本，则贾氏之书为完璧。特记之以告后人。罗振玉《雪唐校刊群书叙录》也认为尾张真福寺有古写卷子本，希望得该本校勘得一善本。但是几十年来都没有发现。该本既不在真福寺，它的发现，是得之于一直以后的一个偶然的机会。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读书周，在名古屋市图书馆举行典籍展览会时，德川家把这一卷子本《齐民要术》在会上展出，该本不在真福寺而在其附近的德川家，才为日本学界所知。一九二八年九月，小出满二第一个得到利用该本作校勘的机会。

这一卷子本现藏德川家东京蓬左文库，概不借出，一般人仍是很难看到。一九四八年三月，日本农林省农业综合研究所借得该本用珂罗版影印，即上述影印金泽文库抄本（简称金抄）。除本文外，前有影印本《序》（该所所长东□精一撰）、《凡例》和影印不清的校记（但止于影印本的一四三面，以下未校），后附所员西山武一氏的《齐民要术传承考》长文一篇（三七面）。

原卷子本的保存很好。卷子外面是深青色的纸。各轴外面的题字，想来还是将近七百年前金泽文库当时写的。据小出满二说：“此本一见就可知道是鎌仓时代的贵重物品。”每卷除在卷内首尾两处低盖楷书“金泽文库”墨印外，在卷头书名右上角并盖有“御本”朱印。并于表纸栏外下侧速写“墨纸几十几枚”字样（例如第一轴写“墨纸二十九枚”），指出该轴是由若干张的抄写纸装裱成的。

第一卷末尾有左列四种题记：

　（一）“书写点校的详细，记于第十卷的里页。”

　（二）“本云宝治二年戊申九月十七日，承康乐寺僧正让赐者典药权助和气种成　在判”

　（三）“仁安元年十月六日，在东阪本的河原口坊用唐摺本书写完了一校完了同七日再校完了”

　（四）“建治二年正月十五日，用由近卫羽林赐借的摺本校订完了”

在第四卷，上列（一）（四）两条也同样有，（四）的日期是“建治二年后三月九日”。（一）（四）两条像是同一人的笔迹。（二）（三）两条则像是另一人的手笔，各卷都有，文字稍有出入：六、七、八三卷无“康乐寺僧正”字样，“让赐”作“传得”，第十卷作“自康乐寺僧正之手传取之”；典药权助是官名，二、五、九三卷还在上面加上“正五位下行”五字，下面“种成”作“朝臣”，七、八两卷则无此署名，只有“在判”二字；书写的日期，除第一卷外，只有九、十两卷有记载，第九卷作“仁安元年九月廿八日牛时书”，第十卷作“仁安元年九月晦于百齐寺以唐摺本书了”；每卷都校对两次，日期在仁安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到十月七日之间。另外第十卷最后还有熟练草书所写的下列题记一条：

　“此书一部十卷，小川僧正秘书，自京都借出此抄本（按即仁安抄本），抄写校订完了。于时文永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越州刺史　花押”

这最后一条可能是北条实时亲笔写的，小出满二并认为上述（一）（四）两条也是他自己写的。

从上述题记可以看出，卷子本虽源出崇文院刻本，但不是直接从刻本抄写的，而是在它之前另有一个仁安抄本，它是根据这个仁安抄本转抄的。仁安抄本于仁安元年（一一六六年）九月底在京都附近东阪本的河原口坊及百齐寺依据“唐摺本”（院刻系统本）抄写完毕。每卷都校对两次，至十月七日二校全部完毕。八二年后至宝治二年（一二四八年）九月十七日，康乐寺僧正把这一部抄本送给和气种成（曾任侍医兵库头，一二八八年卒，年六八）。再后二十余年，金泽文库的创立者北条实时，经小川僧正的介绍，从京都借出这个仁安抄本，于是抄成了这一部金泽文库卷子抄本。

金泽文库卷子本抄完后曾和原抄本校对过。抄校完毕的日期是文永十一年（一二七四年）三月十一日，有越州刺史北条实时的亲笔题记。抄写时把仁安抄本上卷每卷末尾原有的（二）（三）两条题记也照抄下来了，所以这两条前后相隔八十二年的题记会是同一笔迹，这多半是抄写人随手同时抄下的。抄完后两年，即建治二年（一二七六年），又向近卫羽林借得“摺本”校对，卷一于正月十五日校毕，卷四于后三月九日校毕，都有题记为证。

就现存卷子本观察，字里行间，校字满纸，收到校正上的相当效果，同时也反映初抄时的粗疏。校字都夹写在原文的旁边，夹写在左旁的，校字下面都加上一个“摺”字，表示根据“摺本”而来，包括错字和脱文，所校最多，也较精密；夹写在右旁的，没有“摺”字标记，所校较少，仅及脱文。大概左旁的“摺”校，是北条实时自己依据近卫羽林的摺本校对的，可惜没有校完全书。因为自第六卷中卷以后，就不再有“摺”校出现。卷四的摺校完成于“建治二年后三月九日”，他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就死了。所以卷一、卷四题记曾说书写点校的详细记在第十卷末，而事实上没有能够写上（关于金抄的校勘，详见《校勘始末述评》）。

卷子本抄写时，有不少是翻转写过字的旧纸的背面抄写的。这些旧纸是鎌仓时代的北条氏文书（因其有历史价值，早经另行影印），其年号有仁平、应保、仁安、文治（以上在十二世纪下半叶）、承久、嘉祯、仁治、建长（以上在十三世纪上半叶）、文永等，其中文永最多，但没有文永六年（一二六九年）以后的。

卷子本第六卷的首页之前，抄有“大宋靖康二年百忌图”，颇像过去旧历本前面一页的式样。它并排地分两栏写着十二个月的大小月和二十四节气的时日，左边绘有“春牛图”，已不明，图下并排写着下列四句：“喜逢丁未年，耕种早向前，丝绵十分熟，麻麦满山川。”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是金兵陷汴京的一年，就是南宋建国的第一年，即高宗建炎元年。这个“百忌图”应是仁安抄本上原有的，卷子本抄写时依样照抄下来了。仁安抄本上为什么会有？当是依照所抄原本抄下来的。所抄原本上为什么会有？可能是当时书主人写入的。

这一卷子本源出院刻系统是没有问题的，最重要的证据是“通”字等缺末笔和院刻相同。把它和现存的院刻五、八两卷校对，也是基本上一致的。而且既附有“靖康二年百忌图”，也表明据抄原本是南宋绍兴刻本以前的北宋系统本。虽则藤原佐世在宽平年间（八八九至八九七年）编写的《日本国现在书目》已载有“《齐民要术》十卷”，那是唐代的写本，远在院刻之前，而此种写本在日本也早已失传，金泽文库本又有宋代阙笔的字，它不可能源出唐代写本。

此外还有如下的有力证据。卷子本有两处文字颠倒，现在影印本上仍保留原样，并在《凡例》中说明。一处在第八卷，见影印本一五五面下至一五七面上，和现存院刻第八卷核对，刚巧是院刻三七页与三六页的颠倒。其二在第十卷，见影印本二○二面下至二○三面上及二○八面下至二○九面上，这两段应该彼此对调才合适，两段刚巧各相当于明抄的十六行，明抄与院刻同为每行十七字（大字），院刻每页十六行，则刚巧相当于院刻的两页，而这两页在据抄原本又倒置了。又第九卷“暂经沸汤即出”的“即”字右旁，多出“民九”两个怪字（见影印本一八一面上，“九”字错成像“丸”），既不是校正错字，也不是补正脱文，其实是《齐民要术》第九卷的版心的卷数号码“民九”被错抄进来的，而这样的卷数号码正是院刻所特有（见上节）。

另外影印本还有三处文字颠倒。一为一一八面上应和一二三面下互换位置。其二在二一一面，上下栏应该倒过来。这两处显然是由于影印本拼版时的错误。其三为二一三面下第十四行至二一七面下第三行，应和二一八面上第一行至二二一面下第七行互换位置。这一颠倒有些怪，刚巧发生在卷子本末两轴前后接头之间，不像影印本拼版时的错误，而是卷子本原有的。但卷子本原有的颠倒，在影印本《凡例》和西山武一《齐民要术传承考》中只指出上文第八、第十两卷的两处，没有提到这一处。其中二一三下至二一七下的一段，合明抄的九七行，相当于院刻的六页另一行；二一八上至二二一下的一段，合明抄的一百行，相当于院刻的六页另四行，不像是出于据抄院刻中原有的页次错乱，而是由于卷子本装裱时的先后误置。

卷子本字体端正老练，但错字脱字很多，还有不少别写字。经过北条实时校对的部分较好，但仍有不少错字；其余部分当然更多。经过多次校对，还存在着这样多的错误，不是一般抄本所能想像，远不及《四部丛刊》影印明抄本的精好。影印卷子本把篇幅缩小很多，使有些字模糊不清，更增加阅读的困难。虽则所附校记中列出一些看不清的字，可惜列出的有限，仍有很多字很难看清是怎样写的。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它源出院刻，在不抄错的部分，具有相当高的正确性，为他本所不及。西山武一氏评金抄为“玉石混淆，玉占十之三四”，大致允当。它的许多错误，用诸本来汇合校勘时比较容易解决，而它的正确部分，却可以校正或填补很多南宋以后各本的错字和脱文。因此金抄在校勘工作上的价值仍是相当高的。

金抄是仁安抄本的再抄本，可以想见它的错误之多是辗转传抄的结果，同时也和抄写人的疏忽和水平有关。但无论如何不应错得那么多，而且有的错得毫无道理。因此我们很怀疑它的错误有不少是存在于仁安抄本据抄的原本所谓“唐摺本”的。院刻每行大字十七，小字二十五六不等，金抄每行大小一律改成十五字，从金抄等抄校态度的依样不苟和墨守卷子旧式看来，它的更改行款，似乎也出于唐摺本的原式。如前所述，院刻的颁行本既然很少，市民和读书人中间一般只流传着辗转传抄的院刻节抄本和抄本（或者也可能有书贾的翻刻本），而这些本子，质量并不高，就是葛佑之平常所看到的坏本。仁安抄本据抄的唐摺本上抄有“大宋靖康二年百忌图”，日本得到该唐摺本，已在南宋初期。可能这个唐摺本就是这一类质量不高的坏抄本（或者翻刻本）。

北条实时用借来的近卫羽林“摺本”就金抄进行校对，相当精细，精细到“忌”的校改为“●”（俗写），可说严密不懈，应无漏校，但事实上仍有不少错脱没有被校正。怀疑该摺本也是和“唐摺本”同一类的本子，都不是院刻原本。

唐摺本、近卫羽林摺本以及仁安抄本，都早已散失。金抄虽然缺失第三卷，仍是硕果仅存卷帙较全的北宋系统本子，在校勘工作上是必不可少的。

另外在日本还有猪饲彦博校宋本，不起什么作用，另详《校勘始末述评》，本文从略。

　四、南宋张辚刻本（校宋本）

张辚刻本，刻于南宋绍兴十四年（一一四四年）。因为刻于龙舒（今安徽舒城县），又称“龙舒本”。每半页十行，每行十七字（据校宋本所记）。据该本葛佑之《序》称，张辚字彦声，济南人。曾任浙江上虞令、九江郡丞，“自九江擢守龙舒”，《要术》即刻于龙舒任所。据刻的原本是院刻，系张辚“得之于芗林居士向伯恭。伯恭自少留意问学，故一时名士大夫，多与之游，而喜传之书。盖此书乃天圣中崇文院校本，非朝庭要人不可得。”院刻之后，见于文献记载的，这是第一次的重刻。原书已久佚。现在只有一篇葛佑之《序》，由明抄（见下节）保存下来，附在明抄的书末。

龙舒本散失后，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残缺不全的校宋本。所谓校宋本是拿某一部《要术》作底本，再拿宋本来校对，将宋本上的不同内容校录在这个底本上。校对时容易有漏校和错校，所以校宋本只是第二手的资料，不及原本。但由于龙舒原刻的散失，它在校勘明代刻本的严重错乱上，起过不少作用。

这样的校宋本，似乎有两种不同来源，但都没有校完全书。一个是黄丕烈（荛圃）校宋本，只校录至卷七的中卷止；一个是劳格（季言）校宋本，校录得更少，仅至卷五的第五页止。

前一种校宋本用的底本是《津逮秘书》本（见第八节，简称《津逮》本），卷头记明：“宋本十行，行十七字。”是什么人校的，已不可知。此本后为黄荛圃所得。以后大家向黄荛圃借来转录，现在有几种转录本流传下来。《荛圃藏书题识》有如下的记述：“其所校朱笔讫于卷七《笨曲并（原讹作“饼”）酒》第六十六作秦州春酒曲法一段止，亦并未言所据残缺，岂无端而辍笔欤？此不可得而知也。……庚辰（一八二○年）……偶阅及此，追记数语。”转录人之一的张绍仁在转录本上有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的题记称：“数年前，我友黄荛翁购得一校本”（见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张绍仁校宋本”下转录张氏题跋）。可见黄荛圃购得该校宋本是在一八二○年前，而陆心源《群书校补》校宋本（见下）称为“黄氏所见宋本”，其实黄氏未见宋本，只是购得一校宋本。又陆心源《仪顾堂题跋》记载有“《齐民要术》七卷，影写宋刊本。……以《秘册汇函》刻本校之，刻本讹夺甚多。……得此抄本校订，稍觉文从字顺。惜祇六卷有半，后数卷无可订耳。”中间列举一些夺文讹字，和他的《群书校补》校宋本完全相同，实际亦出黄氏校宋本。但他称为“影写宋刊本”，似乎竟是黄校本的据校原抄本后来又出现而为陆氏所得。但不见其他资料，未知其可靠性如何？或者什么人据校宋本回写半部假宋本骗人，亦未可知。至于黄氏购得的这个原校本，据《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附记孙诒让语称：“黄丕烈宋本祇存半部，今存皖洪氏。”而陆心源又称：“余所蓄黄荛圃校残宋本。”现在此原本则未见到。

后一种劳季言校宋本的来源是来自朱述之。据《读书敏求记校证》章钰补记称：“劳权云：……曾见旧人据□本校胡氏《秘册汇函》本前五卷。咸丰甲寅（一八五四年）季冬借上元朱述之司马钞本，五卷止存□叶，手勘胡校本，正千百字。”劳权是劳季言之兄。劳校本仅校录至卷五的第五页止，该校本在校录终了处记着：“钞本五叶止此，六叶下缺。”又在卷头记明：“旧钞本二十行，行十七字。”而渐西本附载光绪初年（一八七五年后）刘寿曾《校刊齐民要术商例》则称：“朱述之丈写宋本赠劳氏，标书之简端云：‘校宋本’。”则所称“旧钞本”似为朱氏所转抄，但实质上仍是校宋本，或者劳氏讳言“校宋”，故标之“旧钞”？这一劳校本，后为陆心源所得。上述张绍仁转录的黄校本，后亦归陆心源。这二个校宋本均于光绪末年被日本岩崎家所得，现藏东京静嘉堂文库。陆心源在得到劳校本后，补校其卷五以下未校部分至卷七的“作秦州春酒曲法”段止。在劳校中断处有如下的题记：“季言先生所校，止于此。以下光绪庚寅（一八九○年）潜园（即陆心源）补校。”劳氏在校录宋本异字外，并以《太平御览》等有关各书进行参校。宋本异字以朱笔写于行间，参校各书以墨笔写于下栏。校记比张绍仁本更严密，一字一划，也不忽略，字体也极严谨（据西山武一文所记）。至于朱述之校宋本，一九一一年柯逢时写给黄麓森的信中（原信附黏在黄麓森校的《仿北宋本齐民要术》稿本卷首）说：“泾县朱家藏有校本，昨已函借，如能应手，总有独到处。”所指或即此本。结果并没有借到。该本现亦未见。

黄荛圃、劳季言两种校宋本，同出龙舒本，内容相同，但来源既有不同（或者它们的最早来源是两个抄本），也存在着某些差异。例如卷五《种桑柘》篇：

（一）“裁去妨者”，黄校本如文，同北宋本，不误；劳校本“裁”作“栽”，同明抄，误。

（二）引《魏略》“课民益畜干椹”，劳校本如文，同北宋本；黄校本作“使民益畜熟椹”，同明抄。

（三）引《魏略》“太祖西迎天子”，劳校本如文，同北宋本，不误；黄校本“迎”作“征”，同明抄，误。

（四）引《泛胜之书》“以手溃之”，黄校本如文，同北宋本，不误；劳校本“溃”作“渍”，同明抄，误。

（五）“缣练”，劳校本如字，同北宋本，不误；黄校本作“缣炼”，同明抄，误。

以上（一）（四）（五）三例，字形极近似，二本不同，当是由于原抄人或校录人的差错；（二）（三）两例，劳校本和《三国志．魏志．贾逵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相同，可能是原抄人或朱述之据《魏略》改的（劳季言也曾查对过《魏略》）。又如卷三《种蒜》篇引《广志》：“黄蒜，长苗无科出哀牢”，黄校本“出”字空白一格，同明抄；仅劳校本有“出”字（北宋本卷三是缺卷）。这个“出”字必须有。

干嘉以后，《要术》渐被重视，而劳季言校宋本的出现较晚，因此黄荛圃校宋本首先被转相借录，据现在所知，计有九种转录本：

（一）张绍仁转录本　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张绍仁所转录。底本是《秘册汇函》本（见第八节，简称《秘册》本）。此本后为陆心源所得，现在日本，已见前述。

（二）陈揆（子准）转录本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三及《恬裕斋藏书记》并载：“华亭沈氏竹东书舍刻本，较胡氏震亨刻本（即《秘册》本）脱文脱字尤多。……陈子准氏以宋椠残本，一一校补。……惜后四卷，宋本亦阙，不获校全，然其佳处，已不胜偻指矣。”其实所称“宋椠残本”是误记，据《爱日精庐藏书续志》所载黄廷鉴校宋本跋（见下），陈揆仍是据黄荛圃校宋本转录，并非据什么宋刻残本校录的。这个转录本只有前六卷，和张绍仁等转录有六卷半的不同。所以少半卷的原因，或系七卷以下另装成册，实际陈揆只借到黄校本六卷以前的册子。现在北京图书馆藏有以《秘册》本为底本的校宋本一部，分装二册，前六卷合装为一册，册末有陈揆的墨书小字题记：“吴中黄氏士礼居（黄荛圃藏书室名）藏校宋本半部，壬午（一八二二年）九月，借勘十日讫事。”但据瞿镛所记，陈揆用的底本是沈氏刻本，则陈揆似曾以黄校本并校沈本和《秘册》本，而沈本后为瞿镛所得。

（三）黄廷鉴（琴六）再转录本　黄廷鉴于一八二五年据陈揆转录本再转录，当然也只有前六卷。一八○四年张海鹏刊行的《学津讨原》本（见第十节，简称《学津》本）是黄廷鉴校勘的。黄廷鉴这次转录校宋本的底本即用《学津》本，也就是将《学津》本作进一步的校勘。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续志》卷三“黄琴六校宋本”下载黄廷鉴题跋称：“《齐民要术》……久无善本。嘉庆初，照旷阁（张海鹏藏书室名）据胡震亨本梓入《学津讨原》，予任雠勘之役，以《农桑辑要》校补脱误……。惟出于后人征引，其中文句，保无增损窜易，至今耿耿。……同里陈君子准曾手临吴门士礼居所藏校宋本六卷，月霄（即张金吾）假以畀余，遂合照旷新刊本（即《学津》本）逐条细勘。……惟校宋本缺后四卷。”黄廷鉴除转录校宋本的内容外，并以沈氏竹东书舍刻本等及其他有关各书进行参校，有精校之名，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所记“昭文（即常熟）张氏有黄廷鉴精校本”，即指此本，但所校不多。此本后为张定均所得，张定均又借给张步瀛再转录。现在张步瀛再录本卷六末有如下的题记：“拙经老人（即黄廷鉴）所临校宋本止此。”此本在我室。黄校原本未见。

（四）邵浪仙再转录本　邵浪仙于一八二七年据陈揆转录本再转录，也只有前六卷。《文禄访书记》记载：“清邵浪仙据宋校明刻本。缺卷七、八。半叶九行，行十七字。……上方云：‘宋本十行，行十七字。’”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的款式是华亭沈氏竹东书舍刻本，则其所用底本为沈刻本。又载邵氏题跋：“吴中黄氏士礼居藏校宋本半部，壬戌九月稽瑞楼（陈揆藏书室名）借勘十日讫事。今于此旧刻残缺再临校十二日始竣。道光丁亥（一八二七年）四月二十日桌芗山人识。”按陈揆校宋本转录于道光壬午（一八二二年），而壬戌为一八○二年，其时黄荛圃尚未购得校宋本，“壬戌”是“壬午”之误。现在北京图书馆藏有以沈本为底本的校宋本一部，分装四册，卷六末有和上面邵氏题跋完全相同的题记，“壬戌”正作“壬午”，则该本应该就是邵浪仙校本。但七、八两卷并不缺，是又不明。

（五）张步瀛再转录本　张步瀛于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就黄廷鉴再转录本再转录。底本用的是《津逮》本。但黄廷鉴校本用的是《学津》本，因此张氏除转录了校宋本的内容外，并校录了《学津》本的异同。另外，还将（一）黄廷鉴参校他书的内容，一并转录；（二）转录了借书人张定均原先据《太平御览》等所校的内容；（三）张步瀛本人再以《农桑辑要》、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等作进一步的覆勘。因此积累资料颇多，所传黄廷鉴精校本，也包括在这里。各项资料，分别以朱书、墨字和眉书、行间夹写等的不同写法分清来源，其为黄廷鉴所自校者，标明黄校，不与校宋本混淆。书写极工，校勘亦颇审慎。但所校不多。此本在我们这里，但已缺去第七、第八两卷。书末有如下的题记：“此胡震亨本也（按实系《津逮》本，由于《津逮》原版系胡转让，故通称胡震亨本）。道光戊申（一八四八年），余授徒于常熟之南乡。家之平丈（即张定均），亦得此本，先以《御览》等书校之；后又得张氏照旷阁本（即《学津》本），其同里拙经逸叟黄廷鉴手临吴门士礼居所藏校宋本于其上。余并借两本，并聚珍版《农桑辑要》校之。……亦间以他书覆勘。……校宋本祇有六卷。……”

（六）刘寿曾转录本　刘寿曾是渐西本的主要校勘人。他用以校勘渐西本的原本是先经吾点精校过的湖湘本（见第七节）的影写本。他校勘《要术》是受安徽泾县洪汝奎（琴西）的委托。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他用黄荛圃校宋本校勘这个影写本。现在这个影写本上校宋本的内容，即为刘氏所转录。卷头有这样的题记：“丙子（光绪二年）冬十二月恭甫（即刘寿曾）以黄荛圃藏本校一过。”上文提到孙诒让称黄荛圃校本“今存皖洪氏”，未知即为此洪氏否？这个影写本后来发展成为历时四百余年经过十六位人累积校勘的详校本，就是我们所用的湖湘影写本，详见《校勘始末述评》第六节第二目。影写本上一再提到“朱氏藏本”，则刘寿曾除用黄荛圃本作校勘外，还用朱述之校本作参校。据此看来，黄、劳二种校宋本，在刘氏校勘过程中曾经一度汇合。

（七）孙诒让转录本　孙诒让据黄荛圃本转录，见《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此本未见。

（八）管明佳再转录本　管明佳据瞿镛所藏校宋本再转录，见同上。此本未见。

以上八个黄荛圃系统的校宋本，经各人辗转传录，都是个人的手写本，传播不广，亦易散失。因此将黄校本的内容刊印成书，很感需要，于是有陆心源的刊印本。

（九）陆心源刊印本　光绪年间，陆心源将校宋本和《秘册》本的不同内容，刊刻成书，列入他所编的《群书校补》中。以校宋本为正文，下注《秘册》本的错字、脱文和衍文，分为二卷（《群书校补》的卷二三和卷二四）。卷首有下列的说明：“《齐民要术》，今所见皆祖明胡震亨刊，脱落舛讹，空格墨钉，几不可读。余所蓄黄荛圃校残宋本，……可以正讹补脱甚多。惟黄氏所见宋本至卷七‘作秦州春酒曲法’止，惜无全本耳。胡刻又有翻本，则舛讹尤不胜枚举。”

其实黄荛圃并非自校，他也根本没有见到宋本，所称“黄荛圃校残宋本”、“黄氏所见宋本”，其误与瞿镛称“陈子准氏以宋椠残本校”相同。

以上黄荛圃系统校宋本九种，加上劳季言校宋本，共有十个校宋本。

转录之本，不免有抄错和抄漏，因此张步瀛、刘寿曾和陆心源三种校宋本虽同出一本，彼此颇有差异，而得失互见。陆校本又经过摘录、誊写和刻板的几道手续，不免更添上一些差错。三本比较，优缺点都有，而以张本较优，刘本次之，陆本较差（见《校勘始末述评》第三节）。用三本参互校正，效果胜于陆本多多。

张辚刻本的内容，从校宋本所反映，不如院刻。这一方面是由于错刻或漏刻，和一般刻本一样，翻刻一次，往往多一些错误。另方面也由于错改所造成。当然改正院刻错误的也有，但比较少，也比较一般；而改错的倒比较多，比较严重，如卷五《种榆白杨》篇“棠杜康反”的改错为“掌止两反”等。因此，院刻以后，到张辚刻本，就开始有片面的错改。但它到底是最早本院刻的覆刻本，因此仍有不少正确的地方，尤其在明代刻本混乱后，在清代人力求纠谬的工作上，曾起过不少作用。可是现存的既非原本，又缺三卷半，因此自明抄发现后，校宋本的校勘效力，就不及明抄完帙不缺的作用了。

　五、南宋本的明代抄本

　（四部丛刊影印本）

一九二二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的江宁邓氏群碧楼藏明抄南宋本（简称“明抄”），是唯一十卷完整不缺的宋本。每半页十行，行大字十七（但卷前《杂说》的后段十八九），小字二十四五。影印时较原本有缩小，但清晰精好如原抄。《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所记“明白皮纸钞本”云：“此本坊友携来，初不甚重之，然确是明抄，……所钞必出于宋本。……沅叔借校，则极言其佳，并云：‘后三卷尤善，殆无有更出其右者。’”下有“群碧”题记，疑即此明抄原本。

明抄是现存《要术》各本中最完备的本子。它和两宋其他各本比较，不要说比院刻多八卷，比金抄多一卷，比校宋本多三卷半，就是卷十金抄不缺卷的，也还缺“菜茹”项下“蕨菜”一条，而明抄不缺。和宋以后的明清各本比较，它没有湖湘本、《秘册》－－《津逮》本卷五、卷十的缺页和其他缺段、缺句等，也没有《学津》本、渐西本卷十的缺页和其他的○缺，另外，卷十“菜茹”项下明清各本虽不缺“蕨菜”条，但别缺“●菜”一条，而明抄也完备不缺。

明抄内容，大致与校宋本相同，但也颇多异文。它补正了校宋本的一些脱误，也校正了北宋本的一部分错字。但进一步要求，则校改还有不够的地方。同时本身也存在着不少错误。这一方面是由于抄错和抄漏，另方面是来自据抄原本的错刻。辗转抄刻的结果，往往如此。但脱字不多，空白极少，没有脱页和错页，抄写精好，影印清晰。全书没有一处涂抹和勾乙，字旁添补的字，也只有卷一《耕田》篇的“一”字和“形”字两个，而且这二字还有后人加添的嫌疑。因此在抄写技术上，看起来很清楚醒目，比之金抄的校改满纸后仍然有很多错字（这部分错字也还远比明抄多），不可同日而语。但另一方面，明抄原出南宋本，已经经过几道抄刻的手续，比之北宋本，虽有胜过金抄的地方，也有不及金抄的地方。这不及的方面主要表现在金抄中和院刻符合而正确的部分，往往可以校正和填补明抄的错字和脱文。明抄单独存在，瑕瑜相半，配合院刻、金抄使用，则两长俱显，作用就大。它的价值，与院刻、金抄，可说鼎足而三，而卷帙和内容的完备，为任何本所不及。

明抄出自龙舒本系统，没有问题，但它所据抄的原本是否就是张辚原刻，很有问题。据我们推测，张辚后当另有一刻本，校宋本据校的原本就是张辚本，而明抄据抄的原本则是另一刻本。

首先从内容上看，明抄和校宋本存在着不少差异。兹仅举卷前的《序》、《杂说》及卷一为例，其主要差别，有如下表：（资料库编制者按：<>表示校对的字。）

标目 原文 校宋本 明抄 备注

《序》 <食>为政首 <是>(同金抄) <食> 　

　 智如禹汤，不如<尝>更 <常> <尝>(同金抄) 　

　 令口种一<树>榆 <树>(同金抄) <株> 汉书龚遂传亦作“树”

　 胔<履>相继 <履>(同金抄) <腐> 　

《杂说》 每年<一>易 <一>(同金抄) <二> 据劳季言校宋本

　 <一>入正月初 <亦>(同金抄) <一> 　

　 皆是白<汁> <汁> <汗> 据劳季言校宋本

　 <校>平者种瓜 <校>(同金抄) <邵> “邵”字有后人添补的可能

卷一《耕田》篇 至春而<开> <开>(同金抄) <开><垦> 　

　 <春>既多风 <秋> <春>(同金抄) 　

　 皆<□>于故<基>(引《礼记．月令》郑玄注) 皆<匝>于故<墓> 皆<市>于故<墓> 　

　 纪，犹<合>也(引同上) <合>(同金抄) <舍> 　

卷一《种谷》篇 阿逻<逻>(谷种名) 阿逻 阿逻<逻> 　

　 晚者芜薉难<治> <出>(同金抄) <治> 　

　 <辄>以铁齿●楱纵横杷而劳之 <辍> <辄>(同金抄) 　

　 连雨则<生><耳> <连><耳> <生><耳>(同金抄) 　

　 莽忙<补>反 <辅> <补> 　

　 夫<仁>，亦在熟而已矣(引《孟子》) <人>(同金抄) <仁>(同孟子) 　

以上十八例中，有的也许是形似抄错，但如“是”的作“食”，“树”的作“株”，“履”的作“腐”，“亦”的作“一”，“校”的作“邵”，“开”的作“开垦”，“秋”的作“春”，“阿逻”的作“阿逻逻”，“出”的作“治”，“连耳”的作“生耳”等等，决不是抄错，而是根据据抄原本来的。这些重大的差异，只在卷一及以前的，已足够说明明抄的据抄原本不是张辚的龙舒原刻，而是另一刻本。而这另一刻本“基”的误为“墓”，与龙舒本相同，在别处这种同样的错误还很多（如《序》的“畜五牸”，“牸”校宋本和明抄均误作“□”等），又足以说明这一另一刻本是龙舒本的覆刻，因而沿袭龙舒本的错误没有改正。就十八例和金抄比较，龙舒本更接近金抄，而覆刻本经过复刻之后又多了一些改动，有的改对了（如“治”、“辄”等），有的改错了或者不必（如“二”、“株”等）。除此之外，明抄还有填补校宋本的脱字的，如卷五《种桑柘》篇“兴平末”及“扶老杖”，校宋本脱去“末”、“杖”二字，明抄补上，也是所据原本非出龙舒本之证。

其次就避名改字来看，上举第三例“树”的改为“株”，是南宋绍兴以后避宋英宗赵曙同音字改的。据栾调甫考证（一），宋人避名改字滥及嫌名、同音字等，始于南宋孝宗之世，绍兴年间尚无此例。龙舒本刊于绍兴十四年，所以还没有避改，明抄改为“株”，是绍兴以后覆刻本的佐证（二）。

复次在款式方面，二本也有不同。校宋本的行款，黄荛圃和劳季言二本所记，都是每半页十行，每行十七字。可是明抄是每行大字十七，小字二十四五，和校宋本不同。这是一。自《序》和《杂说》衔接处，在院刻是接连刊刻，中间没有剩空，已见前述。现在金抄和校宋本也是这个格式。张步瀛和刘寿曾校宋本在“杂说”二字处都记明“宋本接《序》连写”可证（陆心源《群书校补》本失记）。但明抄《杂说》另起一页。这是二。龙舒本的葛佑之《齐民要术序》，明说“求仆为序，以冠其首”，显然应该在书的开头，可是现在在明抄是在书的末尾，这是覆刻本把它移后的。这是三。（这个序，以后各本也都移后，但在湖湘本还是和明抄一样是“《齐民要术序》”，《津逮》本开始加上一个“后”字，自此以后，各本都变成“《齐民要术后序》”。《津逮》本随便更改的地方很多，这是一例。）

关于明抄抄写的时期，已无从推测。《缩本四部丛刊初编书录》称明抄“常皆作尝，当出崇祯间人手笔”。上表第二例的“常”，即改为“尝”。这个意思是说明抄因为避明光宗朱常洛的名字所以这样改了，因此推定为抄于明光宗（一六二○年）以后崇祯年间（一六二八至一六三四年）。以后很多人均主其说。其实这个说法有问题。因为这字金抄也作“尝”，“尝更”是亲身经历的意思，作“常”是错的。而且明抄中“常”字很多，并没有“皆作尝”，并且还有应该是“尝”字而写作“常”的，例如卷八《作酱等法》篇“尝为菹酢者”，即写作“常”，更无法拿避名来解释。如果说“尝”字反而写作“常”是避名旧规解除后只要看见“尝”字就改复为“常”，所以改错了，这更说不通。因为明抄本身正在避改，怎么同时又能出现改复现象呢？

六、元代刻本的推测

元代刻本，据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所记，说是“每页二十行，行大字十八字”。现存的任何版本，都没有这个款式。文献上不见较多的记述，未知何人何年所刻。原书未见。栾调甫《齐民要术版本考》称：“近闻刘君仲华言‘曩蓄一本，板式绝似元椠，取校《津逮》本，墨、等、脱文，大体相同。’”虽然刘仲华所见，是否元刻，尚在疑似之间，但元刻的质量并不好，可以从各方面推测得知。

《要术》各本在流传过程中出现很多错脱，就现存诸本看来，从明代的湖湘本开始。湖湘本的这种错脱，可以明显地看出不是一般的错刻，而是存在于据刻原本。这个原本，不可能是两宋诸本，因为两宋诸本不存在那样多的错脱，它只能是两宋以后的刻本。两宋以后的刻本，在湖湘本以前，只有元刻本。因此湖湘本的据刻原本就不可能不和元刻本有关，其严重错脱，应追源于元刻。《津逮》本源出湖湘本，刘仲华所见绝似元刻的那个本子，既然墨钉、空等、脱文和《津逮》本大致相同，可能竟是元刻本。

卷五《种红蓝花栀子》篇有一段文字，湖湘本和《津逮》本都搞乱了。借《津逮》本的错乱情况作说明，可以推知湖湘本和元刻本的关系。这段文字院刻的原文和直行排列的款式是这样：

　作米粉法粱米第一粟米第二必用一色纯米勿使有杂●使甚细

“●”应从臼，正字应作“●”，是舂的意思，俗写作“●”或“●”院刻错成从白，问题原不大，可是《津逮》本将这个字割裂窜乱成如下的形式，就无法理解了：

　作米粉法染米第一粟米第二如用一色纯第米勿使有杂白使甚细

“染”、“如”是“粱”、“必”之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正文的“●”字被割裂成两半个，又错成“白第”二字，分窜入注文内的两小行中，致使“纯”下多一“第”字，“杂”下多一“白”字，而正文失去这个“●”字，使“使甚细”不成句，就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了。可是湖湘本变更每行字数后，还要错得厉害：

　作米粉法染米第一粟米第二如用一色纯第米勿使有杂白使甚细

很明显，湖湘本的所以更错乱，是变更原来每行十八字为十七字的结果，它顺着注文的字序排列，至“纯”字满行，自然将“第”字提行，因此原来是“白第”二字并列的，现在是“白杂”并列，致使“●”字原被割裂成“白第”二字的痕迹，也被泯灭无遗。

湖湘本每行十七字。这个错乱，只有在每行字数多于十七字而改为十七字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而元刻本正是每行十八字的。从这里可以推测，是元刻本首先错割成“白第”二字，分入注中，湖湘本是元刻系统的本子，所以它才会错成这个样子。（注意这里只是因为元刻本每行十八字和《津逮》本相同，所以借《津逮》本代替元刻本作说明，不是湖湘本袭《津逮》本之误，相反，《津逮》本刻于湖湘本之后。）

明杨慎（升庵）《丹铅总录》卷九摘录有《要术》中奇字若干例，其中有四例很值得注意。原文如下：

（一）“●：无音切。《玉篇》亦无此字。其云：‘●死不扇，便任耕种。’似荫意。”

（二）“苯：奔去声，蠢笨也。”

（三）“●：‘乌驿切’。‘恣意饱食亦不●。’”

（四）“●●：上‘草片切’，下‘苏革切’。”

四例中加点号的各字都是错的。（一）例的“●”字是“叶”字之误，原句是“叶死不扇，便任耕种”，指开荒时环剥去大树的一圈树皮，使树叶枯死，不遮蔽阳光，便可以垦地耕种，见卷一《耕田》篇。（二）例的“苯”字是“笨”字之误，是简单粗糙的意思，见卷七《笨曲并酒》篇及卷九《煮胶》篇等。这二字在现存所有《要术》各本中都作“叶”和“笨”，没有作“●”、“苯”的。（三）例“●”字的音切，应如院刻、金抄、明抄作“乌县切”，读近绢音，“不●”是饱食不厌的意思，见卷八《蒸缹法》篇“缹猪肉法”，湖湘本才开始错成“乌驿切”，以后《津逮》本等都跟着错。（四）例“●”字是“●”字之误，音切“草片切”是“莫片切”之误，见卷九《煮●》篇，金抄、明抄均作“●”、“莫”，其误亦始于湖湘本，但湖湘本更错“●”为“●”，《津逮》本跟着错，《学津》本、渐西本已改正。

《丹铅总录》（其门生所辑录）成书于明嘉靖年间（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年），《要术》湖湘本刻于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年），《丹铅总录》成书时，湖湘本已出版。但杨氏所见《要术》奇字有特殊的“●”、“苯”、“●”之误，不存在于前此的任何一本，他所用的《要术》，显然不是湖湘本，更不是两宋本，唯一可能的本子只有两宋本后湖湘本前的元刻本（或者它的抄本或覆刻本）。而湖湘本的现有错字“驿”、“草”和“●”，正是沿袭元刻系统本之误而来的，由“●”错成“●”，其沿误之迹，亦颇明显。

湖湘本出版后十三年（一五三七年），杨慎写成《丹铅续录》，卷四又据《要术》采入一条：“野稻不种而生曰稆，刈稻明年复生曰●。”这个“●”字也是错的。这字见于《要术》卷二《水稻》篇引晋吕忱《字林》，两宋本均作“秜”。《说文》：“稻今年落，来年自生曰秜。”《字林》依据《说文》采录此字，证明两宋本的正确无误。但湖湘本开始错成“●”，《津逮》本因之，渐西本据校宋本校勘，采两可之说，更错成“秜●”。湖湘本的所以搞错，也应追源于元刻本，因此又被杨慎所误录。杨慎不加细察，随手摘录，固然不够严肃，而元明刻本开始制造严重错失，不能辞其误刻之咎。

湖湘本的内容虽有和南宋系统本相同的地方，但也有不从南宋本而和北宋系统本相合的地方。这种地方，甚至错字和脱文也和北宋本相合，很难用偶合来解释。其例甚多，详见下节。因此我们怀疑湖湘本所从出的元刻本，不仅据南宋本翻刻，同时还有北宋本作依据。当然这两个宋本都不是完好的原刻，而是已经有很多残烂缺脱的，或者竟可能是像日本仁安抄本所据以抄写的那样的本子（见第三节），并且又多残脱。

元代官撰农书《农桑辑要》中引用了《要术》的大量资料，往往保存北宋本的正确性，质量远胜湖湘本。王祯《农书》也引用了不少，但经过王祯的分割、倒易、穿插和更改以后，远非《要术》原样，且多错误，但取对湖湘本，仍然没有和湖湘本相似的错脱。湖湘本源出元刻本，据此推测，元代《要术》的刊刻，似在《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之后。《要术》中关于农业生产的部分，主要都引录在《农桑辑要》中，自《农桑辑要》刻成后，元朝政府可能没有再刻《要术》全书。但卷七以下关于农产品加工利用等部分民间仍感需要，大概也像李焘所说那样在转相“摹印相师”，因此仍有人把全书刊印出来。但私人的刊刻，由于原本已经很差，远不及政府书库收藏的好，因此留下了现在湖湘等本的很多错脱。

据以上推测，元刻本的行款，不同于现存《要术》的任何一本，质量并不好，开《要术》的坏本之渐，现在的湖湘本，首蒙其害。它的刊刻，可能在王祯《农书》之后，是私家刊印的，不是官刻。

七、明代马直卿刻本（湖湘本）

此本明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年）马直卿刻于湖湘，又称“湖湘本”。每半页十行，每行大小均十七字。据该本王廷相《序》称：“侍御钧阳马公直卿按治湖湘，获古善本，……乃命刻梓范民。”所谓“古善本”，虽未指明何本，从反映在湖湘本的内容上看来，其实并不“善”，它实际应是元刻本，或者是元刻的覆刻本。

《荛圃藏书题识》首载湖湘本行款与校宋本偶合，即半页十行，行十七字。钱曾《读书敏求记》记载其内容：“嘉靖甲申（即一五二四年）刻此书于湖湘，惜乎注中删落颇多，如首卷简端‘《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云云，原系细书夹注，竟刊作大字等类，文注混淆，殊可笑也。”光绪初年刘寿曾用以校勘渐西本的所谓“明本”，即是湖湘本。我们有此本，并有它的影写本。这个影写本的来历，是洪汝奎、刘寿曾开始校勘渐西本时向唐仁寿借来影写的，另详《校勘始末述评》第六节第二目。

湖湘本的空脱不少，错误极多，并开始有脱段和脱页。脱页卷十脱去“菖蒲”目以下至“芸”目前的三八行及“朹”目以下的二十行，又四一页和四二页的内容倒错了，应该倒换过来，并补上“欀木”的标目一行。此后《秘册》－－《津逮》本等脱页和倒页的情况就完全相同。另一处脱页在卷五，是脱去第三页及第二页的最末四行共二十四行。这一处脱页黄荛圃也提到。其实所脱内容拿两宋本来比对，只有两宋本每行十七字的十八行，多余的六行是湖湘本增多每页行数后多出的空行。湖湘本脱页的上下文衔接情况如下（《种桑柘》篇）：

　“斸断令起斫去浮根以蚕矢粪之去浮根不妨耧犁令树肥茂也又法…………………………………………十年中四破为杖一根直二十文任为马鞭胡床马鞭一枝直十文胡床一具直百文十五年任为弓材一张三百亦椹”

以上行款，每行大小均十七字。自卷首“《齐民要术》卷第五”的第一行起至“斸断令起”一行止，在湖湘本共三十六行。如果以每页十八行计算，刚刚是两页。脱页就从次行树肥茂也开始，脱至“十年……马鞭”行止，共十八行。这脱去的十八行刚巧是一页，而且将这一页补插进去，上下文刚好衔接，不差一字。根据这个情况，湖湘本据刻的原本很像是一个每页十八行每行大小均十七字的本子，也就是说，脱去的这一页，是这个本子的第三页。由于湖湘本改为每页二十行，一页中就多出二行，因此到第三页就多出六行，成为如上所说多余不脱的空白了。但元刻本是二十行十八字的，和这个十八行十七字本不合。如果湖湘本确系出自这个十八行本，那这个十八行本应是元刻的覆刻本。本来元刻之后，湖湘本之前，中间相隔将近二百年，另有一个元本的覆刻本，也不是不可能的。又这个十八行十七字的款式和明刻沈本相同，这是偶合，不是湖湘本源出沈本，因沈本在湖湘本之后。

湖湘本的错误很多，即以上引的首末二行为例，在不满五十字中就有四个错字，即“斸断”是“斸地”之误，“一枝”是“一枚”之误，“休”是“床”之误，“椹”字是“堪”字之误。其他地方，当然不全是这样多，但确实不少。湖湘本虽然不是最坏的本子，就现在所见而言，仍然是最早的坏本。不过另一方面，它也补正了两宋本的一些错脱。虽有些微补正，他处错失之多，仍无法补偿。

湖湘本有一特点，就是在书上加刻有刻书人的校记，用小字刻在上面板框之下，正文之上的空隙中，为所有《要术》各本未有的特色。影写本上刘寿曾眉批“明本校语”云云，就是刘氏对这种原刻校记的移录。全书共三十余条。这些校语包括：（一）有问题的地方指出“恐讹”；（二）有摸不透的地方指出“未详”；（三）明知多余的字，指出“衍”。它的特点，都只是指出而已，不予迳改；（四）特别可注意的是书刻成后再经过覆校，将刻错、刻漏的地方再刻上去，予以补正。这些足以表明马直卿的刻书态度很慎重，他是力求保持原样，不予轻改。本来原本已经很差，这样可以避免再造成错误。因此湖湘本的严重错脱，可以推知存在于原本；它对两宋本的某些校正，也是根据原本来的。但它存误不改，没有进行适当的校勘，它的优点，也就是它的缺点。

湖湘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内容不但有和南宋系统本相同的地方，更有不少和北宋系统本相同。仅举卷一（资料库编制者按：<.>表示校对的字。）

篇名

原文

湖湘本与金抄相同

南宋系统本

备注

耕田 耕<田>摩劳 <“田”>讹作<“曰”> <田> 　

　 <比>至冬月 <比> <“比”>讹作<“此”> 　

　 其美与小<豆>同也 <豆> <“豆”>讹作<“头”> 　

　 预有<志>于耕稼之事（引

《月令》郑玄注） <志> <“志”>讹作<“思”> 《月令》郑注作“志”

收种 <浮>秕去则无莠 <浮> <“浮”>讹作<“深”> 　

　 咸潟用<貆>。<貆>貒也（引《周礼》及郑玄注） <貆> <“貆”>讹作<“貊”> 《周礼》作“貆”

　 轻爂用犬（引《周礼》） <爂> <“爂”>讹作<“爨”> 《周礼》作“爂”

种谷 中<●大>谷 中<●大>谷 中<租火>谷 据抄本

　 逆坡走<丸> <丸> <圜> 据抄本

　 晚者芜<薉>难治 <薉> <秽> 　

　 晚者芜薉难<治> <出> <治> 　

　 <老>、恶、死日种者收薄（引《杂阴阳书》） <老> <“老”>讹作<“尤”> 　

　 <坏>垣墙（引《月令》） <坏> <坯> 《月令》作“坏”

　 <又>过缦田二斛已上也（引《汉书．食货志》） <又> <“又”>讹作<“以”> 颜注作“又”

《耕田》等三篇为例，主要就有如上表所示。同样的例子，在他处甚多。上引各例，如“曰”、“●”、“出”等之符合北宋系统本，都不是偶然巧合所能解释。又如卷五《种榆白杨》篇院刻、金抄作“梜榆可以为车毂”，南宋本讹作“枌榆”，湖湘本回复作“梜榆”；《种谷楮》篇院刻、金抄作“卒多冻死”，南宋本作“率多冻死”，《农桑辑要》所引同南宋本，应以作“率”为长，但湖湘本回复作“卒”；卷六关于饲马金抄作“善刍”，南宋本讹作“下刍”，湖湘本回复作“善刍”。特别是有错脱的地方，也颇多和北宋本相同，例如卷二《旱稻》篇“田种”，金抄讹作“四种”，南宋本不讹，该本回复金抄之讹作“四种”；卷五《漆》篇南宋本作“朽败”，院刻、金抄讹作“杇败”，该本也回复北宋本之讹作“杇败”；卷六《养羊》篇“作酪法”的“已曾卧酪者，每卧酪时”，金抄脱“者，每卧酪”四字，南宋本不脱，该本竟也和金抄一样脱去这四字，等等。诸如此类，不是偶合北宋，而是根据据刻原本来的。

八、明末胡震亨－－毛晋刻本

（《秘册汇函》－－《津逮秘书》本）

胡震亨于明末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年）在北京灯市得一明刻本《要术》，和沈汝纳（士龙）、姚士□（叔祥）一同校订，刊刻成书，列为《秘册汇函》的一种，即所谓《秘册汇函》本。每半页九行，每行大小均十八字。刻书年月，胡震亨《跋》没有记明，惟据《秘册汇函》之一的《泉志》的徐象梅《跋》称：“沈汝纳、胡孝辕（按即震亨）旁罗秘册，刻为《汇函》，总若干卷。”徐《跋》撰于万历三十一年（一六○三年），则《秘册》本《要术》的刊印，当在一六○三年已完成。

《秘册》本所用原本，胡震亨《跋》仅称“获之灯市”，未指明何本，惟据黄荛圃等均称该本实出湖湘本之旧。今取该本的原板重印本《津逮》本以比校湖湘本，讹字、脱文、墨钉、空等，基本相同，特别是卷十的那许多脱行、脱页和错页，二本完全符合，证明它的据刻原本确是湖湘系统本。二本脱讹的相符，满纸都是，没有琐举的必要，只以第六节、第七节所举的“驿”、“●”、“草”、“●”、“断”、“枝”等讹字作例，已若合符节，也就可概其余。第七节所举卷五第三页的脱页，不但它也同样脱去，而且所脱正是湖湘本的那一页，首尾恰相接合，不差一字，并且还保存着改每行十七字为十八字的痕迹。《津逮》本开始脱页的原样如下：“凡耕桑田不用近树伤桑破犁所谓两失其犁不着处斸断令起斫去浮根以蚕矢粪之去浮根不妨耧犁令□□□□”“令”字以下是连片的墨钉，即自此以下，开始脱页。湖湘本每行大小均十七字，所以第一行至“处”字止，“斸”字属第二行，因此第二行的末尾至“不令”二字满行（见第七节引），而该本改为每行大小均十八字，每行多刻一字，因此字数逐行上缩，到第二行就多出四个墨钉。这四个墨钉是“树肥茂也”四字，在湖湘本原属第三行，从第三行开始脱页，在该本就从第二行的这末四字开始脱起了。这也是该本出自湖湘系统本的有力证据。

胡震亨《跋》曾提到：“校读至第二卷二幅，原本脱去，……更从吴中赵玄度假得善本足之。”现在《津逮》本上第二卷第二页之后插入“又二”页，当即胡氏所补之页。这一页在湖湘本是第三页，没有脱去，但虽不脱页，仍有两段脱文。《津逮》本插入的“又二”页虽较湖湘本第三页为完全，也还有半段的脱文。其第二页则相反，即湖湘本只脱去一小段的注文，而《津逮》本则脱去三段。在别处，《津逮》本缺脱错乱多于湖湘本的地方还不少。从这些方面可以推知：（一）“又二”页既是胡氏所补之页，则赵玄度本确较湖湘本稍好，但也好不了多少，因为胡氏既已借得赵本，必然用赵本比校全书，但实际上现在《秘册》－－《津逮》本的严重错脱，依然如故。（二）如上所述，胡氏所得“灯市”本的脱页脱文多于湖湘本，怀疑该本并不是湖湘原刻，而是湖湘的覆刻本或者抄本。因此我们只能说《秘册》本出自湖湘系统本，不能说直接出自湖湘本。

《秘册汇函》后遭火患，胡震亨以残板转让给毛晋。毛晋编入汲古阁《津逮秘书》中。此后《秘册》本《要术》就为毛晋翻印流传，因又称其本为《津逮秘书》本。

《津逮秘书》毛晋《自序》称：“胡孝辕以《秘册》二十余函相属，惜半烬于辛酉之火。”辛酉是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毛晋《序》撰于崇祯三年（一六三○年），则《秘册》本经过毛晋整补重印为《津逮》本，最迟在一六三○年已完成。《秘册汇函》各书的款式，板心的书名刻在鱼尾之下；《津逮秘书》则刻在鱼尾之上，下面并刻“汲古阁”三字为记。现在《津逮》本《要术》的书名刻在鱼尾下，下面又无“汲古阁”字样，可知仍是胡氏旧板，也就是说“半烬于辛酉之火”，损失以他书为多，《要术》原板的损失不大。所以《师石山房书目》称《津逮》本《要术》“板心书名在鱼尾之下，无‘汲古阁’题字，盖即胡氏《秘册汇函》残版，名为《津逮》，实《秘册》本也。”然而胡刻本既经毛晋整补改动，事实上《秘册》、《津逮》二本仍微有不同。不过自毛晋继承翻印之后，《秘册》本已不再增多而为大量翻印的《津逮》本所代替，因此一般通称《津逮》本为胡震亨本，或称胡震亨本为《津逮》本。现在《秘册》本、《津逮》本中有些微改正湖湘本错字的地方，是由于“灯市”本原已改正，还是胡震亨或毛晋所校正，则无从知道。

有个别两宋本的脱误，《津逮》本依据湖湘系统本给补正了，如卷六《养牛马驴骡》篇“三曰善刍”，明抄讹作“下刍”，金抄不讹，《津逮》本亦不讹；卷十“藨”条金抄、明抄脱“《尔雅》曰：‘藨，麃’”五字，《津逮》本不脱，不过下一“麃”字仍讹作“藨”。栾调甫以这二处的补正归功于胡震亨，其实这二处湖湘本已先补正。第一例是湖湘本回复北宋本的又一例。第二例湖湘本亦讹作“藨、藨”，胡、毛照样跟着错。其实不查原书，任它错乱是《秘册》－－《津逮》本的“通例”，不胜枚举。

空脱、墨钉，湖湘本原已不少。《秘册》－－《津逮》本改湖湘本每行十七字为十八字，在湖湘本刚好十七字一行成段落的地方，《津逮》本没有镂空最后一字，因此又添上一些墨钉（如卷六关于养马“马生堕地无毛”段）。卷十错刻成两个“五十一”页（缺五十二页），而装订时又将这两页装颠倒了，致使文句不衔接。一八七五年湖北崇文书局本《要术》据《津逮》本覆刻，到这一页弄不明白，至疑为错简，即在“●母”目下注明“错简”出版，虽说是校刻人不加细察，实由《津逮》本的贻误所造成。以后的《津逮》本竟有将这第二个“五十一”页贸然填改为“五十二”页的（我们就有此本），将倒错之页改实，更易致误。这证明倒页始终没有被胡、毛发现纠正。《秘册》－－《津逮》本不但在内容校勘上很差，在成品的覆核、检验上也很粗疏。这和马直卿的严肃慎重，刚刚是一个对照。

胡震亨、沈汝纳的刊刻《要术》，只是因为《要术》中引录了不少已经散失的古书，还有保存的价值，如果不是这些，这书大可“不必有”（见胡、沈《跋》）。根本刻书态度已不正确，因此在校勘上就不可能切实认真，结果是“任情予夺，随心涂改”（栾调甫语），前后乖戾，疮痍满目。

《秘册》本现在存书已很少，一般所见都是《津逮》本。继《津逮》本后至一八○四年始有《学津讨原》本出版，中间相隔几一百七十年，时间很长，因此《津逮》本的翻印最多，抄本也不少，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北京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原抄本，似亦出自该本。故聚珍版无《齐民要术》，亦因无较好版本之故。日久原版有残烂，因此翻印愈晚的，文字残脱愈多。如卷二“又二”页的首三行是全页刻成后又锯去重刻的拼板，这三行拼板最易残缺和脱失，表现在所见各本上有这样几种本子：最初只脱去每行的末字，渐至只剩每行上端的几字，以至只剩二字，最后终于全部脱光，即三行全脱。只剩二字的是崇文书局本据刻的《津逮》本，因为崇文本只刊入第一行的开头“黍菽”二字（第二、三行的开头也有几字残剩，但文义不联属，被崇文本删去）。三行完全脱去的是吾点据以校勘湖湘本的《津逮》本，吾氏在书眉上批明：“尽按汲古阁本‘可以种’下缺三行，直接‘伤无实’。”可为证明。我们有一本，也是三行全缺的。除此以外，还有缺整页的，如崇文书局所据本即脱去贾氏自序的第四页，崇文本不再查他本，就在下面注上“原缺一叶”，这就是被杨守敬指斥为“卤莽如此，真所谓刊刻之功，不蔽其僭妄之罪”的（见《日本访书志》卷七）。另外还有脱去卷前“杂说”全部和卷一第八页、卷八最末页等等的。总之愈后缺脱愈甚，卷中剥损脱落的字句也愈多。愈多愈见其行销之广，而坏本辗转覆刻和援引的不良影响亦愈深。张步瀛用以转录校宋本的《津逮》本，完整无一残缺，雕印精好，没有断笔、残墨，而且张氏在得该本时已有多处虫蚀，那是最早翻印之本。

明代有三种《要术》刻本，都是很差的，即湖湘本，华亭沈氏竹东书舍刻本，《秘册》－－《津逮》本。但湖湘本犹稍胜于《津逮》本，沈氏刻本也有胜过《津逮》本的地方，《津逮》本可以说是《要术》最坏的本子。但《津逮》本的名气大，销路广，在那时占着《要术》流传的统治地位。一七四四年在日本刊刻的第一部《齐民要术》山田罗谷本，依照《津逮》本原样覆刻，以讹传讹，坏本开始蔓延于国外。此后一八○四年的《学津讨原》本，一八七五年的崇文书局本，一八九三年的《观象庐丛书》本，以及崇文书局本的石印本《百子丛书》本，山田罗谷本的仁科干覆刻本等等，都是《秘册》－－《津逮》本的嫡系，上海博古斋还有该本的影印本，除《学津》本经过审慎校勘胜过原本外，其余都是很差或者更差。

明末至清以来的学者在引用《要术》时，多据《秘册》－－《津逮》本，因此各书所引错误极多。例如《农政全书》中的许多错误，就是因袭该本来的。王念孙、王引之深知该本错讹百出，在引用时特别慎重，但有的很难辨别，因此在其所着《广雅疏证》中仍不免被胡、毛所误。康熙年间官撰的《广群芳谱》亦被所误。甚至字书如《康熙字典》等也跟着采入“●”、“●”等讹字。所以明清以后的所有着述，不引用《要术》则已，只要引到《要术》，几无不被湖湘、胡、毛诸本所误，其例太多，不胜赘举。

　九、日本山田罗谷刻本及仁科干覆刻本

日本于德川中期延享元年（一七四四年，当清干隆九年），山田罗谷（亦名山田萝葛）刊印第一部《齐民要术》，由京都向荣堂出版。据刻原本是《津逮》本，款式也照《津逮》本每半页九行、每行十八字的原样。字旁另加圈点，有眉上校注，并附译文。分为十册。山田罗谷在刊行序中，述其覆刻的趣旨如下：

　“凡今之从事劳作者，不能读书，而好读书者，谓农书非先务，故通晓农书者甚少。昔余耕获于势阳，种艺于河摄，前后三十余年，……民家之业，求之《齐民要术》，试之历年行事，无一不可者。其务农重谷之切实，堪与老农比肩者，唯有此书。爰附译文，并补释字义，新刊行问世。”

山田氏在农业实践中以取法于《要术》而获得成绩，对《要术》推崇备至，故特为刊刻流传。书末并附载杨慎《丹铅总录》所录《要术》奇字一段的全文。杨慎对《要术》用字作这样的批评：“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义，文士犹嗫之，况民间其可用乎？”山田又对杨慎作批评：“当时北俗，民间有自己特有的语言，此书适时用之，旨在便俗。《丹铅总录》之评语，实为颠倒。”所见亦属正确。可惜他用的原本太差，加上《要术》本是很难读的书，因此以讹传讹，造成许多新的错误，译注质量，亦随之而劣。

全书刻在书眉上的校注二百余条，其中注多于校。校的部分，已略述于《校勘始末述评》；注的部分，这里略举一二为例。山田多据《字汇》、《篇海》等不很正确的字书作解释，当然解对的也有，但很有一些文注不相蒙，也有不少原文不误而由于孤立依字书作解释得出乖谬的结论。例如卷前“杂说”的“排比农具使足”，“排比”是整备的意思，解释为：“排比”，排水之器，汉杜诗造之。”不但“排比”解错，将鼓风的“水排”解释为“排水之器”也是误解。卷一《耕田》篇的“●青”是耕埋杂草，解释为：“《篇海》曰：‘●，禾不实。又禾败不生。’”卷二《胡麻》篇的“斗薮”同“抖擞”，指抖落芝麻子，解释为：“《韵会》曰：‘籔，通作薮，十六斗为籔。’”卷九《●奥糟苞》篇的“●”，是带骨的肉酱，解释为：“《字汇》曰：‘●……脑盖。’”又“●”同“燅”，即“爓”字，是烫猪净去毛脏，解释为：“《篇海》曰：‘●’，音延，摘物。”卷八《作豉法》篇“作豉法”的“掊”字，是古“刨”字（据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二《贤愚经》，作“刨”始于唐），这里作扒开铺平讲，解释为：“《字汇》曰：掊，音裒，把也。《易》曰：君子以掊多益寡，掊犹减也。又击也，毙也，倒也。”罗列着五个解释，不作决择而均非（“把”原可引申为“刨”，但没有就此进一步作决择）。诸如此类随便抄书的严重错误是不少的，还不如不解释好。

书眉校注还有几处提到“一本”作什么字的，说明山田罗谷除用《津逮》本作蓝本外，还用别本作参校。但这些“一本”异字，没有和前此的任何一本《要术》完全符合的，而且有的还不存在于任何一本。例如卷四《种枣》篇“晒枣法”的“以朳聚而复散之”，“朳”，《津逮》本讹作“椽”（湖湘本同。两宋本不讹），山田校记说：“一本‘椽’作‘扒’，注：‘兵枝反，无齿把。’”这个“注”，不见于前此的任何一本，只有在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引文中有，作“兵拔反，无齿杷”，非《要术》原文，而是引者所加。后来渐西本《要术》即据以补入，非是。山田误“拔”为“枝”，“把”亦应以作“杷”为正，未知是“一本”原误，还是山田误刊。卷六《养牛马驴骡》篇的“力柱当车”，“力柱”指牛肩胛部，俗有“力峰”之名，“当车”谓受轭，而“当”，《津逮》本讹作“常”（湖湘本同。金抄、明抄不讹），山田校记说：“‘常’，一本作‘牚’。”这个“牚”字，也不见于任何一本。但“常”字不通，“牚”字倒可以解释。《养羊》篇“作酪法”的“干粪火软”，“软”是形容缓和的火，使煮酪不会焦底，《津逮》本讹作“辄”，湖湘本同，金抄讹作“歌”，明抄讹作“●”（无此字），山田校记说：“一本‘辄’作‘软’。”这个“软”字，各本均讹，只该本正确。这些都是“一本”独特的地方。

山田的“一本”，未知何本。从上述情况看来，它有个别地方优于《津逮》本。但不见山田更多的校录，其优点亦止此而已，尤其各卷脱页没有校出，该本也不会是好本，最多只是有个别地方和明代刻本互有优劣而已。但它既不是湖湘诸本，只能是元明间现在未见的刻本。从这里可以推知，《要术》在流传中，决不止现在所知所见的这些本子，有几种本子，包括覆刻本、抄本甚至校勘本，在长期流传中一定有过，但现在已经散失，文献上也没有记载下来，所以我们不知道。

山田罗谷本光绪末年吴广霈有一部。吴氏于一九○六年拿出这个本子请丁国钧移录丁氏所汇集的《校勘记》内容（吾点等十余人所校勘）。惟丁氏称吾点所校湖湘本的影写本为“景元本”，实出张啸山致洪汝奎信中的误记，丁氏据以误题。

山田罗谷本，在日本文政九年（一八二六年）有仁科干新附序文，由浪华书肆定荣堂予以覆刻。以后于明治年间（一八六八至一九一一年），又由有邻堂重印出版。此二本，我们未见，惟据小出满二《关于齐民要术的异版》称其“圈点费力，不免武断”，其因袭山田旧误，无甚更张，亦自在意中。

据上所述，在日本翻刻《要术》所用的祖本，是中国最坏的本子，一再覆刻，又添上若干错误，《要术》在日本，也受着坏本辗转滋蔓的贻误。

与仁科干同时的猪饲彦博（一七六一至一八四五年），曾用宋本以校订山田罗谷本，属于校勘方面，记于《校勘始末述评》，本篇不赘。

十、清代张海鹏刻本（《学津讨原》本）

清嘉庆九年（一八○四年）张海鹏刊行，早于渐西村舍本九二年，张氏编入所辑《学津讨原》的一种，因又称《学津讨原》本。每半页十行，每行大小均二十一字。据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续志》卷三载黄廷鉴校宋本跋称：“嘉庆初照旷阁（张海鹏藏书阁名）据胡震亨本梓入《学津讨原》，予任雠勘之役。”则据刻原本是胡震亨本，其校勘出于黄廷鉴。

明代刻本的严重错乱，至清代干嘉间渐被重视，并开始努力纠正。黄廷鉴所校《学津》本是第一个补正胡震亨本若干脱误而得到出版的本子，但仍逊于没有出版的吾点校本。

黄廷鉴的校勘，在卷六以前几乎全据聚珍版《农桑辑要》。《农桑辑要》所引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两宋本《要术》的正确性，因此《学津》本在校改错字，填补脱空，厘正正注文的混淆，并补正大段脱文和脱页方面，取得相当成绩。在张海鹏的出版题跋中已举出若干例子，此外还有不少。这些都是《学津》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方，在勘正明误的工作上是应该肯定的。

不过在另一方面，《农桑辑要》的引文并不完全可靠，因此有些地方，不免因偏信而致误。例如卷一《收种》篇引《泛胜之书》在“埋阴地”下加“冬至日窖埋”五字，卷二《黍穄》篇“挞”字下加“今时屯子也”的注文，《水稻》篇“草●”下加“判竹圜以盛谷”的注文，“●”字下加“音劣，提□也”的注文，《旱稻》篇“锋”字下加“古农器”的注文等等，都是《要术》原文所无而为《学津》本首先依从《辑要》加上去的。反之，卷二《种麻》篇两宋本原有“说非辞”三字，但《辑要》没有，《学津》本跟着脱漏。《黍穄》篇“□”字下原有“始章切”的音注（胡震亨本亦有），即音商，即今“墑”字，但《辑要》脱此音注，《学津》本竟据以删有为无，非。《旱稻》篇、《种麻》篇、《种瓜》篇的“频烦”，是接连多次不厌其烦的意思，《辑要》均误作“频翻”，意思大相迳庭，胡震亨本《旱稻》篇原不误，余二篇误作“频频”，问题也不大，而《学津》本均改从《辑要》作“频翻”，则又添上一些错字。诸如此类，别处还不少。至于其他错误，如卷一《耕田》篇引《礼记．月令》郑玄注的“大阴用事”，胡本“大”讹作“夫”，《学津》本没有改正，还在“夫”字下衍一“耕”字；卷六《养鱼》篇引《本草》的“中米”，胡本原不讹，《学津》本讹作“中朱”（《文史哲》一九六二年第六期《读齐民要术札记》一文就“中朱”作解释，是承该本之误）等，则是校刊上的粗疏。

聚珍版《农桑辑要》出自《永乐大典》，已非原本，在校订过程中又经分卷更改，脱讹可以想见。现在通行本就是聚珍版系统本（听说还有元代刻本存在）。黄廷鉴当时所见，也是这个本子。然《事林广记》“农桑类”所引《辑要》内容，对今本尚可作某些校证。上举“说非辞”及“频烦”，该书所引就不脱不讹。黄廷鉴袭聚珍版之误，可知未取证《事林广记》所引。

黄廷鉴也考虑到引书的不足完全凭信，即彼所谓：“出于后人征引，……至今耿耿”，因此在某些方面颇表现为慎重。可是又有因过于慎重而遗漏的。例如第七节所举卷五《种桑柘》篇的脱页，虽已据《辑要》补入，但没有补完全，即舍去“又法”和“种禾豆欲得逼树”二条五十三字没有敢补上。这二条吾点给补完全了，胜于黄氏。但黄氏仍胜于覆刻《津逮》本的山田罗谷，因为山田罗谷在出版该本《要术》时曾预告要续刻《农桑辑要》诸书，但这一页依然全脱，别处也没有据《辑要》校补一字。

《要术》卷七以下加工利用和南方植物部分，《辑要》未引，黄廷鉴以字书和《要术》所引原书等作参校，所校大多正确，只是校得很少。卷九《炙法》篇改“●凡”为“●几”，《醴酪》篇改“青土”为“青玉”，《作菹藏生菜法》篇改“●奠”为“满奠”，《饧哺》篇改“粔敉”为“粔籹”，卷十“东墙”目改“田梁”为“田粱”，“芡”目改“雁啄”为“雁喙”，“菜茹”目改“世冬葵”为“出冬葵”，改“●菜”为“藄菜”等，与两宋本符合，并有改正两宋本以来的错误的。《炙法》篇“炙豚法”的“取新猪膏极白净者涂拭勿住，若无新猪膏”，“勿住，若”，原脱讹作“住着”（湖湘本同），《学津》本改作“佳，若”，“佳”虽于原义不合，但字面亦通，而“若”是唯一正确的字（明抄亦讹作“着”，金抄则讹作“苦”）。《煮●》篇的“●”，原讹作“●”，“●”字下小注：“莫片反，米屑也，或作●”，原讹作：“草片反，米有也，盛作根”（湖湘本同），五个讹字也全改正（但“●”改作“□”）。这些都是经过认真查考和思考的。

卷九《煮胶》篇自明抄以下，脱讹颇多，仅金抄完好无讹。但明抄的脱字还剩着空格，自湖湘本去掉空格接写，以后各本就无迹可寻。例如下段文句，正讹各本如下：

　“匕头不施铁刃，虽搅不彻底；不彻底则焦，焦则胶恶，是以尤须数数搅之。”（金抄全文完整无讹）

　“匕头不施铁刃，虽搅不彻底；不宜□□焦，焦则胶恶，是以尤须娄数□之。”（明抄开始脱讹，但“空等”待补，尚可和金抄校合。）

　“匕头不施铁刃，头揽不彻底，则焦，焦则胜恶，是以尤须娄数之。”（湖湘本不留空等，消灭脱迹，加上更多的脱讹。《秘册》－－《津逮》本同湖湘本。）

在《秘册》本的这段脱讹中，《学津》本改“揽”为“搅”，改“胜”为“胶”，与两宋本合；改“娄”为“屡”，则“屡数”不成文；其他脱字，无法补上。又如：

　“盖则气变成水，令胶解离。”（金抄无脱讹）

　“□则气变成水，令□□杂。”（明抄有脱讹，但亦空等待补，可校合金抄。）

　“则气蔓成水，令令杂。”（湖湘本脱讹更多，又去空格，《秘册》－－《津逮》本因之，更无法理解。）

这段脱误，无从措手，《学津》本只有存误不改。再如：“火停沸定，则皮膏汁下，挹不得也。”

金抄全文不缺；明抄全脱，但也留着全数的空格；湖湘、《津逮》等本既全脱，又不空格，变为根本没有这个注，当然《学津》本以后各本也就跟着以无注刊定了。

从上举各例，各本夺讹递变的痕迹可一望而知，而明抄有空等待补的优点，明代刻本则有严重讹脱和夺空，也说明校勘明刻本的不易和《学津》本的因沿明误之多。张步瀛说《学津》本“谬讹不可读者尚多”，确实卷七以下校改得很少，照原样不动的很多，这是它的缺点。但是如果和渐西本的乱改比较，它的比较慎重，又相对地成为优点。

综上所述，《学津》本依《农桑辑要》校补了胡震亨本的不少脱误，其正误情况，可说略同《辑要》，而以优点居多。但全书除《辑要》外校得太少，留存原误很多，其用工逊于吾点。校勘比刘寿曾兄弟慎重，阙疑不作强改，无两可之说，则胜于渐西本。它没有校宋本更无北宋本等作校勘，当然距离《要术》原样很远，但在勘正明误的工作上，它有创拓的功绩。

《学津》本出版后约十来年，黄尧圃购得一校宋本。黄廷鉴以陈揆转录的校宋本并参以他本作进一步的覆校，已详《校勘始末述评》，本文从略。

　十一、清末袁昶刻本（渐西村舍本）

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袁昶刊行。每半页九行，每行大小均二十一字。据刻原本是湖湘本（先经吾点校勘的该本的影写本）。校勘人是刘寿曾、刘富曾。所用校本有校宋本、《津逮》本及《学津》本，并以《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作参校。

渐西本是继《学津》本后勘正明误的又一本子，依据《农桑辑要》和黄荛圃校宋本等补正了湖湘本的不少脱误，在清代刻本中也是比较好的。但它有较好的校本没有被充分利用，使成品也只和《学津》本互有优劣不相上下，是它最大的缺点。

据刘寿曾《校刊齐民要术商例》说明其校勘方法：“今拟合诸本，又旁取他书，定其从违。”则是采取综合校勘的方法的，原是很好。但这如果没有一定的条件，容易流于轻率自是，从违无准。二刘所校，不免有此失。吾点所校，往往符合两宋本，在旧校中最为精到；校宋本虽略有错字，亦大多正确。但二刘在“定其从违”之间，往往以正为误，以误为正，搞上不少错误。对《农桑辑要》的从违失当，也大致相仿。许多正确的校正，出自吾点。卷七以下，《学津》本校得很少，渐西本校得较多，略胜于《学津》本，亦多出吾点，但书中都没有交代来源。相信他书引《要术》，胜过相信校宋本，因此有校宋本不错而照他书所引改错了的。《学津》本没有校宋本作校勘，依《农桑辑要》加上不少《要术》原来没有的字句，其误加尚有可原；渐西本有校宋本作校勘，也照样误加，并且除《辑要》外，还照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滥加，这个不信宋本偏信他书的过错，实出刘富曾。因为刘寿曾《校刊商例》原规定：

“《辑要》……加添之文，多出之音切，皆列入校记。至《农书》、《农政全书》，尤多改换，有意出便俗者，亦有妄改者，今拟止据校误字，而不据以添字，即存校记中之异同，亦严于《要术》。”

刘寿曾初校稿本，继由其弟刘富曾覆校定稿出版。刘富曾、袁昶变更刘寿曾原欲附刻校勘记的体例，虽说“仍守《商例》中改误而不轻加字之例”（渐西本卷首刘富曾附记），实际上已乱添了好多而不自知。

刘寿曾的校勘能力不及吾点，而吾点的正确校勘多有被刘寿曾改错了的。刘富曾又逊于乃兄，因此他也不可能在定稿时纠正乃兄之误使渐西本超过《学津》本，还添上一些两可之说，如“栽谷”、“地也”、“秜●”之类。

总之，渐西本有某些方面的长处。这些长处，来自校宋本和吾点；二刘本身，虽有些微校正，往往动辄乖违。而有校宋本和吾点的有利条件没有充分发挥，很是可惜。它胜过原本湖湘本，但不能超越《学津》本，只是优缺互见而已。出版时以“精校”作宣传，他们在主观上是尽了力的，可是效果并不太好。

关于吾点校本（即湖湘影写本）的来历及其校勘内容，以及渐西本上举各点的实例，均见《校勘始末述评》第六节，本文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