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兩漢學術者，莫不謂其尊孔子，崇儒術。自漢武黜百家立五經博士而經學盛，至劉歆而經學有「今古文」之爭。此昔人之說然也。

皮錫瑞經學歷史：「今文者，今所謂隸書。古文者，今所謂籀書。隸書漢世通行，故當時謂之今文。籀書漢已不通行，故當時謂之古文。許愼謂孔子寫定六經，皆用古文。然則孔子與伏生所藏書，亦必是古文。漢初發藏以授生徒，必改爲通行之今文，乃便學者誦習。故漢立十四博士，皆今文家。而當古文未興之前，未嘗別立今文之名。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乃就尙書之今古文字而言。而魯、齊、韓詩，公羊春秋，史記不云今文家也。至劉歆始增置古文尙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旣立學官，必創說解，後漢衛宏、賈逵、馬融，又遞爲增補以行於世，遂與今文分道揚鑣。」

第溯其源，考其實，則孔子之時，旣未嘗有經，漢儒之經學，非卽孔子之學也。若今古文之別，則戰國以前，舊籍相傳，皆「古文」也。戰國以下，百家新興，皆「今文」也。秦一文字，焚詩、書，古文之傳幾絕。漢武之立五經博士，可以謂之古文書之復興，非眞儒學之復興也。逮博士旣立，經學得志，利祿之途，大啟爭端。推言其本，則五經皆「古文」，由轉寫而爲「今文」；其未經轉寫者，仍爲「古文」。當時博士經生之爭今古文者，其實則爭利祿，爭立官與置博士弟子，非眞學術之爭也。故漢武以上，「古文」書派之復興也。漢武以下，「古文」書派之分裂也。而其機捩皆在於政治之權勢，在上者之意旨，不脫秦人政學合一之遺毒，非學術思想本身之進化。雖謂兩漢經學僅爲秦人焚書後之一反動亦可也。

當漢初興，承秦之敝，學術無可言者。及孝惠除挾書之律，孝文廣獻書之路，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然其時君臣，率尙黃、老，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漢初，黃、老之學極盛。君如文、景，宮閫如竇太后，宗室如劉德，將相如曹參、陳平，名臣如張良、汲黯、鄭當時、直不疑、班嗣，處士如蓋公（曹參世家）、鄧章（袁盎傳）、王生（張釋之傳）、黃子（司馬遷傳）、楊王孫（自有傳）、安邱望之（後漢書耿弇傳）等皆宗之。東方朔戒子，以『柱下爲工』，亦宗黃、老。」

治百家今文。

如蕭何律令，韓信兵法，張蒼章程，叔孫禮儀，其率爲今文無論矣。卽如蒯通作雋永，陸賈造新論，鼂錯學申商，張叔習刑名，賈山涉獵書記，鄒陽、嚴忌、枚乘以文辯著，韓安國受韓子雜說，主父偃學長短縱橫；其人苟以學名，大抵皆百家今文書也。惟田蚡學盤盂諸書，則爲古文，故蚡亦推隆儒術矣。

劉歆謂在朝之儒惟賈生，

見移書讓太常博士。

然亦治百家，爲學不醇，又見抑於絳、灌之屬。

史記賈生列傳稱其通諸子百家，又更秦法，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漢志陰陽家有五曹官制五篇，注：「漢制，似賈誼所條。」則誼乃治陰陽家言。又其書多出入於黃、老、荀卿，蓋漢初學風如此。

而文帝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尙書，又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漢書楚元王傳）。又爲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置博士（趙岐孟子題辭）。則古文儒學亦稍稍茁。逮孝景時，轅固爲博士，遂明白以古文書開爭議。

漢書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勿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君也。湯、武雖聖，臣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弒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卽天子位，非耶？』」　　今按：轅固儒者，黃生道家也。冠履之語，師古謂見太公六韜，亦道家書。其意則刑名道德一派所常言也。轅生意本孟子。後人謂漢代儒術之興，以其獨便於專制，曷不一讀轘、黃之辨耶？

又：「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　　今按：「家人言」者，謂百家言也。諸子皆民間尺書，晚出今文，而詩、書則古代官書，簡長二尺四寸，傳統相承，其體制與民間尺書不同。轅固治詩，鄙黜老子，故斥爲家言。太后怒而曰「安所得司空城旦書」者，秦下令燒詩、書，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太后欲罪轅固，故以轅治古文，謂於何處得此城旦書也。此爲漢初今古文相爭一極顯明之例。

時有河間王好古籍，亦爲立博士。古文書遂益見重。

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

又集解引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武時，獻王朝，問以五策，輒對無窮。孝武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卽縱酒聽樂，因以終。』」　　今按：其時淮南、河間，同以宗室好書，而淮南重黃、老百家，多「今文」，河間重詩、書儒學，多「古文」。亦是當時南北風氣不同。河間旣招忌，其書在漢廷皆抑勿傳，卽後來之「古文」經也。淮南則以謀反誅，盡捕賓客，而治百家「今文」者勢益熸。學術視政治爲轉移，率類此。

武帝立，趙綰、王臧以爭儒術見殺，

漢書儒林傳：「武帝初卽位，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遣使者束帛加璧，安車蒲輪，駕駟迎申公。至，見上。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臧、綰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

而董仲舒、公孫弘以春秋對策見信，古文六藝卒以得勢。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又儒林傳：「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

考「古文」書籍，自秦廷一火，不絕如縷。漢興，殘簡朽編，出於山崖屋壁之中，一二大師，流落人間，私相傳授，遂傳於後。未及百年，轉益信重，遂爲學術界之權威者，是亦多故。而要之，方其受政治之摧殘，雖一時有衰落之歎，而壓迫之力旣去，人情轉以稀而見貴。又其文字難識，益因難而見重。且其書多存古代事跡，而晚世「今文」，託古創制，寓言無實，使人難信。故學者考索古先文物，必取信於六藝。此其意司馬遷爲史記已詳發之。

其自序則曰：「年十歲則誦古文。」此可見當時學者之不必盡誦古文也。又曰：「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鼌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六經古文，百家今文，此見其著書之博綜古今也。

其五帝本紀贊則曰：「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此所謂「百家」卽今文新書也。當戰國晚世，諸子皆託古創制，不可深信，故考上古史實者，當求其根據於古文舊書，以古文舊書傳自前人，比較多可信之價值也。「淺見寡聞」，則當時之未見古文者也。

其十二諸侯年表序則曰：「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此以春秋、國語皆古文舊書，故史公表春秋時事，言「爲治古文者要刪」；而古文書難得，非盡人所誦，故史公又以治古文者爲「成學」，猶其譏僅識今文者爲「淺見寡聞」也。

其吳世家贊則曰：「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此見不讀古文書，卽不可以曉古事。則古文舊書之有助於史家者爲何如矣。

又按：史記所稱「古文」者，乃通指詩、書六藝而言，不專以劉歆以後今古文相爭之古文爲「古文」也。近人崔適著史記探源，乃謂史記中「古文」字皆劉歆僞羼，可謂不善讀書者矣。

且黃、老、申、韓之說，皆起戰國晚世，本以治衰亂，非所以處昇平。漢興，瘡痍未復，則黃、老自然與民休息之說勝。文、景圖治，濟之以刑名申、韓。至於漢武，國力旣充，如人之病起，捨藥劑而嗜膏粱，亦固其宜。此中消息，可以證之於當時君臣之對策。

漢書董仲舒傳：「武帝卽位，仲舒以賢良對策。制曰：『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卽此制文而觀，可悟當時儒術之興，乃由漢室承平旣久，國力充盈，在上者不甘於卑近，而追慕前古盛治，借以粉飾太平，誇炫耳目；而三代古事，載在詩、書古文，自有專業，儒者應機而起。黃、老、申、商之徒，專治今文，則於古代制度文物，茫然無覩。又其學尙無爲，切事情，立說卑弱，終不能與儒者爭此際遇也。

仲舒之對曰：「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顓爲自恣苟簡之治，故十四歲而國破亡矣。」此所謂「文學」者，卽指古文言。今文百家書，漢人以其通俗，不謂「文學」也。仲舒提倡儒術，卽從反面秦祚不永十四歲而覆亡爲言，此爲當時古文起復一重要之論點也。

又公孫弘傳：「弘上疏曰：『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册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才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上異其言。弘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此傳發明公孫弘得志，儒術復興之故，頗可玩味。蓋諸子之言，如黃、老、申、韓，史遷所謂：「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自政治之設施言之，則皆文帝所謂「卑之無甚高論」者耳。在戰國爲新說，在漢世則爲俗議。且黃、老、申、韓本所以治衰世，非以飾昇平。又兼六國亡於秦，秦亡於漢，旣值衰亂之際，又復已施不驗，不足以歆觀聽，而饜人主奇偉非常之意。惟儒家高談上古唐、虞、三代之隆，太平之盛德，禮樂制度之美，如公孫弘所稱周公旦之治，在當時轉爲可喜之新論。

且以誦習古文者尠，百家說古事，人知其不可信，而後文學儒生，乃有獨擅之秘，可以炫世駭俗，而間執百家之口；如公孫弘所謂「臣聞」云云，「愚心曉然見」云云也。而其實弘之所以得武帝之懽心者，仍在其習文法吏事，而特緣飾之以儒術耳。此誠當時之實況，而後之治史者所未經洗發者也。

又董、公孫皆希世取寵，

又汲黯傅：「黯學黃、老言，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方嚮儒術，尊公孫弘，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夫黯非無學也，特學黃、老，爲今文，今文易曉，遂若無學矣。而黯斥弘等「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尤爲見骨之論。可以推原當時學術興替之所以然也。

又董仲舒傳：「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張湯傳：「是時上方嚮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尙書、春秋（公羊）補廷尉史，亭疑奏讞。湯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

王充論衡：「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此可見仲舒之巧爲比附也。馬端臨文獻通考：「董仲舒撰春秋決事比，卽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其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爲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爲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參讀趙翼二十二史劄記漢時以經義斷事條。）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公羊、穀梁）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

兪正燮癸已存稿公羊傳及注論：「公羊集酷吏佞臣之言，謂之經義，漢人便謂之通經致用。」又曰：「公羊傳，漢廷儒臣通經致用干祿之書也；何休所說，漢末公府掾致用干祿之書也。」

章太炎檢論學變：「董仲舒以陰陽定法令，垂則博士，神人大巫也。使學者人人碎義逃難，苟得利祿，而不識遠略。」

據此以論，公孫弘以行事希世，而董仲舒以學說。言人格，仲舒若較廉直；論學說，仲舒亦益怪誕。影響於當時者，公孫弘之力爲大；其流播於後世者，則仲舒之說爲尤深也。

不比申公、轅固，

儒林傳：「武帝初卽位，轅固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

因以獲上之懽心。凡此皆經生得志之由，而古文書復盛之所以也。然遂謂自此儒學復興，孔子之道復明，則又不可。姑舉其最著者言之。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之大儒也，其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災異之變言春秋，皆非孔子以來儒者之本義，

董仲舒傳對策：「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

又：「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亦非公羊之本旨。

王引之經義述聞：「公羊春秋記災異者數矣，而皆無語及於感應。自董仲舒推言災異之應，已開讖緯之先。何氏（休）又從而祖述之。迹其多方推測，言人人殊，謂之傳之本指，未見其然也。」

近儒考論漢代經學淵源，謂自荀子。然荀子不云乎？曰：「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是烏見其所謂「天人相與之際」者？今考仲舒之論，蓋多與淮南相類。

淮南泰族訓云：「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現，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喬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此卽江都天人相應之說也。

仲舒春秋繁露，其言亦多出黃老、刑名。

其言人君治術，蓋深得老子、韓非之意。故曰：「爲人君者，內深藏，外博觀，謹本詳始，敬小愼微，不可先倡，感而後應。」而言之最精者，則曰：「人君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此十字者，可以盡老子、韓非論治之旨矣。此卽荀子正論篇所斥「主道利周」之論也。

其論君臣之際，則曰：「人臣居陽而爲陰，人君居陰而爲陽，陰道尙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其論禮樂，則曰：「民無所好，君無以權。民無所惡，君無以畏。無以權，無以畏，則無以禁止。而比肩齊勢，無以爲貴矣。故聖人之治國，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正色，調五聲，以誘其耳目；自令淸濁昭然殊體，榮辱踔然相駮，以感動其心；務致民令有所好惡，然後可得而勸畏也。」此豈復類儒者之言耶？（以上雜引離合根、立元神、保位權三篇中語。）

蓋仲舒之學，實主陰陽。陰陽之論，盛自鄒衍，貌近儒說，而實源於道家。在道家之意，以謂萬物乃一氣之所化，非經上帝之創造，亦無貴賤高下於其間。蓋陰陽之論，足以破「儒」「墨」之是非。何者？儒言「心」，墨言「天」，其言雖異，而其以人爲貴、以天爲本則一。陰陽之論起，則人不足以爲貴，天不足以爲本，而後有自然之道。此在莊周之書則然。至鄒衍頡亢以取世資，燕、齊之間，流爲神仙方士之說，足以媚惑人主而獵富貴。仲舒廣川人，熟聞燕、齊之論，而比附於儒說，乃以陰陽破自然；可謂入室而操戈，

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試調琴瑟，鼓宮宮應，鼓商商應，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美惡皆有從來，以爲命，莫知其處所。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地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卽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卽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也，其理微妙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也，有使之然者矣。」

然實未明「自然」之意也。夫旣有「使之然」者，則又必有「使之使之然」者，循是上推，誰爲最後之使耶？旣破天帝而主陰陽，則最後之一因旣失，循環無端，終亦歸於自然矣。此仲舒天人相與之論，實本於陰陽家言，而與「上帝臨汝」「民視民聽」之意不同，而又比附儒說，排斥自然，以自別於黃、老百家之大概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夫陰陽之說，破棄神權，別尋因果，要不可謂非學說之一進步。卽此推求，以爲科學之發軔可也。而道家之旨，惟在明其自然。鄒衍閎大不經，流而爲神仙。仲舒又衍而爲災異。從而證明其天人相關之學。止雨致雨之術，不脫於象類，自陷於歧途，終召「大愚」之譏。而漢之學術，遂亦不足觀矣。故仲舒雖尊孔子，明仁義，而終不失爲漢儒之學也。

至公羊家三科九旨之義，亦本董子繁露。

何氏文謚例：「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宋氏注：「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何氏九旨在三科之內，宋氏九旨在三科之外，所言略異。

繁露楚莊王篇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此張三世之義。又王道篇曰：「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此異外內之義。又三代改制質文篇曰：「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尙黑，絀夏，新周，故宋。」又曰：「春秋上絀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尙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禹，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此存三統之義。

而「存三統」云云，尤爲可怪。其王魯、新周、故宋、黜杞之說，細按皆不足信。

晉王接、宋蘇軾、陳振孫皆疑黜周王魯，公羊無明文，以何休爲公羊罪人；不知其語已先見董子書也。

史記言：「孔子據魯、親周、故宋。」據魯者，以魯爲主也，卽史表所謂「興於魯而次春秋」也。言所記之事，以魯爲主。「據」字音義近於「主」，西漢初年鈔胥者誤「主」爲「王」，儒生以訛傳訛，遂有「王魯」之謬說。親周者，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此「新」字明係「親」字之訛。蓋外災不書，因周與魯最親，故書其災，文義至昌明。至「親」誤爲「新」，漢儒不解其詞，遂有「新周」之謬說。故宋者，左氏稱孔丘聖人之後，而滅於宋。穀梁子聞其說，故於宋督弒其君夷及其大夫孔父，傳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公羊誤讀穀梁之文，復於「成周宣榭災」下，發「新周」之文以偶之，由是有「黜周王魯」之謬說。黜杞者，以其用夷禮也，明見於左傳。而公羊家引爲黜夏之義，誤又甚矣。（右故宋一義，見章太炎春秋左傳讀敍錄，餘三義，見劉師培論孔子無改制之事。）

「以春秋當新王」，僅亦爲漢而設，亦鄒衍五德轉移之緒論，不脱陰陽家面目。

劉師培論孔子無改制之事篇云：「漢儒旣創新周王魯之訛言，猶以謂未足，更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又自變其王魯之說，以王魯爲託詞，以爲王魯者，乃託新王受命於魯，實則孔子爲繼周之王，卽爲制法之王也。蓋漢儒以王擬孔子，亦有二因。一則以孔子當正黑統，（見繁露三代改制篇。）蓋以秦爲黑統，不欲漢承秦後，遂奪秦黑統而歸之孔子，以爲漢承孔子之統。此一說也。「則以孔子爲赤統，孔子爲漢制法，春秋亦爲漢興而制，因以孔子受命之符，卽漢代受命之符。此又一說也。由前之說，由於欲漢之抑秦。由後之說，由於欲漢之尊孔。則正漢儒附會其說，欲以歆媚時君，不得已而王孔子。」

其次有劉向，亦西漢大儒，然亦以陰陽災異說經，無異於仲舒。

漢書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尙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此劉向幼卽好鄒衍之學，亦卽淮南之學，先受鄒衍影響之證也。

又：「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貴盛，（王）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尙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此見向以陰陽災異說經，實以影射時事。其心術雖與轅固生譏公孫弘所謂「曲學阿世」者不同，要之治古文舊籍者，欲求通經致用則不得不借徑於今文新說，則斷可知也。故當時論五經，其實不脫百家。猶如今人談國故，亦不能不羼以歐西新說耳。

又五行志敍：「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此可見漢儒以陰陽五行說經，其言皆各不同，各自因時以意爲論耳，非古經之眞本也。

其他漢儒說經，類無弗主陰陽者。故漢儒之經則本「古文」，其所以說經者，則盡本於戰國晚起「今文」之說也。漢武之表彰六經，罷黜百家，亦僅僅爲今文書與古文書之爭耳，至於謂儒說勝而黃、老、申、商廢則誤。蓋一時之學術，有其一時之風氣與其特性，彼其時言黃、老如淮南，言儒如江都，習申、商如長沙，何莫勿有陰陽家之色彩者？是誠西漢之特徵，則治國學者所不可不曉也。其他如桑弘羊論鄒、孔，

桓寬鹽鐵論論儒：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祖，以爲自古及今未之有。然孔子修道齊、魯之間，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爲變，當世不爲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髠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湣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效也。商君雖革法改教，志存於強國利君，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　　按：漢人極崇鄒衍，故每與孔、孟相提並論，如史記孟荀列傳亦爾。

又論鄒：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宏，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於是推大聖終始天運，以喩王公列士。諸生守畦畝之慮，閭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時御史大夫爲桑弘羊，其議論足以代表政府之意見。可見漢廷用儒，本重鄒衍一派，以附於申、商功利，非孔、孟之仁義也。

漢宣帝評儒生，

漢書元帝紀：「帝爲太子時，柔仁好儒，見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覇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法者，太子也！』」則尤可見漢廷用儒之眞相矣。

皆可以見漢代之風尚。故謂自漢武以後，五經置博士，爲古文書教授開祿利之途則可也。謂自此儒術獨用則否。以當時經生博士，本與秦前儒術不同，而漢廷亦非眞用儒術故也。

博士之官，遠始戰國。

史記循吏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

漢書賈山傳：「山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

秦時博士掌通古今。漢博士屬太常，僅爲禮官，掌故待問，不顓門教授。

西漢博士最初者爲叔孫通，惠帝時博士則有孔襄，文帝時公孫臣以言符瑞爲博士，賈誼、鼌錯皆爲博士。

時以經生爲博士者，文帝時有申公、韓嬰，景帝時有轅固生，皆治詩。有胡母生、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然儒林傳云：「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則其時博士猶未爲學官也。及孝武置五經博士，

王應麟困學記聞：「後漢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考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皆以詩爲博士，（所謂魯詩、韓詩。）五經列於學官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生爲博士，（所謂齊詩。）而餘經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並詩爲五也。」　　今按：胡母生、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於景帝時爲博士，則武帝所增乃三經，非四經也。然稱置五經博士者，蓋申公之儔，其前爲博士，特以博識通故，非以其專經。至武帝隆儒尊經，乃特稱五經博士，而罷諸子傳記爲博士者。故以專經爲博士，自武帝始也。儒林傳贊獨舉四經，以其後四經均有增設，而詩自三家外，不增博士，故未之及；亦非謂武帝增四經也。故自武帝置五經博士，而後博士之性質，與前迥異。不得以武帝爲繼文、景而增成五經也。

而後博士始爲經生所獨擅。故王充謂：「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論衡別通篇）其後又爲博士置弟子員五十人，

漢書武帝紀：「元朔五年，丞相（公孫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

而後博士始以教授爲事，而博士弟子員亦爲利祿之途。

漢書儒林傳：「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郞中。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昭帝時，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設員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而博士亦遞增。

沈約宋書百官志：「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世，五經家法稍增，經置博士一人，至東京凡十四人。」

然爲增立博士，每啟爭端。其著者：孝宣時有公羊、穀梁之爭。穀梁終亦得立博士。

漢書儒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此爲公羊與穀梁之第一爭，公羊勝而遂得立博士也。然江公旣爲申公之弟子，而申公魯詩亦立於博士，知其所傳穀梁春秋，當不至背道非聖，遠異於魯詩。公羊與魯詩同立學官，與穀梁又何至遽成水火哉？其兩家之勝負，亦決於二人之口辯與公孫弘之黨同，及武帝一時之好惡而已。此范寧所以有「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於辯訥」之歎也。而後人舊案重提，各復專治公、穀以續董、江之爭，此孟子所謂「是亦不可以已」者耶。

「太子旣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寖微，而蔡千秋學之最篤。及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郞，召見，與公羊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諌大夫。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受詔治穀梁，欲令助之。」此公羊與穀梁之第二爭，縠梁勝而亦得立博士也。其初由於宣帝好奇，韋賢諸人以同鄕之見袒魯學，宣帝以抉微之意護千秋，劉向以帝王之詔治穀梁，經術之異同，亦如是而已耳。

「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皆治穀梁學）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郞申輓、伊推、宋顯，縠梁議郞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郞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郞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此公羊、穀梁之第三爭，經政府之刻意袒護，而穀梁終得立博士也。

孝哀時，有劉歆求立毛詩、古文尚書、逸禮、左氏春秋之爭。

劉歆傳：「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此見學者之先入爲主，門戶之見，雖在大賢父子之間，猶不能免，則無怪他日之博士矣。

「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立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師丹爲大司空，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眾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

則後儒所謂今古文相爭之第一案也。然在當時，亦未嘗有今古文相爭之名。平帝時，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亦均立博士。（漢書儒林傳贊）王莽時，劉歆又爲周官經立博士。（藝文志）至東漢，乃有十四博士，

後漢書儒林傳：「光武中興，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尙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毛字衍），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

則皆仍西漢之舊，而穀梁、左氏、毛詩、古文尚書、逸禮諸書則皆缺。惟左氏諸書，經劉歆力爭置博士，當時傳習者已眾，承其學者，乃時與朝廷博士之學相抗衡。其事之著者：光武時，有范升與陳元爭立費氏易及左氏春秋，

後漢書范升傳：「建武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范升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旣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

又陳元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謂：『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相因也。』帝卒立左氏學。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左氏復廢。」此爲求立左氏之第二爭案也。觀范、陳之疏，可以見兩派所持議論之一斑。

章帝時，有賈逵、李育爭公羊及左氏優劣，

儒林傳：「李育少習公羊春秋，頗涉獵古學，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反皆有理證，最爲通儒。」此亦以左氏起爭也。

桓帝、靈帝時，有何休與鄭玄爭公羊及穀梁、左氏優劣，

又儒林傳：「何休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鄭玄傳云：「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此則非爭於朝廷，而純以著述爲學術之討論也。何休墨守公羊兼攻左、穀，鄭玄於左、穀亦一體辯護，實均以立官不立官爲爭點也。然自書籍可以不藉立官而傳布，於是古文遂盛，而立官之今文終亦不得掩之矣。

此皆當時所謂今古文之爭也。其爭點以左氏爲主，

皮錫瑞春秋通論：「漢今古文家相攻擊，始於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惟左氏、公羊爲甚。四家易之於費氏易，三家尙書之於古文尙書，三家詩之於毛詩，雖不並行，未聞其相攻擊。（漢博士惟以尙書爲備，亦未嘗攻古文。）惟劉歆請立左氏，則博士以左邱明不傳春秋抵之。各經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春秋之甚者。」

其用意在請立官置博士，與禁抑其立官置博士而已。然當劉歆校秘書，初見古文左氏則左氏之傳習猶未盛也。故歆請立官而諸博士或不肯置對，「猥以不誦絕之」，是當時諸博士多未見古文左氏也。及東漢時，范升、陳元之爭，范升奏左氏之失十四事，又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李育、賈逵之爭，育難左氏義四十一事。何休墨守公羊，而亦兼治二傳，故著書論其得失。是當時雖阻抑左氏立官者，亦未嘗不誦習其書。則書籍之流布傳授，已不如西漢之艱難，故學者得以博綜兼覽，實不必有賴於立官之博士。此則當時一大進步也。

東漢諸儒，家居教授者，指不勝屈。其弟子之多，亦過於西漢之經師。（參讀牟長、宋登、杜撫、丁恭、樓望、謝該、蔡玄、馬融諸傳。）教養諸生，常有千數。私家傳授之盛，先漢遠所不逮。又東漢諸儒，多尙兼通，（參讀儒林傳任安、孫期、張馴、尹敏、包咸、景鸞、召馴、張元、李育、何休、穎容、許愼、蔡元、魏禧諸人，並杜林、鄭興、賈徽、賈逵、張楷、張衡、馬融諸傳。）而最著者，爲鄭玄。本傳稱其「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遊學十餘年，乃歸鄕里。」則後漢儒者，博綜兼覽之風，較之先漢專己守殘之習，又迥不侔矣。蓋社會嚮學之風旣盛，而師傳講習，積之旣久，則困難日減，以視劉歆所謂「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與夫「建元以上，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者，其情勢旣異，則豪傑之士，自不甘於專己守殘，而博士官學，乃不足以盡饜學者之望，則民間古學之盛，亦固其宜也。

且當時所謂今古文者，考其實，亦均爲「今文」而非「古文」。故前漢有「今文」之實，而未嘗有「今文」之名。後漢則有「古文」之名，而無「古文」之實者也。

日知錄：「按漢書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孝經古孔氏一篇，皆出孔氏壁中。又有中古文易經，不言其所出。又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但言古，不言文。而赤眉之亂則已焚燒無遺。後漢書杜林傳曰：『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徐巡，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是東京古文之傳，惟尙書而已。」

龔自珍總論漢代今文古文名實曰：「伏生壁中書，實『古文』也，歐陽、夏侯之徒，以『今文』讀之，傳諸博士，後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與博士何以異？而曰孔安國『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一爲伏生之徒讀之，一爲孔安國讀之。未讀之先，皆『古文』矣。旣讀之後，皆『今文』矣。惟讀者不同，故其說不同。源一流二，漸至源一流百。此如後世翻譯，一語言也，而兩譯之，三譯之，或至七譯之，譯主不同，則有一本至七本之異。未譯之先，皆彼方語矣。旣譯之後，皆此方語矣。其所以不得不譯者，不能使此方之人曉殊方語。故經師之不能不讀者，不能使漢博士及弟子員悉通周古文。然而譯語者未嘗取所譯之本而毀棄之也，殊方語自在也，讀尚書者不曰以今文讀後而毀棄古文也，故其字仍散見於羣書及許氏說文解字之中，可求索也。又譯字之人，必華、夷兩通，而後能之。讀古文之人，必古、今字盡識，而後能之。此班固所謂『曉古今語』者，必冠世大師。如伏生、歐陽生、夏侯生、孔安國庶幾當之，餘子皆不能也。此『今文』『古文』家之大，略也。」

吳汝綸寫定今文尚書二十八篇敍：「自漢氏言尚書有『今文』『古文』，其別由伏、孔二家，二家經皆出壁中，皆『古文』，而皆以『今文』讀之。歐陽、夏侯受伏氏讀，不見其壁中書。壁中書本『古文』，以傳鼂錯入中秘，自是『今文』始盛行。安國與其徒亦故用『今文』教授。二家之異，在篇卷多寡耳，不在文古今也。太史公言；『尚書滋多自孔氏。』而劉歆議立逸書，譏太常『以尙書爲備』。其時膠東庸生遺學，亦以多十六篇與中古文同。凡前漢儒重孔氏學，稱『古文』逸書，皆以此。及賈、馬、鄭之徒出，乃始斷斷於『古文』之二十八篇，而廢棄其逸十六篇，以無師說絕不講。鼂錯所受壁中書，雖朽折，至哀帝時尙在，（按：此據劉歆移太常書：「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孔氏『古文』若廢棄逸十六篇不講，而止傳伏氏所傳二十八篇，則與鼂錯所受書何以異？且又何以大遠於『今文』耶？」

則當時所謂爭者，豈不在於文字之異本、篇章之多寡而已哉？豈不在於立官置博士而已哉？今再綜述兩漢經籍今古文異同，以見大概：

一、易：武帝時，立易經博士。宣帝時，分立爲施（讎）、孟（喜）、梁丘（賀）三家。元帝時，又立京氏（房）。

按：漢書儒林傳：「及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藝文志：「及秦燔書，而易爲卜篮之事，傳者不絕。」則易本通行民間，秦又不禁，疑本已有今文，故漢初治易者特多，以「書易得，文易習」也。漢武爲立博士，以本爲古文之故。

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書言中，以別於外耳。」是漢內廷有古文易，惟當與今文易無大異。

後漢書儒林傳：「東萊費直傳易，本以古字，號古文易。」　　今按：「本以古字」者，明三家本不以古字，亦見費氏傳後，亦不以古字也。因其本以古字而號「古文易」，知東漢時號「古文」者，不必眞爲古文矣。

隋書經籍志：「陳元、鄭眾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爲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爲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

二、書：武帝時，立書歐陽氏（生）博士。宣帝時，添立大、小夏侯（勝）（建）。

按：漢書儒林傳：「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猶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伏生教張生及歐陽生。」據此，伏生壁中書當係古文，其授張生及鼂錯後，乃傳寫爲今文也。

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劉向別錄曰：「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可證尚書皆古文，遭秦禁，故至天下無治其書者。伏生書合泰誓共二十九篇，爲今文。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是爲古文尚書。）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中古文卽孔安國所獻也。劉歆移書云：「藏之秘府，伏而未發。」卽指此。太常博士以伏生尚書爲備，無缺佚，拒歆。

後漢書杜林傅云：「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古文之亡，當在三國兵爭之會，乃有東晉梅賾之僞古文尚書。）

三、詩：文帝時立魯詩（申公），韓詩（韓嬰）景帝時，增立齊詩（轅固）博士。

按：藝文志：「诗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劉歆移書：「詩先師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則詩或出於諷誦，其寫錄當用今文，而傳授亦特廣。

又儒林傳：「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此爲古文。（及鄭玄箋詩以毛本爲主，又兼採三家，於是鄭箋行而「今文」齊、魯、韓三家詩廢。）

王國維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漢志毛詩二十九卷，不言其爲古文，河間獻王傳列舉所得古文舊書，亦無毛詩。至後漢始以毛詩與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並稱，當以三者同爲未列學官之學，非以其同爲古文也。其實毛詩當小毛公（萇）、貫長卿之時，已不復有古文本矣。」據此則詩經之在漢世，皆今文也。

四、禮：武帝時立禮經博士。宣帝時，分立大戴（德）、小戴（聖）兩家。

按：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

又：「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禮）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此爲今文。）

又：「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此爲古文。）

劉歆移書云：「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

儀禮疏云：「高堂生傳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不同。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秘在於館。」

禮記正義引鄭玄六藝論：「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班固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記四十九篇。錢大昕曰：「百三十一篇者，合大、小戴所傳而言。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篇之數。」據此，則河間所得記，二戴傳之。而孔壁逸經則無傳也。史記以五帝德、帝繫姓爲「古文」，然二戴爲今文十七篇博士，知六藝今古文初無界限矣。

又按：禮旣自孔子時已不全，今觀儀禮、禮記類爲戰國中晚時作品，而亦稱「古文」者，此由當時儒家作僞與尊傳統之故。

五、春秋：武帝時立春秋公羊博士。宣帝時分立嚴（彭祖）顏（安樂）兩家。又立穀梁博士，至東漢而罷，故不在十四博士內。

按：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錢大昕曰：「謂左氏經也。」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錢大昕曰：「漢儒傳春秋者以左氏爲古文，公羊、穀梁爲今文。」

文獻通考戴宏序云：「漢景時，公羊壽與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又四傳至何休，爲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知公羊傳書成漢世，只有今文，無古文。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也。

潛研堂集：「鄭司農云：『古者書義爲誼，儀爲義。』今考中庸述孔子之言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是孔氏古文爲誼之證也。董生云：『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是漢初改誼爲義之證也。董生治公羊春秋，故許叔重五經異義以公羊、穀梁爲今文說，左氏爲古文說。」

經典釋文引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篇，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據此，則穀梁亦後出今文，而猶雜以古文也。自來皆以穀梁爲今文，近人崔適春秋復始斥爲古文，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亦證其初爲古文，不知穀梁本在今古之間。

許愼說文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王充論衡：「左傳三十篇，出恭王壁中，蓋非事實。」漢書劉歆傳：「初左氏傳多『古文』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劉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據此，則今文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劉歆移書），「不祖孔子」（范升傳），亦自有說。今考左傳殆成於吳起之徒，字皆「古文」者，晉書束晳傳：「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數十車，漆書皆『科斗字』。」知其時自以古文也。史記稱爲春秋古文者，如鐸椒、虞卿、呂不韋、陸賈著書，皆稱春秋，初非謂魯之春秋也。

以上敍五經今古文異同，大略粗具。以今考之，易、詩二者，當時本無大爭。古文尚書與逸禮皆在篇章多寡之間。「今文」博士必以尚書、禮爲備，難避「專己守殘」之譏。春秋則公羊與左氏絕殊，遠非文字異同篇章多少之類，在當時自爲相爭焦點。今文博士斥左氏「不傳春秋」，未爲誣讕。然謂公羊口說相傳，源於子夏，卽亦不可信耳。則二者之爭，豈不如五十步之與百步？公羊空談，終不如左氏實事。故左氏雖見抑遏，未得立官，而私學日盛，卒以大行。則其是非得失之數，固不操於漢廷之博士，而實操於學術之公評也。其他尚有周官，當時亦成爭點，而史文未詳。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秘而不傳，至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時眾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毛奇齡經問：「周禮爲周末秦初儒者所作，謂之周人禮則可，謂之『僞周禮』，則不可。以並無有『周禮』一書，而此竊襲之以假其文也。是以是書在前，亦早有知其非者，如漢林孝存稱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斥之爲『六國陰謀之書』，惟鄭康成獨論注之，過尊爲『周公致太平之跡』。周禮不明，禮記雜篇皆戰國後儒所作，而儀禮、周禮則又在衰周之季，呂覽之前。故諸經說禮皆無可據，而漢世註經者，必雜引三禮以爲言，此亦不得已之事，原非謂此聖人之經，不刊之典也。若或又謂是書出於漢孝成之世，係漢人所作，並非周人，則不然。」此論極平允，周禮係戰國末年書，而亦寫以古文者，非儒家之託古，卽其尊傳統，故不用六國今文，而必用詩、書古文也。

論語、孝經雖有今古文而未起爭端。

論衡正說篇：「論語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此亦古文轉爲今文之一例也。

所謂漢今古文之爭者，如斯而止。大抵今文諸家，上承諸子遺緒，用世之意爲多。古文諸家，下開樸學先河，求是之心爲切。無今文之啟行，則經學無向榮之望。無古文之後殿，則經學無堅久之效。此自學風推移，與時消息，非盡人意。而晚近學者，張皇幼眇，謂當時今古壁壘，若何森嚴，彼此界劃，判若鴻溝；尋其淵源，爲之部署，怪言奇論，相生無窮，將以辨孔學之眞相，決是非之定讞，則亦徒勞之事也。然漢儒今古文之爭，其情實雖僅止此，而實中國學術潮流一縮影也。何以言之？當春秋之季，孔子慨於「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夢見周公，自負後起，遂開諸子之先河，爲學術之濫，是孔子之以「古」爭「今」也。逮夫儒、墨攘臂，同言堯、舜，而莊周、韓非目擊世變，痛論排抵，其極至於秦人，統學歸政，焚詩、書，坑儒士，則又以「今」爭「古」也。及乎漢興，黃、老、申、商，厥勢未衰，而公孫、董氏，重提古文，漢武從之，崇古黜今；而今文博士，曲學阿世，自爲一閥，別有古學，崛起相抗；是同爲以「古」爭「今」也。東漢末葉，古學旣盛，經籍之燄，勢可薰天，會稽王充，獨標異幟，譏切時俗，不蹈陳見，是又以「今」爭「古」也。乃有嵇、阮，扇風揚波，淸談是尚，脫略禮法。玄風推盪，皈依西土。豪傑之士，遠行求法，大造譯事。雖往異域，闢新徑，而實何異於有志之士之想慕夫唐、虞、三代之盛者？是亦一以「古」爭「今」也。及其達摩東來，禪宗繼起，直指本心，不著一字，萬千經典，如撥重霧，則又以「今」爭「古」也。久而倦焉，則又返尋六經，而有濂、洛、關、閩之學，則復以「古」爭「今」矣。然格物窮理，難免支離，鵝湖之會，異同旣判，陽明一出，遂揭良知，則又以「今」爭「古」也。自龍溪、泰州之後，疏決洪瀾，掀翻天地，東林、崑山，遞相挽掩，顧氏之言曰：「經學卽理學也。」則重爲以「古」爭「今」也。從此吳、皖樸學，蔚成風氣，而常州一派，遂倡今文，康、梁因之而言變法，則又以「今」爭「古」也。自此而下，迄於今茲，文藝思潮，波譎雲詭，深識之士，惄焉憂之。或尋故國之文獻，或究西歐之實業。要其崇實黜虛，捨我依人，將重爲以「古」爭「今」之勢，則斷可知也。學術之道，或反而求之於己，或推而尋之於人，「今」「古」之爭，遂若循環而無端。彼漢儒懇懇，固亦無逃於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