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文化精神之根本缺点之反省

（四）内心理想之超越性、客观性与其价值

（五）西方科学、工业文明、阶级、国家法律意识、社会文化之分途发展、民主自由精神，依同一理念而成立

（六）西方社会文化精神对中国文化之价值

（七）社会文化之分途发展与国家法律意识及世界性之人类社会组织

（三）中国文化精神之根本缺点之反省（此段或须读者先看一次，再看后文，重看一次乃能真理解）

吾人所谓反自中国文化精神之本原上立根基，以接受西方文化，即吾人必须先肯定中国文化之一切价值，如本书前所指陈。中国文化之高明、敦厚、广大、宽平之精神之表现于中国之文化历史者，吾人尤必须先肯定其价值。在评判中西文化之长短时，吾人之标准，亦不能离中国思想之根本信念。此根本信念，即人确有异于禽兽之心性，人之一切文化道德之活动，皆所以尽心尽性，而完成人之人格。此即谓一切文化，皆由于人之人格精神而有，最后亦为人之人格精神之成就而有。一切文化道德之价值，最后必然为内在于人之精神之体验者。吾人之肯定一种文化活动之价值，最重要者，唯在其对人精神直接显示之本身价值，而不在其工具价值、功利价值。吾人从事一文化活动，最初唯当问应当与否？于吾人精神人格之完成，有价值与否？而不应问利不利？吾人必须以义为利，而不能以利为利。吾人此处必须严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重人禽之辨、义利之辨之立场，以应用之于文化之抉择。由此，而数十年来，凡自功利主义、唯物主义，及泯人禽之辨之一切自然主义之思想，吾人皆须从根加以简别。而凡只说文化之接受改革、创造，是单纯为人之欲望之满足，为人类生物之进化，为上帝之光荣，以至为社会幸福之增加，或国家之富强，或建立未来世界之人类天堂，民族生命之延续；而最后不归宗于人之尽心尽性，以完成自己或他人之人格精神，使此一切对人格精神直接表现价值者，皆如佛家所谓不了义。如视为真理，而以人格精神本身，为达此诸目的之手段，则成大错误之曲说。唯谓吾人之人格精神中，当包含此诸目的，以巨集吾人心量与德性，则此诸说，乃可方便说。

吾人如先肯定中国文化精神之价值，并依人禽义利之辨以立根。吾人将不讳言中国文化之短，以至强调吾人之短，以便改过。吾人今将先以一譬喻之词开端：吾之写此书，心中恒有一直觉的意像，常昭临于吾之心目。即中国文化之高明面，吾尝觉其如天之覆，而其敦厚笃实面，觉其如地之厚，而其广大一面，则觉其如地面之宽。整个中国文化精神，遂宛然覆天盖地，人之精神可直上直下于其间，又可并行不悖，如川之流。然当吾将此中国文化之直觉意像，与吾之理想的人类社会文化之一直觉的意像相较时，则觉中国文化覆天盖地之景像下，如少一由地达天之金字塔。诸个人精神并行如川流，若不见横贯诸川流之铁路，以经纬人与人之精神，成无数之十字架。更不见个人之能负此十字架，以攀彼金字塔而上升，使每个人之精神，皆通过此十字架之四端，以四面放射其光辉，与他人之光辉，连成无数并行交光之组织，而聚于金字塔之顶。因此天地间，若缺此金字塔与十字架。故中国文化精神，虽如天之高明，如地之笃厚，如地面之广大悠远，然数千年文化之发展，远望而天如日与地连，如向一平面沉坠；人之精神，如百川并流，泉源混混，而无火车驰走于诸川之上，乃日见天地之岑寂；人无十字架可负，使精神四达并流，精神诚不免收敛而入睡，则人之顶天立地，渐如一伞之矗立，而未撑开。此文化之缺点，在古有封建门第制度之时，及汉唐文化之盛世，尚不著，愈至近世而愈显。吾于是知中国文化当有一发展，以撑开此伞，此当赖于接受西方文化之长也。

吾之此譬喻，乃意谓中国文化精神，在度量上、德量上，乃已足够，无足以过之者，因其为天地之量故也。然文理上，确有所不足。亦可谓高明之智，与博大之仁及笃实之信，皆足，而礼义不足。因而必须在内容中充实。度量上、德量上之足够，多只见精神之圆而神。圆而神者，宜充实之以方以智，此方以智非智慧之智，乃理智之智。如圆中无方形加以支撑，则圆必有缩小而趋于一点之势。吾意谓：毁中国文化之圆为方，再为线，而孤线单持，乃在给数十年中，功利主义者、科学至上论者、单纯的民主自由歌颂者、共产主义者之所为。此固不可。然徒圆而无方、神而无智，以支撑之，则神之卷而无迹，其有与无，未可定也。故吾人今日必纳方于圆，以撑开此圆。或由中国文化精神之圆中，化出方来，如河图之转为洛书。古中国人格形态中，有方正一型。此方正型人格，即由圆满之性情，四面平施以开出。吾人今日所须者，则不特是过去之方正型之人格。过去方正型之人格，恒为个人道德的，吾今所谓方正型之人格精神，则是兼通于方正型之社会文化精神的。一切社会文化精神，虽最后亦是为个人之人格完成而有，然亦有自为超个人以上之实在之意义。又吾所谓纳方于圆之人格精神、文化精神，必须为依一十字架以开出之方。所谓依十字架以开出之方，即人之精神，依分殊理想，向上向外四面照射，而客观化以成就之科学知识、工业机械文明、生产技术，及各种客观社会文化领域分途发展，与社团组织、国家法律，以真实建立一多方面表现客观精神之人文世界。至于民主自由之精神，则所以为此中"个人之精神，与客观精神之交通孔道"之一客观精神。而其他纯粹文化，如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则为此客观精神之文理结构之顶，又为人之主观精神之自由表现之所，以通接于宇宙之绝对精神者。而此一切，又皆当仍覆载于中国传统人格精神之高明敦厚之德量度量中，而为此人格精神之表现，亦为此人格精神之内容，用以充实陶养此人格精神生命者。此即吾所想望之中国文化之前途。吾意孔孟之功，在于见天命于人性，继天体仁而立天道于人道，亦可谓之立太极于人极。而宋明儒学之复兴，在由人性人道以立天道，可谓之由人极，以立太极。然中国文化中，尚有皇极之观念。太极为绝对精神，人极为人格之主观精神，皇极为客观精神（此三精神之意，与黑格尔所言不必同）。中国过去所谓立皇极，表面上似限于政治。然皇者大义，故吾今将立皇极之义，扩而大之，而以多方面表现客观精神之人文世界之真实建立，或社会人文世界之充量发展，为立皇极。皇极之立，依于人格之主观精神，亦归宿于人格之主观精神。皇极、人极、太极三者皆立，然后中国文化精神之发展，乃百备至盛而无憾。此则中国民族将凭其以往之盛德，所当从事之大业，而将可与世界文化前途，相配合者。吾人将于下文，再次第论中国文化精神之缺点，及其理当发展出立皇极之精神之故。

吾人回顾中国文化数千年之发展，吾人在此章将先姑用二名词，论中西文化精神重点之不同。即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为自觉地求实现的，而非自觉地求表现的。西方文化根本精神，则为能自觉地求表现的，而未能真成为自觉地求实现的。此处所谓自觉地求实现（此二名词在此三章有特殊义，不必可移用本书他处），即精神理想，先全自觉为内在，而自觉的依精神之主宰自然生命力，以实现之于现实生活各方面，以成文化，并转而直接以文化滋养吾人之精神生命、自然生命。而此所谓自觉地表现的，即精神先冒出一超越的理想，以为精神之表现，再另表现一企慕追求理想，求有所贡献于理想之精神活动，以将自己之自然生命力，耗竭于此精神理想前，以成就一精神之光荣，与客观人文世界之展开，而不直接以文化滋养吾人之精神生命、自然生命。中国文化精神为前者，西洋文化精神为后者，而此亦即中国文化能悠久，西方文化无论希腊、罗马，皆一时极显精彩，复一逝不回，唯存于"上帝之永恒的观照"（藉黑格尔历史哲学意）下之故。吾以为西方文化欲求悠久，必学中国文化此精神。而中国文化欲求充实，则必须由其原来重"自觉地重实现"精神中，开出一"自觉地求重表现"之精神。自觉地重实现之精神，乃先有一具足文化理想全体之心性在上，并视人文世界一切，唯是此心性之实现或流露，同时为此心性所包覆涵盖。故恒不偏执任何文化理想，以推类至尽。凡偏执一理想，至妨碍心性中其他真情或理想，而心有所不安不忍处，即须折回，而变通其理想。此中恒有一枢极在心，以运转理想之形态而不穷，使吾人生命精神之自身，得悠久而无疆。此即吾人上之所谓中国文化之圆而神之精神，与高明智慧之所依。此乃中国文化精神之好的方面。然吾人复须了解，中国人精神之不偏执理想，亦可常由吾人自然生命之堕性，与自然生存欲望之牵挂，而不能真尽忠于当下本当为之一理想。则此时所谓不偏执理想，而善于变通之神，即成为通脱圆滑。而人之精神，此时便非绕心性之枢极而开闢，以进于高明，乃是缘一心之灵活之虚用，而螺旋下降，以沉陷于自然生命之堕性。于是一切所谓高明之智慧，博雅之学识，仪态万方之礼节，皆成为虚伪，成助人堕落之装饰。人之精神到此，亦即极善于作伪。此即成为中国传统知识份子之大病痛。此种病痛，恒在心髓入微处，人常苦于不自知。中国道家思想之重通达，佛家思想之重不执，皆可增益此病痛。中国社会，较西方尤多伪君子，与言伪而辩之小人，及苟生苟存之庸众，吾人皆不能不深察其故。吾人承认中国儒家之教化，乃处处要提起人之精神以上达者。吾人尤佩敬宋明理学家教人在心髓入微处，去伪存诚，去巧存拙之工夫。然宋明理学家之工夫，只能各人自己用，他人如不用，则无奈之何者。而所谓礼乐教化，又可成为虚伪之文饰。此种精神之堕落，又可不表现于社会法纪之违反，遂非刑政之所得而施。故中国之文化，对人之人格之成就上，恒使圣贤自圣贤，而小人自小人。庸众如不读书，未受圣贤之教，则除为安分守己之良民，或和宗族、睦乡党外，则缺乏逐步提升其人格、逐步充实其文化生活之客观道路可遵循。圣贤与小人庸众，乃恒成两橛。小人只为圣贤所恶之对象，而庸众则为圣君贤相所安抚涵育怀柔之人民。圣贤不出，则小人用圣贤之礼乐文化以自饰，而咨其依自然生命生起之货财权力之欲，而庸众亦顺其自然生命欲望，以相呼啸，而天下即大乱。再由诸英雄之权力欲、才能，与群众自然生命力之相较量、相否定，而渐归于统一。此即成中国一治一乱之常轨。当天下大乱时，有道有德之人，恒站在一旁，俟天下定，而再以礼乐教化安天下。又是可知中国文化，在中间一段，终少了一截。此所少之一截，即可谓由于中国圣贤之道，只有一自上而下之自觉地重实现的精神，而缺乏一如何使凡人之精神，以次第上升之客观路道。此客观路道，吾意即指"内心理想之分别客观化而超越化，以成一超越而客观之理想；及自觉地使此理想，表现为客观存在的社会文化诸领域、各种社团之组织、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工业机械文明、国家法律，及民主自由与宗教精神等"。

吾人何以谓此上列等等社会文化，同为内心理想之客观化、超越化，同为一使人精神上升之客观路道？吾人必须说明：此等等纯自精神上看，乃同依于"人之内心理想之客观化、超越化，而自觉地加以表现"之一理念。吾在以下当说明内心之理想，本具超越性与客观性，故可超越化、客观化，然后再论任持此超越的客观理想之价值，与上列等等如何可说依此一理念而生。

（四）内心理想之超越性、客观性与其价值

吾人通常在正实现理想时，恒不见一理想之超越性与客观性。然吾人当有一理想欲实现于现实，而不能实现时，精神遂折回而自照此理想。此理想，即显其对现实为超越的。又当吾人顺理所之，以逐步开闢此理想之内容时，在如此继续开闢之历程中，吾人如只观理境之逐渐展现，而不反省吾人能展现此理境之心，此理境亦必被觉为超越的。当吾人谓此理境，乃只呈现于我心，只内在而非超越时，吾人之理境即停止开闢矣。故克就理境开闢之际而言，谓吾人精神理想为超越的，乃应当而不可少之一观念。吾人即以是肯定，人之理想有超越性。吾人当有一真超越的理想之时，吾人同时即超越吾个人之欲望自我、经验自我。并同时必肯定：此理想之可为其他自我所任持、承认；吾人并要求其为他人所任持或承认，成为他人之意志或公共意志所共表现，或可赖他人之合力，以客观地实现于现实世界者。由是而此理想，即有公共性或客观性。凡当吾人真表现一有超越性、客观性之理想于吾人之心时，吾人此时，即一方有理想与现实之对待，一方有我欲向其宣扬此理想之他人，与我之对待。然亦同时有此理想将为此二对待中之贯通者与统一者之自觉。由是而吾人如是凝注精神于理想上之心，吾人亦可说之为一客观心、超越心。而吾人之精神，在此乃客观化以附托于此理想；并由此理想为媒介，以与他人之精神相贯通；因而可说此理想与人我之精神，同属于一客观精神。吾人在此用客观精神之一名，与黑格尔意不必同。吾人乃以人类之一切道德以外之文化，同为一客观精神之表现。而道德则只为主观精神之表现。吾人之意，是一切道德以外之文化，皆必不免明显之理想与现实之对待。人在此一切文化活动中，人皆必肯定：此文化理想之有公共性或客观性，亦即有普遍性。并要求他人精神亦任持、承认此理想，而与我共同表现此理想，以共实现之于现实世界，使有现实的客观性与具体的普遍性。在道德生活中，则道德理想，为可不与现实真相对待者。因此中之现实，唯是吾人之过失，道德理想直接生于对此过失之觉察。吾人觉察过失之时，亦即形成理想之时。然真形成理想之时，即开始转移过失之时，此中可即知即行。理想之形成是理想，亦即内心之现实。过失是现实，而为觉其非是之心之理想所贯注，并将顺此理想以自超化者。中国儒家（尤以宋明儒为甚）之思想，主要自道德立根，其谓现实与理想不相对待，心与理、理与事，不相对待，于是以志气一名，统此道德生活中之理想与现实之融摄（参考第六章），诚是。然在道德以外之文化活动中，吾人则复须承认：吾人常有未实现之理想，客观而超越的表现于吾人之前。如吾今作此书，而望人了解，吾即有一超越客观理想，表现吾心目前。吾人必须承认，在吾人有客观而超越之文化理想时，吾人之心乃不能自足者，乃向客观倾向，而有所要求于他人与现实世界者。并由觉理想未实现，而感一不满足，觉外有阻碍对待者。吾人之理想，又恒为有特殊之规定性，因而亦若使吾人心受一限制者。吾人亦惟在觉此理想逐渐成为我与他人贯通媒介，觉此理想成为他人或社会公共之理想；而实际的客观化于他人社会或现实世界时，吾人乃感到此理想之不为吾人之限制，而为扩大吾人心灵境界者。吾人如不能达吾人之目的，使吾人之理想实际客观化，吾人此时即恒须抱理想而寂寞以终古，而忍受一悲剧之命运。于是恒不免信赖上帝之存在，能知我之理想之何所似，见吾人之理想之客观化于帝心；吾之此理想，乃得成为"吾人之精神与另一精神交通"之媒介，而完成其扩大吾人心灵之境界之用，不复成为吾之精神之限制。此即西方文化精神肯定理想之超越性、客观性者，最后必逼出上帝之信仰之情感上的理由之一。然吾人所重者，则在说明：由重视理想之超越性、客观性，而"向客观之他人或社会有所要求"、"感外有阻碍对待"、"心为理想之特殊内容之限制"，亦有直接使人精神上升之道德价值；兼有成就西方科学精神、生产技术、工业机械文明、客观社会文化领域之分途发展、社会文化团体组织、国家法律意识、民主自由精神之文化价值。此皆中国先哲之所忽，而吾人当虚怀究心者也。

吾人何以言吾人之心之任持一有特殊规定之理想，感外有阻碍对待，向客观要求等，有使人精神上升之价值？此乃依于吾人精神之提起，实不能无所攀缘。佛家、道家之破执致虚，可以助人明心，而不必使人见性。儒家之迁善、改过之教，可以使人见性，而不能为不受其教之庸愚与小人，亦开出一条可渐拔于其自然生命堕性，以渐使精神上达之道路。此中唯有肯定吾人对各种客观理想之攀缘，乃可以使人人皆得一自拔于自然生命堕性之道路。人之有一客观理想，可是一执著。然此执著，乃执著一精神性之理想内容，此乃一法执。人精神上升，首正赖此法执，以破我执与自然生命堕性。至于感我之理想外有他人，有现实世界与我对待，及实际上感他人或现实世界对理想成阻碍，则皆可破我对此理想内容之执，使吾人之理想内容，更向上提高，而另求创造发生理想者。理想之为他人所任持，即所以扩大吾人心灵境界，上既已论之。至于具体实现理想于现实世界，即精神理想向现实世界流贯，以使精神增其厚积之度之道。夫然，故任持客观超越理想之精神本身，即为"由肯定限制，以上升无限，通过阻碍对待之反面，以生髮正面"之精神。此乃为一由下上升之精神，自有其高度者。理想之为吾人之精神与他人或上帝精神交通之媒介，以扩大心灵之境界，即成就此精神之广度，理想之实现，即成就此精神之厚度者也。此即任持超越客观理想，对人人格精神之成就之道德价值也。

（五）西方科学、工业文明、阶级、国家法律意识、社会文化之分途发展、民主自由精神，依同一理念而成立

至于吾人之所以说：能任持超越客观理想之精神，即能成就各种西方文化中之科学工业文明等者，吾人必须先了解，西方科学精神，在根本上，只是以思想概念析物之精神。概念之内容即共相、共性或共理，每一概念内容皆为普遍的。普遍的即超越于特殊事物，亦超越我个人之主观经验，而为理想的、公共的、客观的，为他人所可同认识，亦可再表现于未来经验或可能经验中之同类事物的。科学之精神，乃期在事物之共相、共性、共理，皆成科学概念之内容。亦即一使吾人之心，常向往于共性、共相、共理之世界之精神。因此共相等，通于一切同类之未经验之事物，又为他心所可知；故吾人可谓真具科学精神之心，即透过此共相之普遍性、客观性、超越性而若成为一普遍心、客观心、超越心者。人一方由思想而内在地表现此共相、共理于心，一方由文字，以外在地表现吾人科学概念于文字，以促进他人之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人共本科学精神，求知事物之共相、共性、共理等，并还以所知之理等，解释新遇事物，由新事物以生新知，吾人即不断成就科学知识之世界。此科学知识之世界，非由一人之所成，乃无数人之科学精神，互相合作、贯通，而次第成就，故即一客观精神之表现也。

吾人上所谓西方科学之精神，初只是西方希腊之科学、哲学精神。此精神在本原上，实纯为观照的，此中之理想对象即"理"。故思想之求知理而化之为概念内容，即为一理性活动。此种理性活动，乃与其他现实活动隔离的，亦非通常所谓实现理想之实践理性活动。然唯此为西方文化精神之本原。此种精神，如人之立于大地之上，而四射其心灵之光辉。此光辉之所著，固为一一确定之理或理之形式。然此心灵光辉之弥沦照耀，亦上下皆不著实际之存在的。此精神之上达，而求著实际存在，即成为一绝对精神实在之认取，此即西方中古精神；而其下达而求著实际存在，即求知自然之理，并依之以改造自然世界，或製造出理想中之事物，以符合人之情意上各种特殊要求。近代勘天役物之工业机械文明、生产技术、机械之模型、技术之方法，皆依若干有特殊规定之"理之形式"以成，而用之以融铸物质材料，而使吾人之理想中之事物，得客观化于自然世界，而成为人所共识、共用用，亦兼以贯通我与他人之精神，而成为客观精神之媒介者也。

吾人于西方科学精神与工业机械文明、生产技术，既均探其源于人精神之以理之形式，或概念内容，或理想事物等规定其自身，而赖其表达于文字，或由机械与一定技术方法製造出，以为成就客观精神之媒介。吾人即可进而说明，西方社会一向富于阶级之对立与各种社会文化社团之分立，亦即依于同一精神。阶级之生，固常由战争，阶级之保存，亦常由于阶级之存在，对人可有利或表现其他价值，如吾人昔之所论。然阶级成立之自觉的心理基础，则唯是赖同阶级人之抽象的共有属性之自觉。如同为战胜者、同血族、同握有生产工具、同政治地位等。人恒通过此抽象共有属性之自觉，以集合同阶级之一切人，而有一阶级之统一意识。此正同于吾人通过诸事物之共有属性之自觉，而统摄诸事物成一类之类概念。类概念与其表为文字之类名，为"吾人认识事物共有属性"之客观化所成。此正如阶级或阶级制度，即人之阶级统一意识之客观化所成。二者之不同，唯在阶级之统一意识中，同阶级之人间，复有依于人性之亲和感，与互相关注之情，恒通过此统一意识以加强，相互流行。而人对一阶级外之人，则由阶级之统一意识为界限，而减弱人性自然之亲和之情，恒存一相互之敌意。至于以概念统摄事物为一类，则为纯理智的耳。

唯阶级之产生，恒依于诸个人之外在属性相同之自觉，而不依于人内在天性、精神目的相同之自觉。故阶级之团体，恒为"内在天性之仁爱之流露"或"由内在精神目的之共同，所成之社会团体意识"所冲破。大体而言，前者是中国之情形，后者为西方之情形。西方之社会，自希腊而有辟萨各拉斯、伊辟鸠鲁等之宗教、学术团体，中世而有基督教之宗教团体、经济上之基尔特与大学之教育组织，近世而有各种政治、经济、学术、文学、艺术、体育之社会文化团体，皆为冲破西方之阶级者。然此各种社会文化团体之成立，一方依于吾人之肯定社会文化领域之分途发展，以四方八面地表现人精神于客观世界；一方即依于每一抽象而共同之超个人之文化理想，皆可集合若干个人于其下。每一社团，吾人皆可视之为由"人之将其精神凝注于超个人之文化理想，并求普遍化、客观化此理想于他人，以此理想为人我之精神、行为、生活之交通之媒介"以形成，是即一客观精神之表现也。

吾人可由外在属性之相同，而生阶级统一意识，以客观化为阶级之存在。人又可客观化吾人一种特殊之文化理想，以成社会之文化团体。然人之自我，又原为能同时识取诸阶级之存在，统摄各种社会文化活动；而可兼对一切阶级之利害，多少有加以照顾之仁义之心，并能肯定各种社会文化团体之价值者。贾人有阶级社团，人即不能不要求一统摄各阶级、各社会文化团体以上之一更大组织之存在，以协调阶级，并使各社会文化团体之任务，不相冲突，此即不能不有一国家意识。自阶级社团之观点看国家，无疑为一高一级之组织。如阶级、社团为吾人外在属性之共同或精神文化理想之共同而客观化之产物，则国家为吾人自我之"综合各阶级属性或综合各文化理想之精神"之客观化于现实世界者。至使各阶级、各社会文化团体与个人之活动互相规定而互相制限，以成就国家之统一者，则为国家之法律。

社团国家，虽较个人为大，然唯个人之客观化其理想等之精神，可支撑社团国家之存在。欲每一个人发挥其支撑社会文化发展，与各社团国家之存在之才能，必须一切人平等，阶级理当废除。同时，一切人应在从事任何社会文化活动之时，同有其充分之自由，以表现其个性与创造力。社团之规约与国家法律，必须由参加之分子共同制定，以共同遵守。社团之行政，国家之政治，乃所以谋增加社会之福利，促进文化与保护国家之存在：故政府之行政，须不悖法律，并不妨碍或兼保障个人自由权利：如居住、迁徒、财产、婚姻、名誉、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选举、被选举等自由权利。社团领导人及政府，亦须由支援社团政府之存在之社员或人民所选之人组织，受社员与人民监督，此即为近代西方之自由民主精神。自由民主之精神之用，一在所以使个人之主观精神，恒得凭其所享有之自由权利之运用，而有其客观化于社会文化团体与国家之机缘或道路。二在使客观之社团与国家政府，不致以其规约与法律，硬性的成为个人主观精神之束缚。即使原系由个人之精神之客观化所成之文化成果与社会组织，不致妨碍一主观精神之生髮、创造。三在使社团与国家，随时更新其形态，更新其领导人物与治者，而使社会文化日趋进步。民主自由之精神，乃西方文化中之圆而神的精神，运于其社会之重组织、社团之重规约、国家之重法律之方以智精神中者也。

吾人上论，西方之民主自由之精神，尊重国家法律、重视社会文化之分途发展，与阶级意识、工业机械文明、生产技术、科学精神，实表现一整套之社会文化精神，为同依于一对客观超越理想之肯定，而赖之以知普遍之理，以制物，以集合人群，所次第必然产生者。其中，除阶级意识可废以外，其馀皆原自一本，相待而成，如加以分割，只取其一，则为不备，而不免无效果，或流弊百出。故吾人如欲加以採取，必须依于肯定客观超越理想之精神，建立一使一切庸众与小人，皆得一精神上升之路道，亦完成中国文化之本当有之发展。中国文化精神，真不畏自然生命之堕性之拖下，而吾人可建立吾人之金字塔与十字架矣。

（六）西方社会文化精神对中国文化之价值

吾所以谓发展此一套社会文化精神，为建立吾人之金字塔与十字架者，吾意谓：吾人诚知重视科学知识世界之开闢、工业机械文明之建设，与社会各种文化领域之分途发展、建立国家法律意识，而行之以一自由民主之精神，则吾人之精神，即以其似处处有一特殊内容之规定，如受一限制，并时感有外在之对待或阻碍，而有一向上如十字架以撑开之轨道。科学研究，重识共理，然无一特殊物可为一共理所穷竭，任一事物，必兼表现诸交贯之共理，由是而科学之研究，即使吾人之精神，通过纵横交贯之共理而向上，如十字架以撑开者。工业机械文明之价值，吾将不由其表现吾人征服自然之精神以说，吾唯说其可使物力互相转化，物质互相变易，此即使分立之物力物质，实显其纵横交错之文理。由此物力物质之互变，而使吾人对物之理想，实现于自然世界。此皆所以使吾人之精神向上，如十字架以撑开者也。至于社会文化领域分途发展，个人之参加不同社会文化社团，亦为使吾人精神如十字架以向上撑开者，其理易明，不须另释。至于科学研究中，所感之疑难与概念之错置而生之误谬等，及工业机械文明建设中之艰困，与人之社会文化理想，各欲普遍化、客观化而生一时之冲突，皆为可赖以激发吾人精神之上升者。未得真理时，真理之外在感；物质文明之建设中，他心之外在感、其他社团之外在感；皆可谓为吾人精神，先置定之一"精神将即运往之地"。西方法律中，对于个人与社团及国家之关系相互责任权利之规定，使一人之自由权利，受他人之自由权利之限制；与政治上，人民对政府之监督，及行政权、立法权之互相制限；固恒病互相妨闲之意味太重。然吾人如自另一眼光观之，则将见此在政治效用上，亦可为免政权之滥用所必需之一道。在社会之道德效用上，此至少为使小人之私心，有不可逾越之界限者。而对于一般人，则可使其知他人之权利之不可犯、法律之当守、他人自由之当尊重，进而培养出一对他人人格尊重之礼之意识，与尊重普遍性之客观理想之意识者。即对于君子，亦可由法律对于其权利之限制，以更自觉其精神自我。是法律即使人于特定范围，求特定的所以自尽其责之道，以一直上升，而无下坠至唯知放肆其私欲之虞者也。中国先哲言法，偏重以刑罚止暴乱与不德及吏治清廉等。其不重法律之积极的规定人之权利，而置定人之行为之客观限制，保障人民之自由，启发人格尊严之意识等，以成社会文理之精神价值，于义终有憾也。至于法律之疏密，当视其需要。中国法律在文化中之地位，不能如在西洋之高，而当次于礼乐，则理固然矣。

至于克就民主自由精神本身而言，则因其乃运于西方国家社会组织之方以智中之圆而神一面，故如一国缺社会文化领域之分立发展，与各种社团之组织，而国家法律，又不被尊重，则自由民主精神之价值，恒不能大显。在西方社会历史，以先有有力之宗教组织、对立之阶级，与较强之国家意识、互相对峙之社会文化团体之组织，故个人自由之争取，并一一形诸法律，特显意义。政治民主制度之施行，亦以有社会文化力量、团体组织力量为其背境而易见效。中国过去社会，本有较多之个人自由；而在政治上中国过去（尤以近世为然）各社会文化领域分途发展之势不显，缺各种社会文化团体之存在，以为政治民主之后盾；中国数十年来，盛倡民主自由精神之未尝有善果，而只有消极的破坏传统文化之效，其故，亦在于此（阅本章第二段）。

然吾人亦不能因此谓自由民主思想之输入，对中国文化无价值。中国过去政治中，人民毕竟不能推选皇帝，亦未有明文公佈之宪法，以保障人民之自由权利。无论其原因如何，亦无论吾人前文曾以何等同情之地位，肯定中国有皇帝，及中国过去社会政治之精神价值，然最高执政者之不由人民推选，无论贤与不肖，人民皆须接受其统治，便唯是听天之安排，而居于一被动之地位，此终是中国人在政治生活上所受之一委屈，而使人民之精神不易升扬者。在察举科举制度下，读书人唯有怀忠信以待举，夙夜强学以应考，亦不免处于被动之地位。人民积极自动的对政治负责之精神，未能充量的表现，而人民之自由权利未经宪法之明白规定，而受法律舆论之保障，则人民虽实际上甚自由，其自由亦随时可受暴君之剥夺。民国以来之推翻皇帝，在原则上肯定最高执政由民选，政治家可直接向社会表示愿负政治责任，人民渐有对其自由权利，不当受非法干涉之自觉；谓此非中国社会政治之一大进步，不可得也。说此是大进步，不须自民国数十年之政治，是否使民康乐之效果上，及向社会要求负责之政治家，是否野心家上说；此只须自中国近数十年来，人民已公认"统治者应由人民中，自下举升而上，而非由上覆盖而下"之原则上说，自"向社会要求对政治负责，不被人以为非"之社会意识上说，是即民主政治之精神，已被肯定。在古代中国有皇帝时，除谏诤外，人民决无批评皇帝之自由。人民可望皇帝之仁恩普被，而无"某种自由权利为皇帝亦必须加以尊重"之自觉。然在中国，即数十年来，至少已曾有约法与宪法，明文规定人民自由权利。则谓今之中国人民，至少在原则上已自觉的肯定自由之精神。至于中国将来之自由民主精神，进一步之表现，必须表现于人民之儘量运用民主精神，以共立一切社团国家之法，共商一切社会国家之事；运用自由向上之精神，以从事于各种社会文化领域之分途发展，形成并行不悖之各种社会文化团体，为人民有力以限制政府、督促政府，或支援政府，以强固国家之基础；并运用自由民主精神，以共要求对政治负责，而要求对政治负责之精神，亦宜与一新道德精神结合（见下章第十节），则自由民主之精神，使中国人精神上达之价值，终将大显也。

（七）社会文化之分途发展与国家法律意识及世界性之人类社会组织

吾人在中国未来文化创造中，于一般人所重之科学精神、工业文明、民主自由精神等外，复特重视社会文化之多方分途发展，此赖于各个人之各致力于一特殊文化领域之特殊文化活动，及国家法律意识之建立。吾人非不知社会文化之多方分途发展，恒不易致。西方人献身于特殊文化领域者，恒陷于偏至之人生文化理想，而不知人文之大全。由偏至成偏执，而蔽陷于一曲，遂不免有以一种文化势力，凌驾其他，使人文世界趋于分裂之事，如中世人以宗教压迫学术，近世人以科学譭谤宗教、以经济势力控制政治，及俄国之以政治宰製文化等。社会文化多方分途而又平流并进之实，诚为难致，吾人亦非不知中国传统学者重破门户之见，重通道之大全之精神，为一更高精神，然吾人以为所谓通道之大全，乃只自人之识度与气量言。吾人在识度与气量上，则人各自求致力于一特殊文化领域，分别从事于特殊文化活动，即不必招致道术或社会人文世界，趋于分裂之害。各文化部门中皆有社团组织，正所以使人执一文化理想者，得在各种社团中，有与他人互相讨论之机会，而增切磋之益，使其识量日以宏阔者也。

至于吾人之重国家法律之意识之建立，亦非不知人太重国家法律，恒不免使人视国家本身若成为一绝对自足之存在；或使政府权力过大，滥用其权力以提倡一偏至之文化理想、政治理想，而对内以法律限制人民力量之伸展，禁止不同之文化政治理想之提倡，遂鼓舞人民向外求国力之膨胀，侵略他人，以为补偿。此即西方近代国家观念，恒促进侵略的帝国主义之故。唯吾意，为西洋文化前途计，吾人亦承认彼方应多有超国家之精神，与综合的人文精神，以免帝国主义及文化政治理想之偏执之害。而西方希腊之思想，与近代之理想主义之潮流，亦为较富综合的人文精神者；中世纪之精神，亦即为一超国家之天下精神；近代民主自由思想，复即为一提高个人之精神，以限制政府之权力过大者。引此西方思想之绪，与中国之天下一家精神，及综合的人文精神结合，即可救西方之弊。然在中国，则其文化传统，素富一天下一家之精神，与综合的人文精神，中国学术，亦素尊个人，并尊个人之仁心仁性，重个人无所不涵盖感通之德量与度量，故于中国提倡国家观念，主张人之各献身于特殊社会文化领域，共求人文世界之多方分途发展，固不易陷于侵略的帝国主义与文化理想之偏执之害也。

复次，吾人须知，吾人之所以提倡社会文化之多方分途发展，及重国家法律之意识之建立，纯由一欲广开中国人之精神上升之路道上说。而非自民族、种族之意识，或功利观点说。如纯自民族、种族意识说，诚易陷于狭隘的国家主义。如自功利观点说，则吾人将只看何种特殊文化理想，为能满足吾人目前欲望需要者，吾人即视为唯一有价值者，或竟以之为至高无上，垄断全部人文世界者，斯易走入偏执。然吾人今日之主张，则纯由吾人发现：中国人欲求其精神之上升，中国传统文化在其方以智之诸方面，实有不足。吾人乃一步未离"尊人文之文"、"以义断是非"之中国文化精神本源一步。吾人唯感中国过去先哲，若偏重于视人文为人之心性之实现或流露，人文若唯在人整全之心性所包覆涵盖之下，直接为陶养人格精神之用，未真著重其客观的表现吾人之精神之意义，求先展开为一分途发展之超个人的人文世界，则不免偏于只能卷之则退藏于密，而不能放之则弥六合，在则中国文化之伞，仍未撑开也。吾人固已深知西方人重客观的表现精神，而偏执特殊文化理想之弊，则吾人可把稳中国文化精神之本源，以为躯干，知人之整全之心性，其高明广大，原足以涵盖天地，其敦厚笃实，足以顶天立地，以保任吾人上所谓通于道之大全之识度气量，则人之各献身于特殊之文化领域，以共求人文世界多方分途发展，只所以伸长此身躯之四肢，茂发此树干之枝叶；由身躯而四肢，由树干而枝叶，，乃由本以成末，而非忘本以逐末，则何弊患之有？夫四肢不灵，枝叶凋零，则躯干日以孤寒，此中国文化之危机。中国文化精神之灵四肢，茂枝叶，唯赖人文世界之多方分途发展。故吾人今日必须自觉的依本以成末，依全以定分。此所谓依本以成末，依全以定分，乃直运本以之末，运全以至分，使四肢皆成身躯，枝叶皆成本干，则身上有四肢，肢上有身，树上有枝叶，枝叶上有树。大人之身，诚可以"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林木扶疏，天地长春，而未尝出其位矣。

吾人所谓人文世界之多方分途发展，其中本已可包含科学精神，与工业机械文明，及国家法律意识之建立。因此等等，皆各为人文世界一端。吾人上所以分别而说，又特提国家法律之意识者，因人文世界之多方并行发展，乃依于崇尚"分的文化领域"或"文化理想之分"之精神。而科学之表现重分理之精神，特为显著。工业机械文明，则科学精神之表现于对自然界者。故中国人如不能本科学精神，以表现一工业机械文明，则人之精神，先受委屈于自然界。人精神如先受委屈于自然界，则至少对一般人言，便无法与之言其他向上之精神伸展。至于物之不足用，使文化之一切创造，缺表现之资具，尚其次也。故吾人对中国数十年来，世人于西方文化之接收，特重其科学精神、工业文明之模仿一点，吾人止不取世人所持之理由，然亦并不以此为不当。唯吾人以为社会文化之全面发展，必须以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生活情趣等，纯粹精神文化之大盛为归宿。中国将来之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生活情趣，当是何面目，吾人今不讨论。吾人今所论者，唯是各种人文之多方分途发展，将形成中国未来社会文化之一新形态。各种社会文化之团体组织之依自由民主精神以形成，将构成中国社会结构新文理，为昔所无者。而有分立并存之社会团体组织，则必须有统摄调整维繫其间之关系之国家法律，否则由社会团体组织冲突而生之社会分裂，即将招致人文世界之分裂，并形成各个人对文化理想之偏执与人格精神之片面化；同时使中国文化精神中之顶天立地，涵天盖地之精神倒塌，躯干之生命精神，皆全散在四肢与枝叶而死亡。离国家法律之观念，以言民主自由，以倡社会文化之多方分途发展者，其弊盖必至此。故吾人之言民主自由，与社会文化之分途发展，必须与"统摄性之国家法律"之观念相俱。唯由国家法律之观念，以为分立并存之各种社会团体组织之统摄原则，并保障分立并存之各种社会团体组织之活动与个人之活动，而后文化之分途发展，乃各有其社会性之轨道，而免招致社会与人文世界之分裂。夫然，而后个人乃可虽只献身于社会文化之一面，而可免于文化理想之偏执，其人格精神亦未尝真片面化，仍能有顶天立地、涵天盖地之识量，以持载社会文化全体之向上生长也。

抑吾尚须申述，吾人之依中国文化精神之躯干，以建立国家法律之意识，吾人之所重者，唯在保障社会之分别发展，而使吾人之文化精神，有四肢枝叶以伸展生长。然又因吾人之文化精神，原以一人之仁心仁性为本，故此文化精神之伸展，亦必通过国家内部社会文化之分途发展，以与世界文化相交流。故吾人亦必须肯定国家以上之天下或世界性之人类社会组织。吾人虽主加强中国人之国家意识，然此国家意识，亦不能成为吾人社会文化意识之顶点。吾意国家当只为"吾个人之文化意识"，通过"国家内部社会文化之分途发展"，以与"世界文化交流"之一枢纽；亦即吾"个人之活动"，通过"国内社会文化团体之活动"、"世界性文化团体之活动"及"世界性之整个人类社会之组织"之一枢纽。此枢纽之作用，乃在保障吾人个人之精神有轨道，以通接于人类全体文化，与世界人类之全体。吾人之如是说，并非自外袭取一世界之观念，或承认一国以上之大力，以凌压于吾人之国家观念之上。吾人唯是求充量表现吾人之文化精神于人类世界，以吾人每一个人本有无所不运之仁心仁性，能担当世界，并纳整个世界人类于此心性之涵盖包覆度量下也。吾人以为，如国家为现实社会文化势力交会之顶点，国家真为一绝对自足之存在，如黑格尔之所论，世界仍不能太平，而一时代将只有一国以武力夺取世界霸权。吾人复相信：吾人依仁道与恕道存心，吾人必不能只爱自己之国，而侵压他人之国。故自限于爱自己之国为不仁。吾人之心，必冒出于国家之上，以及于世界。然吾人又知国家乃积文化历史而成。各国民族由文化历史陶冶之气质，亦确不同。各民族唯当在其真自成一独立之政治单位，其气质之美之表现于文化者，乃有相应之特殊法纪，与政治措施，以护持之。吾信在理想人文世界，个人未尝不可依其所慕之文化，本其自由，以易其国籍。然已成之国家，则不能轻言废除。吾人欲去狭隘之国家民族思想之为害，吾人又非空言博爱与人人平等所能为功。故吾人必须有不绝灭已成国家，而使吾人仁义之心，通达于天下世界之道路，以向往一整个人类组织，即世界国。此道路，吾意唯有先由国家中不同社会文化团体，越过国家之界限，以相通接，成世界性之文化团体，以促进世界性之文化交流，使各国家民族之文化精神之差别处，互相了解，而或由异成同，或互尊其异。此世界性之社会文化团体，即可为世界国之社团基础。此世界国之任务，则当有如国家之保护个人与国内社团，与国内社会文化之分途发展，而以保护世界之一切国家、世界性之文化社团，与世界之个人为责任。世界国保护各国与世界性之文化社团，国家护持一国内之文化社团。每一个人即为国内之公民，亦为世界之公民。每个人以义道尊人之国，以仁道爱自己之国。充仁道成礼道，敬世界国，充义道成智道，分别肯定世界各国社会文化多方发展，与各世界文化社团之价值。则世界国与各国，世界文化与各国文化，相依而俱成，皆为个人之仁义礼智之心所持载，则民主精神，可表现于国与国间，而个人之自由的向上尊重文化之精神，亦伸展于世界矣。

夫宇宙之道，多无一则不生，一无多则不成。个人，一也，而其各种文化活动之兴趣，多也。文化理想，一也，同一理想所聚集之个人，多也。多个人聚集以共实现一文化理想，而成文化社团。诸文化社团，多也，国家之组织，一也。诸国并列，多也，世界国，一也。诸国之同类文化社团，多也，世界性之文化社团，一也。个人多方面之文化活动兴趣之分别客观化、社会化，以成多社团；一之散为多，多亦各为一。而多"一"也。多社团之成为一国，则多"一"之复返于国之一。各国之并存，则一而复一，而国之"一"多。通各国之文化社团，以成世界性文化社团而统于世界国，则国之多亦复统于一。一多必并存。一者必须与另一，俱成以多，多者必须有所一。而后人之精神，乃无往而不见普遍化之文理，斯谓太和之世之文理见。而再润泽之中国式之生活情趣，鸡犬在户，五穀在田，牛羊在野，而工厂在林水之间，父子兄弟，怡怡如也，皆有礼乐文化之生活，以陶养性情，兼对文化有所贡献，世人之精神乃无所不运，而六通四辟，皆有轨辙可寻，而生意盎然矣。斯则吾人之藉西方之国家精神，以充实吾人之文化精神，而可转以吾人之文化精神，裁抑西方国家精神，以充达吾人之仁心仁性于天下，而所想望于人类世界之社会文化组织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