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寿九十的马相伯先生在我国总可以够得上尊一声“老头儿”了，听说有一次某处开会纪念孙中山先生，请他老演说，读总理遗嘱的时候，全体起立，他仍旧坐着，说中山是我的老朋友，是我的老弟弟，可以恕我的。这并不是他老有意犯什么反革命，就是孙总理在天之灵真是亲身到了，看此“天下之大老也”的一位马老，想起来一定也要冥冥中向他点首致敬的。这位马老先生，却不是“马齿徒增”，并是一位有名的演说家，而且听说我国人精于拉丁文的，除了至死拖着辫子的辜鸿铭外，硕果仅存的就是他。

在本年十二月十三日，有许多朋友替他庆祝九秩寿辰，这位老头儿说了几句老话倒也饶有趣味。他说他十七岁到上海的时候，一只鸡蛋只卖一个钱，拿出五个钱到小菜场去买菜，就可以过节；一担米只卖六七百文；道光二十九年闹着空前大饥荒，一担米卖到一千二百文，大家已经叫苦连天，诧为奇事！这几句老话当然可以反映目前生活程度之高得可以，不过我们如想到文明愈进化，生活程度亦愈高，各国如此，原无足奇，最可虑的是生活程度尽管继长增高，而全国的生产力和个人的入款率却不能跟着跑，人人觉得入不敷出，苦不堪言，便是社会杌陧现象之所由来。

马老先生还说了几句话，不是有趣味，却含有使人受着很大刺激的辣味。据说他初到上海的时候，所谓租界也者不过是洋泾浜一带，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南京路在当时还是一片荒凉，垒垒坟地；所有的巡捕不过十六个。后来他就活着眼巴巴的看见租界的圈儿一年比一年的大起来，大到如今的田地。我以为他这几句老话至少含有两点意味：（一）我国的荒凉坟地给人家拿去了便变成如今的繁华市场；（二）我国人在此数十年中竟好像蒙在被窝里睡觉，让租界的圈儿尽管一年比一年的大起来。我们的民族意识这样的强烈，怪不得最近有一位旅沪外侨名玛立逊也者竟在《大陆报》上大提倡索性把上海租界南市吴淞以及近郊各地“一搨括之”收租价五万万两，统统送给外国人。可惜他竟未提倡把中华民国送掉，那岂不更为直截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