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病人，出了医院，独自在马路上走着，当这初春郁闷的空气里，人是昏昏地如同一个害怀乡病者。回到寓处，悄悄地更觉无聊，不由地回想到几年前卧病在医院里的一件事。

那时我在H省的一个中学读书，忽然得了伤寒病，被学校办事人将我送到一个天主教的医院。不幸我的病很棘手，从头年初冬直住到第二年正月才逐渐好起来。非常的寂寞，时时刻刻都想到家乡，尤其是过了旧年新正的开始。几次剧烈地凄凉地回忆，曾痛哭了，以为我已是人间的孤寂者，失了父母，失了兄弟，失了所有的朋友和一切可纪念的地方。兼之医院中侍候病人的人，并不像别的院中有看护妇能同你谈天或向你劝解；而这院中仅是雇了粗笨的男用人，连旅馆中的茶房都不如，他们都是从乡下来的，为了信教的关系所以被收留了来侍候病人。他们讨厌的面孔我是看得烂熟了，以后见了他们就将眼闭起来，睬也不睬。他们还时常在廊子里打架厮骂，烘烘地如同一窝蛆。

一天下午我很烦的在床上躺着，他们又在廊子里大笑起来，有的笑得“昂昂”的声音，好像一条狗。少顷，有一个叫阿荣的进来，我看了他一眼，还闭着嘴在发笑，于是我不高兴地问他：

“你们在外面闹什么？”

“不是的，外面来了一个小杂种。”阿荣又忍不住笑了。

“怎么，怎么，你说什么？”我更不高兴起来。

“我说，外面来了一个住院的小孩子。”

“什么小杂种！”

“小杂种吗？他妈是俺中国人，他老子是外国人。这不是杂种吗？”

“你也是杂种罢？”我恨他说话太粗鲁了，不禁地用了这话来骂他。

“哎，”他有些奇怪了。“先生怎么……”

“给我滚出去！”我大声地叫了。

他看我从没有过这样咆哮，倒使他吃惊，于是轻轻地反手闭上门走开了。

天气渐渐温暖，草木也渐渐发了芽，医生叫我可以到廊子里晒太阳，散步，吸新鲜空气。

这一天午饭后，我扶了手杖慢慢地走到廊子里，顶头便看见一个很美丽的小孩，在廊子尽头太阳下坐着，比时我便知道了这就是一个不同种不同国的双亲的儿子。

我因为初离病床，身体仍旧萎弱，却不大想往廊子前面去，便在廊子这一头的软椅躺下。但是这小孩子，被太阳照着，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戴了毛线球的红帽，上身穿了毛呢的小大衣，下面便是红毛线的裤子，同着小小的黑皮鞋。

他的颜色带了微微的惨白，尖尖的下额，两眉略重，衬着凹下去微蓝的眼。他独自在坐着，手里拿着糖盒。他的神情很寂寞，时常向四面同窗外探望。

他不像别的小孩一种欢乐活泼的意味，在面孔上就可以表现出来；他老是有一种沉郁的颜色，当时我想，这大概是病的缘故。

“Hollo！——”

他听了我的招呼，很出神地向我注视。于是他向我微笑着点点头。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便偏过头向窗外呆呆地望去了。

我因精神不好，也不想去和他攀谈；但是时时地注视他，总以为他是很可爱的。他要是发现我在望他的时候，头便转到别处了。他也时常向我注视，他好像不敢正视似的，忽然看我，忽然头便转过去，但不久他却又向着我看了。他这样地偷视，使我惊异，以为他居然是在猜想我和在研究我呢。

廊子外走着的脚步声，顿时使他惊异起来，他便忙将他手中糖盒向大衣底下放，好像特为隐藏着。廊子的门推开了，侍候人的阿刘走进来；阿刘向他笑，他也不自然地局促地笑了。

“儿子吓！”阿刘这样地向他叫。

“唉……”他曳长了声音回答他。他发音很沉着，音尾好像有些微颤似的。

阿刘于是高兴地笑了，看着我，大概是表示特别给看的样子。阿刘又问他。

“你是谁的儿子？”

“是你的！”他仍旧不自然地笑着答阿刘。

“你那手里有什么呢？”

“这不是空手吗？”他将拿糖盒的右手往大衣里紧塞，左手伸出向着阿刘。又接了说一句，“手里什么都没有。”

“不是的，你那放在大衣下的右手。”

“那是盒子。”他冷冷地说。

“什么盒子？”

“糖盒。”他有些窘了。

“那么，儿子，该给我几块吃呀！”

“不，只六块糖，大夫叫吃两天的。”

“那不行，你不给，我要抢了。”

“不，不，你不要抢！”他更窘了。“不要抢，我拿给你！”他无可如何地将左手也插到大衣底下，将盒子打开，拿出了一块。

“来，儿子，递到我的嘴里！”阿刘吃吃傻笑，好像一条狗，将身子躬下，张开大嘴对着他。

“小杂种，真不大方，这一小块！”阿刘嫌糖只一块，不高兴地骂着。转面向我笑，又带了不好意思似的，我愤恨地特地将眼闭起，不去理他。

廊子的门又响了，阿荣忽然进来了。

“怎么，你给他糖吃，不给我吃吗，儿子？”

他非常的张皇，两眼瞧着阿荣，半晌没有答话。

“怎么，儿子，给我呀！”

“没有了！”

“没有了？我不信，盒子给我看。”

“又少了一块了！”结果，他拿了一块给阿荣。他默默地看着阿荣，失望地说。

阿刘同阿荣走开了。于是我遥遥地大声问他：

“为什么让他们叫你儿子？”

“不呀，我不是他们的儿子，不是刘的，也不是荣的。他们说，要不答应作儿子，就不侍候我了。”

“不要怕，他们不侍候你，你同大夫说。”

“那么，他们怕大夫吗？”他说了，默默的往外望去了。

我心里很愤怒，为了自家病初好，不愿去多管闲事，也就忍住了。

天天下午在廊子里晒太阳，因而同这小朋友也逐渐熟悉了。他对我并不像以前那样的生疏了。他时常叫我说故事，有时还叫我同他一起唱歌。

很奇怪的，他总不像别的小孩一种天真的活泼；每回为了一桩有趣的事，引得他高兴地笑了，但到刚笑出声音的时候，却又无端地将笑容收敛了。他自己不会觉得他是这样冷静，自然他是习惯了于这寂寞的意态中。

一次，我看他不在廊子里，于是悄悄地走到他的房门口，头贴着玻璃门往里望，见他正坐在小椅上，两眼发楞地看着墙上耶稣的圣迹，带了一种凄凉独自的神情。

我轻轻地推开门走进去，他并不理会我，仍旧在对着圣迹痴望，于是我低声地问：

“你在看什么呢？”

他转过头来，好像才发现我是站在他的后面，还是默默地不说话。我不禁地又追问他：

“看什么呢？”

“我看耶稣在天国里，妈妈爸爸都在那里！”

“怎么？”我惊异了。

忽然，进来了一个法国医生，手拿了一小糖盒，问他：

“Comment？……”

“不懂，”他摇摇头。

“你是法国人，怎么不会说法国话呢？”医生微笑着问。

“不，我是中国人，不是法国人！”

“哈哈！”医生大笑了。糖盒递给他，笑着走了。

我牵了他的手一同走到廊子里。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承认他是法国人，分明父亲是法国人。

“你为什么不说是法国人呢？”

“不，我还是中国人。爸爸有一回说，再过三年，带我到法国去，妈妈不愿意，哭了，她告诉我：你不要忘了是中国人。”

“爸爸不是法国人吗？”

“爸爸是的。可是他为了妈妈哭了好几场，也说好罢，我们不再要回去了。”

“哦哦。”我慢声答他。我的心便幻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天气忽变，下了几天雨，春寒袭人，使刚好的病人更不好受。我们几天便没有见面，因为医生不叫起来，不得已只有在床上躺着。

天终于晴了，气候也变成了温和。于是在这初晴的下午，我们又往廊子里一同谈话了。

他同平常一样地叫我说故事。我于是向他说《卖火柴的女儿》，说到那女儿从火柴的光中看见她的祖母的时候，他忽然说：

“我昨晚见了天上星星一闪，看见我的爸爸，看见我的妈妈了！”他说得愈兴奋了。“妈妈拿了一捆花给我，爸爸捉了两个燕子……”

这时候院中走着一位拖黑袍的老神父，长胡须将胸前的十字架都盖着了，一种慈爱的神情，整个地在那面孔上表现着。他看见了这老神父，赶快开了门跑去，神父看见了他，也连忙向前将他抱起。长须的嘴唇在他那小小的面颊上不住地吻着。他呢，如同一只柔和的小绵羊，俯在老神父的怀中。少顷，他问：

“爸爸妈妈，还在一起吗？”

“在一起的。好孩子你可以不要想念他们！”

“爸爸妈妈，他们在天国里都好么？”

“他们都是好的，好孩子，你为什么不想别的，专想他们呢？他们都快乐，平安，好孩子，用不着你去想他们呀。”

“爸爸妈妈，我忘不了呢。”

“唔”，老神父微微地笑，两眼红润了，更显出一种蔼然可亲的样子。“慢慢地，等你病好了，我带你看大象和花孔雀去。”老神父这样打破他的话头。

于是我知道了，我的这小朋友，原是人间之最不幸者。双亲都离开了他，使他在儿童的时期，已变成了人间的孤独者了。

老神父又重行吻他，走了。还仁慈地颤声地说着：“慢慢地，病好了看孔雀去！”

他悄然站在院中，目送着老神父。

他于是随我走回廊子里，我问他：

“为什么他知道爸爸妈妈的消息呢？”

“先是爸爸病在这医院，不久就搬到那个房里。”他手指廊子对面的病房，这病房专为治不好的人预备的。“爸爸以后死了。他替爸爸祷告，说爸爸的罪过没有了，要天主收留爸爸在天国里。”

“那么妈妈呢？”

“爸爸死了两个月，妈妈又病了，也住在那小房子里。这天晚上妈妈见了我站在她的面前，她哭了，她手伸出来要摸我，大夫不准，牵我走开了；我回头看，妈妈还在哭。第二天他又将妈妈送到天国去了。那时候我问他：爸爸妈妈，能在一起吗，他说：是在一起的。”

“哦……”我想用什么话来安慰这不幸的小朋友，但终于未想出。

“我想念妈妈同爸爸，也不知妈妈同爸爸想我不想。”他喃喃地说。

“何必想他们呢？”

“不，我还是要想的。”他的眼圈红了，说话的声音也变了。

医生进来了，叫我们各自到房里睡去。幸而这样解了围，不然这不幸的小朋友愈伤心，我愈无法制止。

随后我们在廊子时，从不敢谈起易于触动他使他伤心的事体，直到他出了院。

多年过去了，自然这不幸的小朋友的消息，一点也得不着。他是这样小小的年龄，竟失却了亲爱的父母。这人间的酸辛和寂寞，他能堪受么？说不定，他寻着了天国的历程，同着双亲会晤了，永不分离。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

（原载1927年5月25日《莽原》2卷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