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尝谓中国人重内，西方人重外。外则为天地，内则为心胸。天地愈大，则心胸愈小。心胸愈大，则天地愈小，适成对比。此又中西双方文化一大不同之点。

先以农业人生与商业人生言。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卒于斯，葬于斯。子孙百世，如此相传，俯仰之间，天地岂不甚狭小。然而即此天地便是吾之人生。盈天地吾心乃无不顾及，吾心即此天地。吾此心已充塞天地间，则其心胸之广，自不待言。

古称十室之邑，其生活尽是一般，只各在一狭小之天地内。后人又称三家村，其生活亦尽是一般，亦各在此一狭小之天地内。故农村人天地之狭小，乃仅为其一心之所容。而其心胸之广大，则已能与天地而为一。

五口之家，各有父母子女。我孝，谁当不孝，则孝已尽人道。我慈，谁当不慈，则慈亦已尽人道。三家之村十室之邑相为邻里，我对他家人尽其忠信，又谁不当忠信，岂不已尽了天地间之人道，于我又何憾。

若我不孝不慈，在家即不和不安。若我不忠不信，在乡党邻里中亦将不和不安。此理至明，反之吾心而即知。则天下人之道，又孰能外于此心以为道。吾心即天地间人之心，吾道即天地间尽人所当行之道。简单明白，如是而已。

都市商业人生则不然。生活条件内不自足，必求之外。如古希腊，仅一小半岛及近海各岛屿，通商非亚两洲，复杂多变，形形色色，难以言状。唯求一己赢利而止。然亦多变，亏者倾家荡产，盈者富可敌国。故商人无自足心，亦无自信心。互顾皆然。唯见外在天地之广大，内在心胸则渺小。与农人心理又乌得相比。

孔子亦生农业社会中。自称好学，亦学于十室之邑之忠信，扩而大之，忠于国，忠于天下。信于一世，信于万世。心胸愈扩愈大，求与天地参。则孔子心中之天地，岂不仍是一小天地。孔子不仅在曲阜，至齐至卫至陈至楚，天地亦无大变。其弟子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本立而道生。”曾子曰：“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则孔门之所谓道，亦唯此心之孝弟忠信而止，又何尝离此心胸而别有所谓道。

古希腊之学有两大端，一曰科学，一曰哲学，皆本于外以为学。上本天地，旁及万物，其所求知既在此，则所学亦在此。天地既大，事变既繁，孝弟不得专恃以养家活口，而忠信亦不得专恃以出门营利。古希腊人之为学，其主要乃在向外求真理，而科学哲学遂以成立。不信人性由天赋之善，故在人生行事中无真理。向外求则重客观。在己在人，则为主观，皆不足信。于是其所求，乃在物不在人。在天地万物间求得真理，乃反以限制人，是为法制刑律。人事不越出法制刑律之外，斯可矣。然希腊人尚计不及此，必待罗马人起，法制刑律乃特见重。故希腊仅有城邦，至罗马乃始有帝国之建立。

然法制刑律仅在消极的限制人，不能积极的领导人。总之，法制刑律非即真理，何能成群立国。故罗马帝国未崩溃，而宗教即兴起。但宗教信仰灵魂降谪，人生由原始罪恶来，则人生中仍无真理。果使宗教即真理，此真理亦在外，在上帝，不在人。人生罪恶除忏悔祷告外，别无其他得救之道。故宗教所信仰之天地虽大，而信教人之心胸则更狭。甚至只许有上帝，不许有己心。

西方人之所赖以维系人群，建立国家，则唯科学、哲学、法律、宗教之四端。皆求之人之外，不求之人之内。愈向外求，则天地愈大。愈不向内求，则心胸愈狭。至于今日，因于科学之发展，交通之便利，商业之繁兴，而五大洲人类可以朝夕往来，天地益大，而心胸则益狭。几于人人尽守一个人主义，互不信，互不亲。即男女婚姻双方，亦各站在其个人立场而结合，而离散，亦唯双方个人之自由。其他如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君臣上下朋友，相互之间，又更何亲信可言。此非心胸之日狭乎。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其弟子问，必不得已，于此三者而有去，当何先。孔子曰：“去兵。”又问于此二者必不得已而去，当何先。孔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今日，则首畏兵不足。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美苏为举世两大强，然孰居上，孰为次，美苏各不自信，唯日孳孳患兵不足。继此以往，美苏互争，乃各不能有兵足之一日。其他二等三等以下，全世界百五十国，亦各求足兵，各自争强，各无兵足之一日。又美苏两强，争以赠与武装，出卖兵器，为其敦睦邦交之首务。故兵器精良，武装充实，今日各国已远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然而足兵之望，则渺不可即。小战赓迭不休，计唯美苏大战，两败俱伤，庶有了局。

次言足食。科学发达，足食非难。但饿死事小，失兵事大。今日之世界乃如此。以国与国无可互信故。不仅国际间无信，即一国之内亦无信。民主政治，下不信其上，故必选举。又必分党以争，故必经年改选，而党争终不已。则孔子民无信不立之语，迄今亦信而有征矣。

西方宗教信上帝，而人与人间则无可信，即上帝亦无奈之何。故曰凯撒事凯撒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敌对双方，各在战壕中默祷上帝助我，和平庶可保。胜败既分，而和平仍不可保，第二次大战继起。兵力不足恃，上帝亦无可信，则人类和平其将何途之求。

和平真理唯一“杀”字，以杀止杀，而杀终不可止。中国人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以止戈为武。孔子言民无信不立，已不可行于今日。倘明日美苏能互信，则核子武器一切杀人利器皆可废。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孔子又曰：“听讼我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诚使无讼，则一切法制刑律亦可废。然则孔子言政治究何以为道，其道究将何从而得，实仍值深究。

孔子所言道重在信，信从心起。必先信己心，乃能信及他心。夫妇人伦之始。西方人言恋爱，但双方对此爱心均无自信，故对上帝宣誓，赴教堂定约，而自由结婚后仍得自由离婚。中国人则言夫妇和合，爱可信，斯和合亦可久。

晋公子重耳离狄出亡告其妻，待我二十五年而后嫁。其时本无女子不得再嫁之法律规定。其妻季隗告重耳，我年二十五，待子二十五年，将就木矣，愿终身以待。至齐，齐又妻以齐姜。齐姜亦爱其夫，与其客谋，醉而行之。重耳之秦，又娶怀嬴。重耳因秦力返，又将赖秦力以成其大志。是重耳志在功业，其爱旧之心则自有变。此亦天地大而心胸转狭。女子在闺房，天地小而心胸则大，能自守，能自信，乃能信及他人。狄人闻重耳返，而送还季隗，齐姜则不复有所见。若使当年齐姜不信重耳，乌能许重耳之离。城濮一战，重耳为诸侯盟主。使齐姜尚存，或闻之，其心当有慰。亦可无憾矣。中国人言一阴一阳之为道，非有当年之齐姜，又乌得有他日之晋文公。而今人则必为齐姜叫屈，使齐姜当年不许重耳离去，毁其夫，亦即以自毁。而今人仍谓之爱情至上。此则爱心大，而天地为之狭矣。

重耳亡臣中有介之推，重耳归，赏从亡者，忘之推。之推不言。其母从子隐。之推从亡亦其忠，岂图他日之赏。赏不及，无伤其忠。我获我心，何待自言乞讨。其母亦以子心为心，从隐亦一乐。晋文公物色之，之推隐不出，亦非心存怨恨。初不为赏，今又出而受赏，其君必表愧歉，其先受赏者必表仰敬，转滋多端，心反不安，乃终隐不出。搜者焚山迫之出，之推母子卒被焚死。后代有寒食节，即纪念之推，传遍全中国，逾两千五百年不息。在之推则亦唯守其初心不变而已。既不为当前之利，亦不为身后之名。名传千古，亦岂其当年意想所及。则亦心胸大，天地为之小矣。孔子言：“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若齐姜，若之推，亦皆其一时之从心所欲。故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能有此信，他复何言。

中国人言女子有三从。在家从父母，出嫁从夫，寡居从子。此三从皆内在之心德，非外定之法律。孔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齐姜当时唯劝其夫速离，在妻位则然。之推母从子隐，居寡母位则然。而中国此下逾两千五百年来之历史大传统，则齐姜与之推母，皆具有大影响。故仁义礼智一切人生大道，皆由此心之自信始。则非近代个人主义功利观念之所能相提并论。

汉乐府：“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婚后被弃，上山采蘼芜以为食，而其关切故夫之心则仍不变。长跪而问，有情有礼。短短二十字，可谓能深入天下千古之人心，至今传诵，犹有余味。离婚在中国，亦非法律所禁。乐府所咏，亦非重男轻女之意。此心异，则天地亦随而异。非此心，又何来有此辞。

程伊川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乃指夫死寡居者言。然使寡而有子，其子不当饿死。范仲淹母再嫁，乃得使仲淹长大成人，此乃夫死从子，非失节。故女德之三从，乃一种无我之心，唯以父母与其夫其子为心，其天地乃甚小，其心胸则甚大。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内有欲而求之外，则天地横梗矗立在前，所欲愈多，斯外面天地愈大，而内在心胸则愈窄。郑康成言：“仁者，人相偶。”人必相偶为人，不能独立为人。女性多情，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能知求窈窕之淑女，斯其所以为君子。而岂好色多欲之谓。多欲则在家可以自陷于不孝，既嫁则可以离婚求自由，夫死则人尽可夫。天地更大，一唯己意之所欲，而己则独立为人，可有相偶而不相偶。故有欲斯有我，多欲则多我，多我斯多变。在我多变，尚不自信，何能信人。人亦岂能信我。各不自信，又不互信，斯其心胸愈窄，而外面天地则愈大。乃欲转向此大天地中寻求真理，是亦人心之一欲而已。道在迩而求之远，不知反求之心，而误认人欲为天理，斯其贻害人群将无穷，卒无思以挽之者。此亦诚堪悲叹矣。

范仲淹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以天下之忧乐为忧乐，此亦一种无我精神。无我非无忧乐，乃不忧乐其一己之私，斯之谓无我。无我实乃一广我大我，则心胸大，而外面天地则小。不见一己之私忧乐，唯见一共同之大忧乐。颜子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实则颜子亦非有乐无忧，如见卓然有立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是则颜子之所忧，亦即颜子之所乐。范仲淹读书山寺中，断齑划粥，非其所忧，实其所乐。故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实亦即其一己之乐。此之谓天地小而心胸大。及其居高位当大政，两子共一袍。兄穿出，弟留家。弟穿出，兄留家。其子赴江南收租，故旧石曼卿三丧无以葬，捐租以济。归告父，父亦大乐。此种心胸，昭在史册。后人读史，岂不以人群中有范氏父子为乐。然范氏上十事疏，卒不行，实无以救当时之社会。此孔子之所谓道不行。而此道则长在天地间。此非心胸大天地小而何。中国之广土众民，至今依然，而益发皇，此即其道之所在矣。

顾亭林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社既覆，终不复兴，而中国人之天下，则岂不至今尚存。顾亭林自以一匹夫负其责。使当时无顾亭林、李二曲、黄梨州、陆桴亭、王船山诸匹夫，则不知中国人之天下至今当何似。此亦天地小心胸大一例证。有顾亭林诸人，斯民有以立，立则立在其所信。先有亭林诸人之信，继之以大群之共信。明末以下之天下，即立于此信。今则此信失，斯民又将于何立，此则仍必待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者出。曾涤生原才言：“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以今世言之，一二人之心，又岂能转移天下之风俗。天地已日大，心胸已日小。但今日之中国，而仍能有范顾曾诸人者出，则其言犹可信。文化传统不同，非可一概而论。今日国人一心模仿西化，心既变，天地亦随之变，虽有范顾曾诸人之言，亦将无足信。

其实新旧即时代与传统之分，故曰新时代，又曰旧传统。时代多重外在空间，传统则必经时间绵延。故每一时代中必存有某种或某几种传统之存在，未有无传统之时代。唯传统则必有其内在精神，以心传心，始有传统。外在事物，无传统可言。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此功字，即偏指外在事物言。故凡重外在事物功利者，功成即身退，此乃历史之大例。专就近代史言，英国国旗遍受全地球各地太阳光照射，英国人之帝国主义可谓已功成。两次世界大战，英帝国皆战胜方，而英帝国亦告崩溃。则老子之言已有信。而今国人则改慕美国。倘美国亦有功成之日，我国人仍当改慕继美而起者。此见天地之大，而我国人心胸之狭。则宜我国人亦尽讥孔老所见天地之狭矣。

帝国主义既崩溃，而资本主义犹存。最近几年来美钞价格时有摇动，不能保有世界市场之标准价格。抑且美国之对外贸易，武装军备为最昂贵之第一项，日常用品反成入超。则美国资本主义之终将身退亦可知。

则试重引孔子言说之。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此言，非不知时代之有变，而终有一不变者存。此不变者，则虽百世而可知。其所损益即其变，所因即其不变。变则成为时代，不变则为传统。所因则因于人心之有信。自信互信共信，则又何变。帝国主义崩溃，即孔子之所谓去兵。资本主义衰落，犹孔子之所谓去食。民无信不立，此一信字，内本人心，外通天道，乃可万世因之而变。西方文化重外在之事功，故随时代而必变。中国文化重人心，重忠信，故可随时代而变而终有其常。不忠无信，则此时代无可长存。

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绝不能谓其忠于外忠于他人，而可得外面他人之共信。不共信，又乌能共存。今日西方人唯一口号，曰自由平等。唯其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下，不自由，不平等，故此一口号乃获人人之共鸣。然果使人人自由平等，则何来有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然则近代西方人之呼号正不啻自毁其立场，则宜其时代之不可久而必变矣。

然则若使帝国主义崩溃，资本主义衰落，而人人自由平等，又如何？曰自由平等正对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而发，若使此两主义俱告没落，则此两口号亦将失其存在，此亦功成身退一大例。婴孩初生，若使即获自由平等，则此婴孩亦唯有即趋死亡之一途。婴孩之获长大成人，即正为其不平等，不自由，而获父母之养育，否则何得长大成人。及其疾病衰老，又复不平等，不自由，有待人之护持。忠信乃人生始终所依，方得为人生之大道。

故不忠不信，则人生不能有夫妇家庭，而更何论于君臣与朋友。即论国际，亦赖忠信。如汉之对匈奴，唐之对突厥，皆有实例。而东北之有朝鲜，西南之有越南，中国对之尤复忠信有加，故此两国受中国文化之陶冶亦特深。三千年之史事，举不胜举。今日国人乃称汉帝国唐帝国，尤为妄称。帝国经营有成败，资本商业有盛衰，唯忠信之为人道，则无成败可言。忠信乃德性，非事业。大学之道所谓明明德于天下，亦明此忠信之德而已。使忠信之德而明于天下，则世界大同而天下平，斯曰至善，乃可止矣。

要而言之，人群和平相处之大道，家国天下之大本，必建基于人心之忠信。西方文化实亦不能离此，而演进日远，回头非易。若论中国，此义早揭发于古人，近日向慕西方，此义亦臻暗晦。迷途知返，非无其机。而当前人类之厄运，亦殊堪嗟叹。天旋地转，本于一心。心胸开，天地亦尽归此心中。有心者，曷不反省一试之。自觉自悟，当下即是。是不为，非不能。纵不信古人，宁不信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