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章叙述了导致中国现代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有关历史背景，特别提及中国受传统方法教育的古物家发现甲骨文以及在中国开展田野工作的欧洲科学家全力做的示范所带来的影响。这两种研究活动汇合在一起，使现代考古学在中国革新的一代中很受欢迎。
1928年5月，傅斯年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代理所长，当时他是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傅是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的古籍造诣极深，并注意批判和改革旧的教育制度。“五四”运动后他赴欧洲（1919—1926），到英国、德国学习，但他不是为获得学位，而是贪婪学习，汲取使他感兴趣的西方思想。1927年他回国。这年国民党在南京建都。那时，中山大学是以新思想吸引青年人的学习中心。
当傅斯年接受了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任务时，他那敏捷机智的头脑提出了一个后来常被同时代学者引用的口号：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这一口号像是七言古诗的对句。第一句引自白居易的名诗《长恨歌》。第二句是强调“体力劳动”，即“走路和活动去寻找资料”。在西欧长期学习使他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的不足就在于人为地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开。他确信若不把这种障碍扫除掉，就无法得到获取科学知识的新方法。在欧洲的初期，他在心理学系攻读，但并没有停留在当心理学专家上。这初步的训练显然足以提供给他理解体力与脑力之间复杂关系的能力。铭刻于他年轻的意识中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灵魂的根源深埋于整个人体结构内——现代医学致力于考察人体的细部，而现代心理学则深入研究人的心理状态。
傅去欧洲前是位著名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与欧洲人接触了一段时间。他是认识到东西方文化彼此间的不同并具体设法使这两种文化结合的中国学者的范例。他提出了上面的口号，并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的前言中对此作了详细解释。此刊出版时，他仍在广州，研究所尚处在筹建阶段(1)。这口号起了作用，因为傅斯年除了有渊博的古典知识外，还有透澈的西方科学知识。在同时代的学者中，他还是最有能力的行政管理者之一。
傅的口号强调不要停留在言论上。这实际上是他创建的研究所执行了四十多年的管理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
当研究所尚处于筹备阶段时，代理所长就派董作宾到安阳对这早已闻名的刻字甲骨的产地进行初步调查。此时（1928年），以罗振玉为首的大部分金石学家认为经过三十年对甲骨文的搜集，埋藏的珍品已全部被发现，再进一步搜寻是徒劳无益的，这种尝试也是愚蠢的。
傅斯年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他认为，上述看法是荒谬的。董作宾不是大学毕业生，1928年他三十岁刚出头，是“五四”运动的天然追随者，富有新思想并急于为自己的研究搜集资料。傅所长派董赴安阳进行初步调查有两个简单原因：董是河南人，这在许多方面都将有利于他的工作；再者他头脑灵活，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古物家。
实际上这两位学者，无论是倡导在安阳进行田野工作的傅所长，还是因系河南人而有天才又易于接受新思想而被派到安阳的董作宾，对现代考古学都没有任何实践经验。董在他的报告中说他的工作是考察遗址以查明是否还有一些甲骨值得发掘，或是否真像罗振玉及其同伙说的那样甲骨已被挖尽。
为此目的，他于第一次正式去遗址之前，对那里的情况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私人摸底。1928年8月12日董作宾到安阳后，先拜访了本地一些绅士，他们之中有彰德府中学的校长，几个古玩店的老板，不认识甲骨文而以伪造甲骨文出名的蓝葆光。通过访问，董获得大量关于一般情况和本地甲骨舆论趋势的情报。第二天由一个向导伴同亲到小屯村访问。在那里许多村民给他看欲出售的小块有字甲骨，他用三个银元买了一百多块。村民告诉董作宾说，过去古董商到村里收购时不要这些小碎片，于是他们就捡起来存放在家里。所以，当董第一次访问时，村中几乎每家都保存着一些“字骨头”。偶尔见到一些大块甲骨，卖主索价每块四至五个银元，董作宾认为价格过高。
与此同时，董在小屯村里雇了一个青年人为向导，领他到一个挖出甲骨的地方。这青年人指的地方是凸起的沙堆。董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个沙堆与罗振玉1915年访问时描述的相反。罗日记中写的和董从市中学校长那里得到的情报，一致认为甲骨可能埋藏在耕种的棉田里。洹河边的沙堆是不耕种的。但当对沙堆西边靠近棉田的一特定地点进行考查时，董发现几个新填上的坑，这些坑很显然是最近挖的；而且在三个被填坑中的一个坑旁，他捡到一片无字甲骨。在此处捡到这片甲骨的证据和村民们卖的以及董从本地搜集的情况，使他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小屯埋藏的有字甲骨不像罗振玉及其同伙讲的那样已被挖尽。第一次初访小屯后，董作宾认为此遗址仍值得发掘。所以，他立即写了报告，并拟定了试发掘计划。
读了董作宾第一次初访安阳的报告后，傅所长毫不犹豫，马上采取措施，准备在小屯进行初步发掘。这新的计划虽不用花大量经费，但没有预算；经过和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多次磋商，傅斯年终于得了必要的经费，总数为1000银元，在那时这不是个小数目。有了这点经费，野外工作者还得为购置全部设备，包括测量仪器和摄影工具及其他必需的资料花一笔钱。董组织了一个由六人组成的工作队，这六个队员（有的是志愿人员，有的是雇用的）从不同方面与他合作，共同完成了第一发掘季度的任务（1928年10月7日—10月31日）(2)。1928年10月董作宾领导的这次试发掘，通常称为安阳第一次发掘。
1928年10月7日，董作宾带着南京中央政府和开封的省政府的官方证件到达安阳。河南省政府为便利董的工作，选派两名人员伴随他同到安阳。董的第一次正式的安阳调查的全部报告在冬季于开封石印出版，后又在四卷本的《安阳发掘报告》（1929年12月—1933年6月）上作为第一篇文章重新刊载(3)。董第一次正式发掘后的报告不仅结束了旧的古玩爱好者“安乐椅上研究”的博古家时代，更重要的是为有组织地发掘这一著名废墟铺平了道路。
摘录一些第一次试发掘的具体结果和一些参加者发表的看法是极有益的，而且是有历史意义的。首先，我们看一下在这著名遗址的实验性考察中做了些什么。主要是：
（1）这个队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工作。
（2）选择了三个实际发掘地点，两个（第Ⅰ、Ⅱ区）在小屯村东北洹河西岸的一块农田里，此河有一段围绕着该村的部分农田。另一处（第Ⅲ区）在村中。
（3）出土了784片有字甲骨，其中555片是龟壳，229片为牛肩胛骨。此外还有千余片无字骨头。
（4）除了甲骨，其他出土物包括：
（5）发掘的范围和可扩展部分，可能包括村北和村东北的整片农田及村中，也可能扩展至村南。
（6）殷墟似形成于这个地区遇到几次大洪水之后；根据董作宾的解释，洪水源于黄河，即那时黄河河道很接近于小屯。
（7）从三个试掘地点的坑里出土了刻字甲骨：
董手抄有字甲骨392片，并作了不少考释，这与他的报告一起发表于《安阳发掘报告》上。（图4）
图4 董作宾画的第一幅草图
在董作宾领导的试发掘后，笔者继在安阳发掘中担任领导工作，连续了将近九年。因此，下面的叙述有些带有自传性。
我在1928年才见到傅斯年，那时他已因“五四”运动而成了国内的名人。1918—1923年，我在美国留学，专心攻读几门社会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五年后回国，在天津新建立的南开大学任教。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1923—1925年）。
因自清朝以来我就住在北京，所以在天津任教时，经常来往于京津二地。在那时的大学所设课程中，人类学是个十分新颖的学科，因而这两个城市的一些学术界人士对我产生了几分好奇，常邀请我参加两市的学术会议和一些社交活动。进入社交界时间不长，我就与许多长期以来我所敬佩的专家建立了友谊。很快我就被介绍给丁文江、翁文灏和胡适，并成为中国地质学会正式会员。作为这个学会的一员，我自然有充分的机会认识许多国内地质学家和外国的科学家——地理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等等。
丁文江这时已不在地质调查所担任领导，正在管理一个总部设在天津的煤矿公司。他对人类学的浓厚兴趣使他对我的工作很关心，他建议我千万不要失去到田野收集资料的机会。所以，当新郑发现青铜器的消息在报纸上公布后，他鼓励我去新郑发掘，并资助二百元（中国国内通用的银元）作为田野费用。(4)
于是我亲赴新郑发掘。但发掘的结果并不怎么令人满意；我仅发现一些人骨，青铜器和玉器早已被全部掠走。这最初的发掘经历没能真正把我吸引到考古科学上去，但它却给了我一个教训：做这种工作一定要非常注意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状况。
1924—1925年，即我在南开教学的第二年，在北京见到了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他正在那里代表弗利尔艺术馆寻找机会在中国搞些科学发掘。很快我们成了朋友。在这一学年，毕士博写信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他们的田野队搞些考古发掘。经认真考虑和征求朋友的意见后，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并提出我认为重要的两个条件：第一，如果我决然参加他们的活动，则应与一个中国学术团体合作并在它的主持下进行工作；第二，我没有任何义务向国外输出发掘所得的遗物——我的暗示是应在中国研究这些发现物。(5)
很长时间我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在一次社交活动中与毕士博巧遇，他热情并很有礼貌地走近我，再次谈他的意见。在这次非正式会谈中，他对我讲弗利尔艺术馆不要求我干我认为是不爱国的任何事。政治和社会状况变化如此急速，为什么不在实验性基础上一道工作呢？毕士博是我印象中在北京的几个友好真诚的美国人之一，因为他的建议适合于我对学术研究的看法，我同意了“在实验性基础上”接受这项工作。这事发生在1925年春天，当时安特生的史前发现已成为北京、天津学术界谈论的话题。
是年初，清华大学建立了一个研究“国学”的中心。“国学”相当于现代英语的“汉学研究”。我荣幸地被新创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为讲师，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著名学者在一起。我的任务是讲授人类学。大约与此同时，弗利尔艺术馆通过它的田野发掘代表毕士博也在上面提到的谅解的基础上同意聘用我为在中国的田野发掘队队员。
1925年冬，弗利尔艺术馆和清华研究院共同派遣我搞些田野发掘，并给我任意选择发掘地点的权力。清华大学的高年资教授梁启超是个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把我推荐给山西模范省长阎锡山，那里的政治管理最为闻名，治安长期稳定。我和熟悉中国现实政治和社会状况的朋友认真商量后，选择了山西省为我的第一个考古发掘地点。
袁复礼——曾参与安特生在仰韶发掘的地质学家，听到我将去山西考古而自愿与我同行，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幸运了。地质调查所和弗利尔艺术馆都赞同。袁和我在1925年至1926年冬季离开北京去山西。在途中，我们拟定了考察的路线。在那时，政治家和一般民众都还不了解科学，更谈不上科学考古了。所以，在第一次旅行中，我不得不用很多时间和一些行政官员及当地居民谈判。我享有的任何社会和政治的有利条件，大部分是由我的高年资同事提供的，或全凭个人幸运。
我和袁决定，到太原后主要沿汾河河谷南行，直到山西省南边界的黄河北岸探寻考古的可能性。这里已有一条铺平的路，可利用的交通工具是骡子、骆驼椅、人力车和骡车等。我们从平阳府（临汾）开始向南仔细勘查。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人雇一头骡子驮运行李、测量照相仪器和人。山西运输的骡子以耐力著称，能驮重300多磅，以每天25英里的稳定速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走。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我和袁骑骡子从临汾出发，向南漫行约一个月。在日常观察中，主要发现三个有彩陶的史前遗址，另有许多有重大考古价值的历史遗址。我把考查的详细情况特别是新的发现向清华研究院及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作了汇报后，又奉命到山西搞发掘工作。清华研究院和弗利尔艺术馆都同意由我选择第一个发掘地点。因两个合作机构都很满意袁的帮助，所以我们俩于1926年秋又去山西。拿到必要的官方证件和介绍信后，我和袁一致同意选择西阴村为第一个具体发掘点。西阴村位于夏县，是我们考察时发现有彩陶的三个史前遗址之一。我们这样抉择有以下几个原因：
（1）史前遗址不含任何金属品，可以避免挖宝的怀疑。
（2）发掘的是过去不知名的埋葬，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减少公众反对挖墓的意见。
（3）仰韶文化的发现已排除了对史前文化重要性的怀疑。
另外，我的同事地质学家袁先生已在他调查过的仰韶遗址中取得了许多田野发掘经验。
我以为不必更多介绍第一次发掘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情况，因这些已用英文和中文报导过了。在该遗址收集的遗物中最著名的是一个人工切割的蚕茧，这被史密森研究院的一个专家鉴定为家蚕（Bombyx Mori）的茧。(6)
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在政治革命高潮时的中国虽未引起特别注意，却成就了我个人的名声——工作方法现代化的、兴趣超越历史时代界限的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家。弗利尔艺术馆的馆长知道了我的事迹后，通过毕士博表示希望会见我，并邀请我去华盛顿。
1928年夏我去华盛顿，与洛奇（John E. Lodge）馆长愉快会见。交谈后他答应继续支持中国学术机构与弗利尔艺术馆之间在任何考古新项目方面更进一步合作的努力。
我经欧洲、埃及和印度返回中国。当有生第一次到香港时，我急于游览过去从未去过的广州。1928年这个城市是各种革命活动的中心。据我所乘去上海的半岛—东方公司邮轮的时刻表，在香港要停三天，这样我可在有限的时间内从容地观光广州，我这样做了。
一到广州，我即被领去见傅斯年，那时他也正期望能与我一见。见面后他问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是否能任他正筹组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负责人。他告诉我董作宾在安阳的发现，我也对他讲了我与弗利尔艺术馆的协定。意见看来没有多大分歧，因为弗利尔艺术馆馆长刚批准在实验性的基础上进行这种合作。
这样，于1928年至1929年冬我就开始拟定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计划。这自然要求我尽量去了解安阳殷墟遗址。回到北平后，我迫切的任务是赴开封与从未见过面的董作宾协商。当然关于任命我的事，傅斯年所长已通知了他。在开封我了解了所有董作宾能告诉我的关于小屯遗址的现状及他试掘的结果。直到现在，我与这位富有魅力、令人敬佩的同事第一次会见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的头脑机智灵活，富有实践知识。他的主要学术兴趣和最近的成功使他相信仍有埋藏的甲骨值得发掘。
在开封与董作宾非正式会见后，我俩都同意旧历新年后到安阳再搞一次试掘。我们还达成一项谅解：董研究契刻文字，而我负责所有其他遗物。实践证明这一谅解对我们的个人关系与合作是重要的。作为考察这个遗址的第一位先锋，董作宾应该有机会研究这批最重要的科学发现物，而有字甲骨是安阳发掘的关键珍品。另外，董的古文字学研究能力是无容怀疑的。
在与董作宾个人接触及阅读了他写的报告的基础上，我获得了有关遗址现状的一般知识。基于这一般的认识，我认为：
（1）小屯遗址明显是殷商的最后一个都城。
（2）虽遗址的范围未确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遗址的一个重要中心。
（3）在地下堆积中与有字甲骨共存的可能还有其他类遗物。这些遗物的时代可能与有字甲骨同时，或者较早或较晚，当然要视埋藏处多种因素而定。
根据这三个假设，我制定了1929年春季由我首次负责在安阳的田野工作，即第二次小屯发掘计划。因为弗利尔艺术馆同意并支持我在中国学术机构领导下的田野工作，所以经费没问题。与董作宾商量后，决定具体工作采取以下步骤：
（1）聘用一个称职的测量员对遗址进行测绘，以便准确绘出以小屯为中心的详细地形图。
（2）继续在遗址内若干地点以挖探沟的方法进行试掘，主要目的是清楚了解地表下地层情况，以便找到包含未触动过的甲骨的堆积特征。
（3）系统地记录和登记发掘出的每件遗物的确切出土地点、时间、周围堆积情况和层次等。
（4）每个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坚持写关于个人观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发生的情况的日记。
1929年春季发掘按计划完成。在小屯村发现了更多的甲骨（685片）。对三个不同地点村南、村中、村北的麦地和棉田分别进行了地下情况的调查。这次发掘结束，我们把大量出土物装箱包好运往北平研究。此时历史语言研究所已将所址迁至北平。傅斯年所长决定向公众发布初步发掘报告。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7)，文中我根据春天的发掘和观察得出一重要结论，即地下堆积分三层：（1）殷商时期主要文化堆积；（2）覆盖其上的是分散而众多的隋唐墓葬(8)；（3）覆盖这些墓葬的是现代堆积层。我们还发现许多地下窖穴，其中填塞的主要是殷商遗物，包含陶片、石器、动物骨骸，偶尔有些断裂的玉块或玉片等。这些遗物及时登记注册后全部运到北平所址进行研究。在这次发现的遗物中最重要的仍是一批有字甲骨，这是在村内发掘点出土的，此处距董作宾第一次发掘出甲骨的地点很近。
在第二次考察安阳期间，开始测量以小屯为中心的这重要遗址的地形。因无人确知遗址的大小，所以我们暂将测量工作限制在发掘出甲骨之处或传说过去挖出甲骨的地方。第一个地形图是张蔚然测绘的，完成于1929年秋季第三次安阳发掘（图5）。我领导的第二次田野发掘的另一项任务是坚持系统地记录收集到的陶器；在连续十四次安阳发掘中，这一艰巨任务从未间断地坚持下来，但正如预料的那样，记录方法和分类标准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图5 小屯及其邻近地区图
没人能推测出小屯村东北麦地、棉田现在表面的情况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殷商时期的面貌。然而准确地绘出现在的地表图是田野工作者的任务。
发掘团开展田野工作后，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小屯村坐落于一块微平的土地上，村东北麦棉田面积约180000平方公尺，向北向东逐渐升高。精确的测量表明地面高起约3—4公尺。最高处是在东边靠近洹河岸的一个地方。北边临洹河岸处，有一块比村子高出2—3公尺的台地，但一条凹地把它与东边的高地分开。这凹地可能是在雨季时把水泄入洹河的。北岗西面在1929年有条长长的深沟，此沟从花园庄几乎直通北面的洹河，而且它也像是小屯村麦棉田的边界线。村民称之为“水沟”。根据小屯村民的传说，此沟似也是甲骨珍品堆积的西部界线。据了解堆积地点的人说，所有的“字骨头”都是在水沟东部的地方发现的。测量以后我们发现，水沟最低处实际上并不比小屯村的地面低多少。
比村子地面高约2—3公尺的两个土岗和村东北麦棉地西部边界的“水沟”是初访小屯村时大体的表面迹象。这初步的观察与测量有助于我制定1929年10月开始的第三次发掘计划。由深受旧的挖宝传统影响的河南省政府组织和支持的另一个发掘队，使我们第三次发掘中断了三个星期。虽然这场政治性干扰很快就解决了，但挖宝的传统观念顽固得很。为此我们当中许多人积极活动，要求中央政府制定一个古物保护法，包括保护遗址和有历史价值的遗迹措施，以及国家珍品出口规章和管理科学发掘的条例。此法的第一条，是我们提议而被采纳的：政府明确宣布所有地下古物都是国家的财产，任何个人和私家团体无权发掘。在广泛讨论了几年后，立法院在1930年6月终于通过了这个保护法。其中包括管理正式发掘的规则，这是过一段时间后补充的。需要提一下，内务部和教育部于1935年春联合向中央研究院发出批准允许发掘的第一号执照，而当时安阳发掘已进行到第十一次了。(9)
这个保护法的内容与安阳田野工作的进步有密切关系，因在我们发掘期间，田野考古工作者除面临复杂技术问题外，还有某些非技术性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艰难障碍。在中国这样一个受传统束缚的国家里，进行田野发掘经常会遇到这些障碍。
通过行政磋商和建立友好关系，抚慰了省政府的竞争队，我们于1929年11月15日恢复发掘。这一季发掘开始时我的田野计划是对整个遗址进行全面揭露，即用我称之为“卷地毯”的方法。由于省政府组织支持的发掘队的干扰，我只好采用便于情况允许时加以调整的方法。于是，我又重新开始制定了更系统的在小屯村东北麦棉田里开“探沟”的发掘计划。
在这块地的西半部，我计划挖一条南北向的长纵沟和六条平行的东西向的横沟，进而探索农田下整个遗址的主要堆积的分布情况。至于村中的地下情况，在春季已进行了初步调查。
尽管第三次田野工作被干扰了三个多星期，但出土物仍是较原预想的更鼓舞人心。结果充分证明，殷商文化遗迹重要的中心区在村东北麦棉地下某个地方，位于村西北沟与东、北部的洹河河谷边界之间。
南北向的纵沟揭露了地下一般堆积的剖面，六个平行探沟相距各15公尺，通过纵沟向东，这些沟肯定开在中心地区。在沟H13和H13.5之间，靠近纵沟处，我们发现了一个未曾动过的堆积，事实证明这是殷商文化最重要的堆积。此处就是后来有名的“大连坑”。
第一次发现和这次发掘范围逐步扩大的细节，已有专论在《安阳发掘报告》上发表(10)。在此，我总结一下这遗址的重要新发现及其与我们在这个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进程的关系。必须明确，第三次发掘的成就决不只限于发现“大连坑”。所以，下面的总结包括整个发掘时期的丰硕成果。
对我们工作队来说似乎头等重要的是清楚地显示了地下的分层顺序。把一个隋墓之上的地层断面与“大连坑”的未触动的地层比较研究一下是有意义的。殷商文化堆积之上有一保护层，土色从褐到黑，质坚固，厚度1—2公尺不等，这层常常是没有任何文化遗物，甚至连陶片也没有。至于说在3公尺多深处发现的隋唐墓，其上的回填土常呈现与前面叙述的保护层完全不同的层次。
具有更多意义的当然是这次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因我亲自指挥“大连坑”的发掘，所以我能以亲身感受来叙述这一重要的堆积依次揭露的各阶段的情况。
“大连坑”位于洹河西岸高地的西南约50公尺处，它揭露的是横沟H13及其向北的扩展部分。表土一揭去，即表明此处的堆积未被扰过。以下列田野记录（从表层依次向下）为例阐述田野登记的方法：
（1）表层，0—0.4公尺，混合土，内有一网硾。
（2）第二层，0.4—0.87公尺，土黄黑色，仅出土一石刀。
（3）第三层，0.87—1.4公尺，土呈褐色，无任何遗物。
（4）第四层，1.4—1.85公尺，土色同上，但土质坚硬较难挖，有炼渣和贝一个。
（5）第五层，1.85—2.1公尺，土色逐渐变黑，质坚硬；发现几块陶片、炼渣和一块雕刻花纹的砂石。
（6）第六层，2.1—2.4公尺，土黑而硬，在东北角有夹有黄沙的淤土、许多红烧土块，并有炼渣。
（7）第七层，2.4—2.65公尺，土色、质同上；但在东北角深2.65公尺以下处，土色变浅灰，质稍松软；开始发现较多的陶片和有字甲骨的碎片，还有人头盖骨碎片。
（8）第八层，2.65—2.8公尺，灰黄色土，东北角的土呈深黄色；陶片种类有：红、黑色绳纹陶，黑、红色方格纹及其他类的陶片。许多陶片上刻有纹饰。其他遗物有：刻字甲骨、蚌片、石刀、砾石、鹿角、人骨碎片、陶范、石斧及碎石等。
（9）第九层，2.8—2.95公尺，土为灰色，陶片同上；另外还有刻字甲骨、刻花骨、刻纹石器、象牙雕器等，出土物极多。
（10）第十层，2.95—3.2公尺，土呈灰黄色，但在接近该层底部3.1公尺处出现黄土，黄土南边发现一堆黑炭，混有灰陶、红陶和黑陶等，陶片上有刻纹和绳纹等；另外还有人头盖骨、陶范、砾石、骨锥、石制工具、有字或无字的卜骨及绿松石等。
（11）第十一层，3.2—3.3公尺，黑土与黄土混合在一起，出土物很少。3.3公尺深处以下，除东南角（《安阳发掘报告》第2期第232页作西南角。——译者）有半圆形黑土遗迹外，其余部分似已到底。
第十一层以下，即距现在地面3.3公尺以下，有一个层面被一层位于清晰的黄沙土上的黑土覆盖着，看来未被动过，这是很有意义的观察结果。这显然是用作居住址或贮藏穴的地面。更加振奋人心的是在3.3公尺处下，还有一个地下堆积，即一个深陷的圆穴，从“大连坑”底部向下深陷3公尺多。在这直径近2公尺的圆穴底部，发现一堆甲骨，其中有些是全刻字甲，后来董作宾在一篇专论中阐明了它的重要性。(11)
这个圆穴和另一靠近它西边的长方形窖，是“大连坑”下的一对地下窖穴，我们在此发现了这次发掘中最丰富的埋藏珍品。这些发现物中的多数过去无人知晓。“大连坑”的出土物及其下面两个窖穴中的堆积共同确凿地证明下列出土的遗物和有字甲骨显然是同一时代的：（1）无字骨和几乎完整的刻字龟版；（2）各类动物骨头；（3）多种类型的陶器：白陶、釉陶、红陶和灰陶；（4）雕刻的骨器和石器；（5）象牙雕刻；（6）距地面约10余公尺深的地下窖；（7）石工具和青铜工具共存；（8）铸青铜器的范；（9）其他出土物。
地下情况一弄清，这些单件或成批的出土物的同时出现的重要性立即被广泛认识到。这对我们继续在安阳发掘是有益的。
在这些新的出土物中，釉陶、白陶和铜范不仅使国际上广为注意，而且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讨论。特别是彩陶片的发现更是独一无二的，尔后的发掘从未见到与此相同的，这陶片使中国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简言之，争论的焦点是在小屯堆积中揭露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与青铜时代的殷商文化之间的关系。讨论持续多年，因它涉及到中国早期文化起源这个基本问题。(12)
1930年，当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田野考古移向山东省时，安阳发掘停止了一年。在靠近山东省城济南的一个地方，吴金鼎发现了一个新的新石器文化——黑陶龙山文化。吴是我指导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毕业生。考古组的田野工作人员到济南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一个季度的发掘。华北首次发现的黑陶文化，不仅打动了那些对古代中国有浓厚兴趣的学者，而且鼓舞了新一代的田野考古学家，特别是那些一直密切注视安阳出土物及发掘情况的人。
同时，1930年也发生了另一些影响田野工作的组织和小屯遗址发掘计划进程的事件。特别与我有关的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弗利尔艺术馆未能就在华北继续进行考古发掘问题达成协议。当这停止合作的不幸事件发生时，很明显我的工作很难维持。所以，在完成了分派给我的一切田野工作后，我辞去了弗利尔艺术馆的工作。从1925至1930年，按前面讲的协议我连续工作了五年，并希望通过中国研究机构和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达成的协议，促进考古科学的发展和增强中美在学术研究中的友谊。这失败当然使我非常沮丧。
一些欣赏我的田野工作的朋友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积极请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给予经费资助安阳发掘，这不久就实现了。1930年初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聘任我为中国考古学研究教授，这是一个特意捐赠给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讲座。另外，三年里每年拨1万银元作为研究所的田野工作费用。
于是，1931年春开始第四次安阳发掘。考古组从1929年冬停止在小屯发掘到这时已一年多了。第四次田野发掘队是在新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包括更多的考古工作者。带着一些新观点和对遗址性质更多的了解，我又走向田野。在队员中我有许多经过较好训练的新助手。
第四次发掘一开始，我们就在1929年测量的遗址上分五个区，每区由一位受过训练有经验的考古工作者指导进行发掘，每人有几名年轻的助手和受过训练的发掘工人协助。大多数队员在参加城子崖发掘中都收益很大，那里出土的遗物包括重要的卜骨标本，这些卜骨是用肩胛骨做的但没刻字。城子崖遗址周围有一圈已坍塌的墙，此墙是用夯土建的。仔细审查夯土使人们回忆起前三次在小屯发掘中出现的地层与此惊人地相似；当时董作宾和张蔚然解释这为洪水沉淀层。
所以，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重新解释过去我们在安阳遇到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观念，这对安阳田野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我个人而言，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聘任和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使我受到极大的鼓励，因我在发掘中负主要责任。
在山东田野工作中获得的新经验使我开始设想，用肩胛骨占卜不仅存在于华北的史前时期，其范围更为广泛。在古代传说中关于商朝早期历史的记载，确实提到商朝建立后曾五次迁都，这些都城的具体位置是研究中国古史的学者最感兴趣的问题。我认为新发现的龙山文化有可能是商文明的直接前身。至少用肩胛骨占卜明显地说明了商文明与早于它的华北史前文化之间的关系。
有了这些新的认识，又有了加强的队伍，使我更有信心地安排组织扩大的安阳第四次田野发掘。我与考古组的成员及所长认真商议后，决定采用“卷地毯”的方法全面发掘小屯遗址。我确信已找到了关键所在，通过绘制夯土地区图的方法，可以追寻出殷墟中殷商王朝的建筑基础。
田野工作人员有老队员（前三次发掘参加者）——董作宾、郭宝钧、王湘和李济，还有新队员——梁思永、李光宇、吴金鼎、刘屿霞。石璋如和刘燿作为学员也参加了这次发掘。
这次找遗址（特别是寻找没扰动过的夯土地区）的方法之一，石璋如已在他1952年出版的《考古年表》中作了介绍(13)。
这次发掘将遗址分为五个区，即A、B、C、D、E。五个区的具体位置如下（参看图6）：
图6 小屯发掘的各区（据日译本）
A区，在1929年（第三次发掘时）挖的纵沟的西面。
B区，在纵沟东面，横沟11与14之间。
C区，位于横沟11的南面。
D区，在“大连坑”的东面。
E区，位于横沟14的北面。
这次发掘结束时，发现A区大部分被动过，H13与H14之间的地区过去多次被挖掘。相比起来，B区却保存了大量夯土面，这种情况在A区没有发现。这一区的发掘使所有田野工作者相信我们早期把夯土解释为洪水沉积是错误的。C区是过去村民从不注意挖掘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也发现有明显的大量夯土，与B区发现的相同；D区也是如此。
E区有所不同，在此我们发现了两个未扰动过的地下贮藏窖，我们将其分别命名为E16和E10。E16中填满了青铜武器和有字卜骨。E10中出土了大量动物骨头，包括一个鲸的肩胛骨和脊椎骨，更有意思的是在这批遗物中发现一个象的下颚骨。石璋如在总结这次发掘时写道：
占地约一千四百余平方公尺。……有版筑土多处，长方窖、圆窖、大灰坑等25处；墓葬等18处。窖壁不但整齐光滑，而且有相对之脚窝。E16圆井为本次的重要发现。遗物有戈、矛、铜范、花骨、白陶……及有字甲骨781片。
第四次发掘的新方法证明不仅可行而且是成功的；从发现物和“卷地毯”的方法所取得的成果，都证明了两个月艰苦工作的良好成绩。这次发掘结束时，我与同事们下了决心：无论经费上会有什么困难，探寻殷商王朝建筑基础的新观念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能为这个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朝代的建筑复原取得坚实的基础。对已发现的大面积夯土区进行全面研究和继续探寻其扩展部分这一基本方针，证明是正确的。要知道，探寻夯土的新过程是耗费时间的，这不仅需要耐心和一定的技术经验，而且也要有极丰富的想象力认识这长期计划的意义，即经长期工作之后证明它的永久价值。
这次除在小屯村遗址发掘外，同时，还派人去考察洹河河谷其他预定的发掘遗址，梁思永、吴金鼎和刘燿共同在后岗发掘。后岗是非常靠近铁路的一个土丘。吴和李光宇还负责小屯以西四盘磨的田野发掘。在梁思永领导下，后岗持续了几个发掘季，并证明是很重要的；它第一次揭露了彩陶、黑陶和安阳文化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在以后几次发掘中，曾到西边的同乐寨进行试掘，在那里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更重要的发现是在第九个发掘季（1934年）在侯家庄发现与小屯殷商文化关系密切的堆积，这里是洹河北岸。在安阳发掘的过程中，这里是小屯村以外第一次发现刻字甲骨的地方。
第五至九次发掘主要集中于小屯，发掘的宗旨仍是探寻殷商王朝的建筑基础。这五次连续发掘是从1931年10月到1934年3月底，田野工作队的成员和领导人经常变动（见表4）。
表 4
第五次发掘时在B区和E区发现了更明显的夯土区。E区发现的一个夯土区是由纯黄土做成的台基。这个台基横断面呈方形，方位向北，但下方遭到后来的破坏。当时我认为这很重要，所以随后的第六次发掘由我负责。这次发掘中又一个重要发现是有关建筑工程的，即发现几排未加工的大小适度的砾石沿夯土边缘规则地排列着。这些明显是用作支撑柱子的基石。这种遗迹常被发现。(14)
这一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在前几次发掘中常遇到类似的大小不同的砾石可能也是建筑上用的。这样看来，探寻工作自然越做越富有意义。
从第七至第九次，董作宾与郭宝钧两人轮流领导田野发掘，主要目的仍是继续探寻建筑基础，当然也考察其他地下建筑。这几次发掘季更集中努力深入研究“版筑法”（即夯土筑法）发展的不同阶段。很明显，掌握这技术对殷商时期土木工程来说是最基本的要求。在研究中，我们的田野工作人员学到了许多在中国已应用了三千余年的土木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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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引用的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其第一本于1928年10月在广州出版，刊载了八篇论文和傅斯年所长写的前言，他详细阐述了创办研究所的理由。本刊为季刊，每年刊出四分为一本，已连续出刊46年，现为第46本和第47本。
(2) 董作宾和考古队于10月7日抵达安阳，13日开始发掘。据董自述，发掘时间从13日至30日，共18天。
(3) 《安阳发掘报告》有计划地刊载安阳田野发掘及其材料研究的情况。1929年在北平创刊，只发行了四期，第四期于1933年在上海出版，当时史语所所址正向南京搬迁。这个刊物后来先后以《田野考古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的名称刊行。
(4) 当时中国报刊上有不少关于新郑青铜器的报导。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所写的《新郑铜器》一文（载《中国科学艺术杂志》1925年第3期）对此重要发现作了一个很好的简介。
(5) 据我所知，毕士博与我之间的全部公事信件完整保存在弗利尔艺术馆的专门档案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专函索阅。
(6)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载《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当时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永后曾回到国内对这一史前遗址出土的陶片进行研究，梁后来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他的硕士论文。
(7) 李济：《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载《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1929年），第37—48页。
(8) 小屯发掘出的隋唐墓总数为148座。其中三座有方形石制或砖制墓志铭，或刻或用红笔或墨笔书写。全部墓志铭上都注明为隋唐年代——开皇七年（公元587年）、仁寿三年（公元603年），另一块注有开皇字样（公元581—600年期间），但年份已漫漶无存，无法辨认。总之，从小屯十二次发掘（1928—1937年）中出土的148座墓中的俑像、瓷器、偶见的墓碑以及其他金属等遗物上判断，墓葬时代为隋或隋唐之际。
(9) 发给正式的许可发掘证是在立法院通过古物保存法大约五年之后，这主要是由于经营出口古玩的古董商人施加政治影响之故。
(10) 李济：《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载《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1929年），第37—48页。
(11) 董作宾：《大龟四版考释》，载《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1931年）。
(12) 考古家和史学家都参加了这场讨论。一些文章发表在《安阳发掘报告》和《史语所集刊》上，可以说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13) 石璋如：《考古年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2年版。
(14) 这组重要遗存的最早发现是1932年6月在E区，有照片显示当时一些考古人员站在一排础石前边指点础石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