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精

一、生平简历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省海盐县人，生于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九月二十八日。他的父亲张森玉，字云仙，号德斋，历任广东会同、陵水等县（均在今海南岛）知县。张元济幼年随宦在外，十四岁才回海盐，光绪十年入县学为生员，十八年中壬辰科二甲进士，同榜有蔡元培、叶德辉等人，张元济选授庶吉士，二十年散馆后改分刑部主事，翌年考充总理衙门章京。这时他的思想转变维新，与陈昭常、张荫棠等在京开办“通艺学堂”，教授英文数学，又协助《时务报》在京师的发行工作。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诏定国是后，张元济由德宗召对一次，他面奏请实行新政，另上折建议新政总纲五条、细目四十条，并奉命搜集新学图书进呈德宗阅读，八月慈禧太后政变，张元济奉旨革职永不叙用，即南下上海，应南洋公学聘请管理该校的译书院。

光绪二十八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并筹设编译所，介绍蔡元培担任所长，不久蔡氏离职由张元济自任，主持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的编辑；三十三年七月，朝旨授他邮传部左参议而不就，同年十一月浙江教育会推举他为会长；宣统二年五月，学部在京师召开中央教育会议，奏派张謇为会长、张元济与傅增湘为副会长，会议结束时他即发起组织全国性教育团体，定名“中国教育会”，以谋全国教育之发达及改良为宗旨，他并被推为会长，张謇与伍光建同任副会长；宣统三年袁世凯内阁成立后，十一月初任命他为学部副大臣，仍辞不就职。

民国以后，张元济专一经营商务印书馆，担任经理职务，曾于民国四年赴欧美各国考察及联络出版事业；一九二〇年，商务实行总经理制，他和高凤池二人改任监理，一九三〇年商务召开董事会，张元济当选董事长，以后继续蝉联直到一九五九年病卒为止，他参与、主持和督导商务印书馆先后将近六十年，使商务从草创初期的印刷业，蜕变成编译、印刷、发行一贯的出版事业，以协助教育、传播文化为经营的宗旨，从而奠定了中国最大规模出版机构的基础，与清末民初教育、学术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一九四八年三月，中央研究院首次选举院士，张元济因为“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的原因而当选，在同年九月举行的第一次院士会议揭幕典礼中，他当众发表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以从事学术研究的演说。

一九四九年九月，张元济自上海前往北平参加中共政治协商会议，然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人大会代表，上海市文史馆馆长等职，但他在一九四九年底商务印书馆工会成立大会上不幸中风，最后的十年都卧病在床，直到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四日逝世，年九十三岁。①

二、涉园藏书

张元济出身于读书和藏书的世家，“涉园”一名起自明末他的十世祖张奇龄（字符九、号大白，万历举人）的书斋命名② ，九世祖张惟赤（字君常、号螺浮）是清顺治朝进士，继承父志将涉园辟建成海盐当地的林泉胜地，并开始着意搜藏图书。绵延数代之后，到乾嘉之际元济的六世祖张宗松（字楚良、号青在，监生）一辈时，藏书之富达到巅峰，除了家族公有的涉园旧藏外，兄弟九人中至少有六人都以藏书著名，以张宗松自己的“清绮斋”为例，其书目所载共有一五五九部，一万余册，其中宋元刊本五十部、抄本二九〇部，他和当时江南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吴骞、鲍廷博等，都有往来借书校勘，张宗松还曾刊刻《王荆公诗注》等四部书。

张氏一门在道光朝后较为中落，公有的涉园藏书先售于苏州书肆，各房所有的清绮斋、芷斋、研古楼、坚斋等藏书，也先后相继散亡，连清绮斋书目都沦落到僧院的破纸篓中；接着太平天国之役，涉园名胜毁于兵燹而告荒废，园中所存刻书板片也荡然无存，数世盛业就此化为云烟，以致光绪末年叶昌炽为历代藏书家撰写“藏书纪事诗”时，虽根据一些零星资料录有涉园张氏一首，却因不详其人而列入无考者之内，到宣统中经张元济函告家世才重新补撰，叶昌炽为张氏写的纪事诗如下：“盐官城畔螺浮宅，月落乌啼唤奈何；欲续清河书画舫，图画松下已无多。”③

从上述可知，张元济虽承继了涉园之名，却没能承继涉园之书，他后来收藏的每部图书，都是自己一手获得的，不但如此，张元济又努力收回先人旧藏，只要得知书市中出现盖有涉园印记的图书，便不惜高价购回，各地好书的朋友如傅增湘也经常在北平代他留意，日积月累的结果，竟也陆续收回了五十二部之多，包括辗转落入于右任手中再售出的《荀子》《庄子》两部宋刊本，这些重返涉园的书中，最早的可溯至他的八世祖张?（字云渠、号皜亭，康熙举人）旧藏。

张元济因爱家而爱乡，数十年中搜罗海盐及嘉兴府（海盐旧属嘉兴府辖）地方文献极多，抗战时他和叶景葵等人在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为率先提倡，便将这些故乡文献全部捐入图书馆，包括三部分：嘉兴先贤遗著四七六部、海盐先贤遗著三五五部、涉园先世著述刊印及旧藏一〇四部，共计九三五部、三七九三册，合众图书馆曾编成《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叶景葵在序文中认为这等于是一部嘉兴艺文志了，又说如果人人效法张元济从自家做起，用心搜罗乡里文献，联家而乡、联乡而县而省，则积小成大、化零为整，全国图书文献何患不备？

地方文献之外，张元济收藏的古本秘籍不少，尤其嗜好宋本，原因是“固重其去古未远，亦爱其制作之精善，每一展玩，心旷神怡。”④ 他曾为专收藏宋本的潘明训代撰一部《宝礼堂宋本书录》，书录前他的一篇长序至今也还是讨论宋本板刻印刷的圭臬，但却不曾为自己涉园中的宋本汇编过目录，因此除了收入《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的部分外，并不确知他究竟收藏有多少部宋本书，目前台湾已知曾经张元济旧藏的宋本原书，是“中央图书馆”的写本《宋太宗实录》、黄庭坚的《山谷琴趣》、欧阳修的《醉翁琴趣》、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权德舆《权载之文集》等几部，数目虽不多，却每部都是连城般珍贵！

三、涵芬楼藏书

一九三一年以前，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东方图书馆，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所私立图书馆，它的前身是张元济自光绪三十年手创的涵芬楼，以善本古籍及方志享誉学术界；到一九二五年时经王云五的建议，与商务编译所其他中外新书并成一处，改称东方图书馆，以藏书之多及公开阅览闻名全国，但不久便在一九三二年初毁于日本发动的淞沪事变中。

张元济最初加入商务后，提出筹设藏书楼供编译所同人参考，以求提升出版水准的建议，原计划以八万元收购著名的陆氏皕宋楼藏书，不料日本岩崎财阀开出更高价的十万元，使中国四大藏书家之一的皕宋楼，变成了东瀛汉学重镇的静嘉堂文库。张元济继续努力，经同年好友蔡元培的介绍，收购蔡的绍兴同乡徐氏“镕经铸史斋”五十余橱藏书⑤ ，成立涵芬楼，接着吴县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谀闻斋”散出的书，也大都由张元济网罗入涵芬楼。民国初年因为获得三个重要的大藏家：盛昱“意园”、丁日昌“持静斋”、缪荃孙“艺风堂”的善本不少，加上张元济屡次从北京书肆购回、及在上海陆续收得的书，涵芬楼便在商务的雄厚财力和张元济的主持擘画下，崛起为上海有数的藏书楼。

张元济自己有涉园藏书，又为商务印书馆经营涵芬楼，其间分际必需不相混淆，才不致遭人物议，这可举一部《宋诗钞初集》为例说明他的态度，当初他为涵芬楼购入第一批徐氏镕经铸史斋藏书时，便已发现其中有这部涉园先祖旧藏的书在内，上面还有他六世祖不少的手泽，张元济当然极渴望收回，但因书属商务公有而罢，事隔多年之后，他偶然在书肆中又发现一部同样的书，而且还是自前一部抄录的，当即买下并向商务同人商换其先祖旧藏，这件事始于公私分明而终于情理兼顾，他感叹地说：“吾家旧物，先人手泽，经百数十年流传于外，而复能为其子孙所有，岂非冥冥中有呵护之灵耶！”⑥

涵芬楼并入东方图书馆以后，仍继续不断地收藏善本，一九二六年左右，上海富商兼大藏书家的蒋汝藻（字孟苹，吴兴人），因为事业失败，其“传书堂”（密韵楼）典押于银行的藏书，辗转流入涵芬楼，这批曾由王国维费数年之力编撰书志及校勘过的珍籍⑦ ，成为涵芬楼历来最重要的收藏之一。到一九三一年时，涵芬楼（即东方图书馆的善本部）共收藏三七四五部，三五〇八三册的善本书，其中宋板一二九部、元板一七九部；此外，涵芬楼还有二六四一部，二五六八二册的方志，在当时仅次于北平图书馆，高踞全国第二位。以上并不包括涵芬楼最后整批收入的江阴何氏“悔馀庵”四万册，因这批书才于一九三一年购得，尚未动手整理，翌年初的淞沪事变爆发，炮弹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与东方图书馆的五十余万册书，也炸毁了张元济多年心血经营的涵芬楼，“战事至烈之际，飞灰漫天，残纸堕地，无一非吾商务印书馆之书。”⑧ 张元济寥寥数语，道尽近代图书文献的一大灾厄。

事变发生之前，张元济已觉得环境的不安，为保护得来不易的图书，曾陆续将珍本移藏公共租界的金城银行保险库中，但先后也只五四二部，五三〇〇余册而已，其中包括宋板九三部、元板八九部，涵芬楼被毁后不久，张元济即就这部分存书编成《涵芬楼烬余书录》，但迟至一九五一年时方才出版。

事变的第二年，商务组织“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计划每年从盈余提拨的公积金内，以三分之一专做恢复图书馆的准备，这个委员会由张元济担任主席，他个人并捐出一万元，可是迄今半个世纪之久，东方图书馆的复兴却始终没有实现。

四、校印古书

张元济的两大贡献，一是主编学校教科书，供给清末兴办新教育的亟需；一是校印善本古籍，协助民国以来的学术研究。教科书是有时代性的，学术用书则可历久不朽，他辑校印行的成套古书，先后有《涵芬楼秘籍》十集、《四部丛刊》三编、《续古逸丛书》、《道藏》、《续藏经》、以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其中尤以《四部丛刊》和《二十四史》的印行，是张元济最杰出的成就。

《四部丛刊》是从一九一九年起，以涵芬楼的藏书为基础，纠合二十五位著名公私收藏家的善本，就经史子集四部中切合实用的书，选择最精良的版本，以影印存真的方式广为流通，初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收书三百多种，装订成二千一百册，续编和三编相继在一九三四、三五年出版，共收书一百四十多种，装订成一千册，四编虽已辑成，却只印行了两种。

《四部丛刊》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同被认为是明代以后六百年来纂辑文献的四大书⑨ ，但《四部丛刊》除了规模庞大之外，张元济用于辨析版本、校勘异同、考证真伪的精神更多，这就纯粹是学养深浅的功夫了，许多书后都附有他的跋文或校勘记，同时在编印过程或再版重印时，如发现某书有更好的版本，便予增补或调换，即使毁弃原版重制也在所不惜，因此这部丛刊颇受读者欢迎，初编计划发行的一千五百部，在出版前已被预约至只剩数十部，以后除曾再版外，在台湾又经影印，但内容和版式都已有更异。

《百衲本二十四史》原计划包括在《四部丛刊》内，后来单独刊行，因为是集合各种不同版本的历代正史，而每一史又往往以两种以上版本配成，有如到处补缀的衣服一般，所以称为百衲本，这些版本也是他向国内及日本的公私藏家商借的，其中就有十五种宋本、六种元本，“遵古影制”的气势似乎不可一世，其实有的古本漫漶垢蔽、不堪卒读，尤其是自宋书至周书的所谓“宋蜀本眉山七史”为甚，影摄后的底版非经过繁复费事的描润手续不可，张元济订下严格精密的程序，毫不放松地要求工作人员照办，因此从一九三〇年开始从事，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完成出版，装订成八二〇册，读者见到的是描润后字迹清朗的影印本，但如将原本两相对照，任谁都会惊诧于不相容的存真与描润两者，竟能达到“矛盾统一”的地步，这也只有张元济的热忱和他主持下的商务才能如此，出版界是再没有像他这般对人对己的了。

学术成就当然不是单凭热忱便可获致的，张元济在辑印的同时，除就每一史的版本异同写有要旨跋文外，并逐页逐行的读校和笔记，先后完成多达一百余册的校勘记，一九三八年印行的《校史随笔》，其实还不到全部校勘记原稿的十分之一，傅增湘推崇他的成就，足与清代著名的史学家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钱大昕（撰《二十二史考异》）先后辉映，他的校印工作正如王氏自为期许的：“予任其劳，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人乐其易。”⑩ 而任劳居难的张元济之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实也就是学术界对他的贡献的肯定！

注释

①关于张元济的生平，资料虽多而言人人殊、各有出入，尤以生卒时间为甚，本文张氏生辰及家世，是根据合众图书馆编《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顾廷龙编《涉园序跋集录》两书，至于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经历及逝世日期，是根据顾廷龙撰《回忆张菊生先生二三事》一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英文本《中国名人传记》。

②一九五六年，顾廷龙为祝贺张元济九十生辰，辑印《涉园序跋集录》一书，台湾“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七九年照本翻印，抽去顾廷龙后记而加进王云五一跋，王氏或不知涉园之名远承自明末张氏先祖，而于跋文中推揣张元济命名之意。

③叶昌炽《藏书记事诗》卷四。

④张元济撰、顾廷龙编《涉园序跋集录》第150—156页，《宝礼堂宋本书录序》。

⑤蔡元培与徐氏、张元济及商务三方面都有交谊渊源，他从光绪十二年起在徐家读书校书，长达五年之久，光绪十六年入京会试，十八年补行殿试，成为张元济的壬辰科同年，两人同选庶吉士，散馆后蔡点翰林，张改分部主事。戊戌政变后，张元济被黜出京，蔡也请假返绍兴，任徐氏所办中西学堂监督。光绪二十六年两人成为上海南洋公学同事，张元济加入商务后，并推荐蔡元培任编译所所长。

⑥同④，第264—265页，《宋诗钞初集》。

⑦王国维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止，应蒋汝藻之聘为编藏书志，详情可参见王德毅著《王国维年谱》。

⑧同④，第131—132页，《大清一统志》。

⑨郑鹤声、郑鹤春撰《中国文献学概要》第204—205页。

⑩张元济撰《校史随笔·傅增湘序》。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卷第一期（一九八二年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