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星野

南京大石桥

一九二七年夏天，我因为厦门大学风潮（当时我是厦门大学文学院学生），一时不能复学，到南京来投考中央党务学校。入学考试试场，是南京大石桥前东南大学的体育馆。在场监考有两位穿夏布大褂的人，一位是白面书生型，一位是魁梧雄伟武士型，考生们切切相告，那白面书生型的，一定是五四运动领袖，文采满天下的罗家伦了。（当时党校教务副主任是罗先生，事实上，教务主任戴季陶先生很少来校，校长又是蒋总司令兼任，不在南京，全校教务上责任，是罗先生担负的。）当时，我是十九岁青年，有“英雄崇拜”心理，急想认识罗家伦，结果是认错了，那“白面书生”是保定军校出身，名军事家吴挹峰，是当时担任总务副主任，那魁梧雄伟武士型的，却是罗家伦先生。

罗先生本是东南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奠定了东南，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东南大学暂时停办，中央党务学校，即借用东南大学右边的一半校舍。中央党务学校不但用了东南校舍，而且罗先生将东南大学最好的教授们，如今天在座的方东美先生及赵兰坪、韦润珊诸位先生，全请来党校任课，当时教授阵容，是一时无匹的。北京大学在座的有王世杰先生及周鲠生先生、段锡朋先生等，金陵大学的唐启宇、赵叔愚等先生，复旦大学的赵棣华、王世颕、余井塘诸先生，也都被罗先生延揽过来。在龙潭战役，首都危急存亡之时，（宁汉分裂，蒋总司令下野之际）罗先生与谷正纲、吴挹峰先生，坐镇校中，渡过战争的风浪，也渡过政治的风浪，使刚才诞生的革命学府，不但安然屹立，而且对党国有卓越的表现。

红纸廊

志希先生一生，对中国大学教育之贡献，是非常大的。他是蔡元培先生的得意门生，所以他办教育，与蔡先生的理想和做法，很相类似。他先后主持了国立政治大学的前身中央党务学校与中央政治学校的教务，担任了清华大学的校长，及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在政治大学，他名义上先后虽是教务副主任、教务主任、代教育长，事实上，校长由蒋公兼任，教务主任党校期间由戴季陶先生兼任，一切教务责任，皆落在罗先生身上。有许多次，罗先生请党国元老及学术权威们来校演讲，常误称“罗先生”为罗校长，刘文岛就是一个。

自党务学校开始，我便追随罗先生，他自己开课教书，教的是“中国近百年史”。一九二八年，学校由大石桥迁到红纸廊，那是江苏法政学校的旧址，也是辛亥革命前，端方总督办公地方，扶疏的槐影，幽静的走廊，里面有小小三间办公室，罗先生与总务主任吴挹峰先生，就在里面工作。两个人同一个办公室，有两张旧沙发，虽嫌简陋，也很清雅。自一九二八年起，直到一九三四年，我便常常有机会，到这个小办公室向罗先生请益。许多罗先生的著作，是由罗先生口授，我做笔记的，也就是在这个办公室中完成的。包括很多篇现在还未发表的珍贵稿件。

罗先生对他的老师蔡元培，非常崇敬，执弟子礼至恭。可是，他对于他自己的学生，却非常宽大，而且谦虚。他写信给我，总是称“星野兄”。我们一块儿工作，谈天吃饭，极其随便。他自己吟诗得句，常常洋洋得意地念给我听。讲些中外名人的故事，常常自己哈哈大笑。罗先生是教育家，却也是极富“幽默感”的人，他不但爱说“笑话”，即在严肃的大会场中，也常用“这不是笑话吗？”的口头禅。

在红纸廊的若干年中，我从罗先生处得到不少教益。这不但是由讲堂中听演讲，了解了罗先生治学的严谨方法，了解罗先生知识的广泛渊博，而最最重要的，是跟他做事，跟他聊天，在无拘无束交换意见中，得到的启发与认识。我在中央党务学校时是“学生”，在中央政治学校时，是教务处一名“编译部编译”，兼主编中央政治学校校刊，以后考上了公费留学，回国以后，做了外交系“讲师”，新闻系“教授”、“系主任”，一直到抗战胜利南京光复，中央政治学校改组为国立政治大学，我还是担任新闻学系主任，达十四年之久，而罗先生，早已于一九三四年，辞掉了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专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去了。

清华园

罗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时间不长，我在他校长办公室内服务，也不到一年。那是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间的事。清华学校改组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先生对于清华改为国立大学，有伟大的抱负与发展的计划。他说，已往的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今后的清华是国家完整的大学。他主张把科学的根苗，移植到清华园里，使他在中国土壤上，开花结果。他开始招收女生，他开始淘汰“次一流”教授，把全部旧教授，只剩下了十八个人。他除继续保持有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外，加设了各科研究所，请第一流学者为教授，大量添置图书及设备。我的中学国文老师朱自清先生，便是图书馆馆长，兼文学院院长。自清（佩弦）先生，是我于一九二四年左右在温州第十中学的恩师。我们两人，亦师亦友，在清华园的荷塘月色中，我们常常散步谈天，非常有味。我住北院，他住南院，那时，朱师母染患肺病，家中仍是子女绕膝，生活同在温州时代一样苦。

原来，我在丁惟汾先生主持下中央训练部做“编审”，罗先生要我到清华去，一方面，帮他编校刊，一方面，也是他希望我在清华那样幽美环境中，多读一点书，多听几位名教授的课。我们办公室中几位秘书，像郭廷以量宇先生（后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已故）、唐心一（曾任招商局副总经理），都是罗先生得意门生，才华洋溢。量宇传了罗先生的史学，心一的文学也受到罗先生熏陶。我与郭先生、唐先生三人住北院一座单身职员宿舍，还有一位戈定邦先生，是东南大学秉农山先生的得意弟子，权威生物学家，也住在一起，郭戈两位，都是从东南大学实验附中，到东南大学毕了业，郭先生读过罗先生历史的课。还有一位唐培经先生，也是罗先生十分赏识的学生，他因在清华大学教数学，其夫人为女士管理员，故没有在校长室共事。

罗先生的改革清华计划，是大刀阔斧的，当然也引起旧教授们的阻力。为开董事会，他于一九二九春间南下，由吴之椿先生代理校长职务，我也由校长室转到教务处。当时在南京，正开过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党务学校起了一点风波，蒋校长接受罗先生一贯的主张，把党校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由短期的制度延长为两年半制，更延长为四年制，丁惟汾先生为教育长，余井塘先生为教务主任。那年四月间，政校当局打电报到清华找我回去，任教务处编译，兼编校刊。罗先生在中原大战期间，不能再在北方耽留，为表示决心，不做清华校长到武汉大学应王世杰之聘当教授去了。

由红纸廊再回大石桥

罗先生自北京大学毕业后，曾由蔡元培先生设法，请纺织业巨子上海穆藕初（湘珊）先生筹一笔经费，送罗先生、汪敬熙、周炳琳、段锡朋、康白情等数位，出国留学，为国家培植领导人才。罗先生留学，同我们现在专读学位的留学生们不同，他在美国普林斯敦 14 大学，在英国的伦敦大学，在德国的柏林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都没有读学位，除从名师大学者致力于研究哲学、历史、文学外，尤其对这些大学文理学院如何办得成功，最为注意，因此他主持清华大学时，有一幅一流大学的发展蓝图，及至一九三二年，他受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便把他在上述世界一流大学观摩到的理想与制度，应用到中央大学，付之实践。

他接办中央大学时，仍兼任中央政治学校的教务主任及代教育长（代丁惟汾先生）。我自一九三一年，得中央政治学校留学考试录取，到美国研究新闻学，身在国外，故没有随罗先生到中央大学去。罗先生发展中央大学的大计划，我未及目睹（在座王蔼云先生最为清楚）。惟他百忙之中，常有信寄到美国，要我留心研究美国报业发展情形，期许我将来回国可为中国办一个第一流报纸。一九三四年我回国后，上海申报及时事新报，都要留我在上海，但中央政治学校的聘书，七月间即已寄到，中央政校蒋校长召见我时，就要我从事办报以前，先办新闻教育。

当时，罗先生对我可说是照顾非常周到。我回国时，还不到二十五岁，罗先生怕我教书会被学生轰掉，特别要我到外交系四年级去教新闻学，他说：“外交系四年级学生们即毕业，不会因教授太年轻而轰你的，而且太早就办新闻学系，也没有足够之师资。”因此，我自一九三四年九月开始，即教政治学校四年级外交系的新闻学，当时班上还有许绍昌这类出色同学，听我讲课，而没有把我轰掉。

罗先生在中央大学，又兼政大代教育长，很招引一些人的妒忌。因为首都人才云集，只有第一流学者，才会被罗先生所汲引。换言之，谁要到政大、中大教书，非通过罗先生的选择标准不可。而这标准，又如此严格，因此，有许多求职不遂之士，便造了许多谣言，中伤罗先生，指为他把持全国的大学教育。罗先生为止谤计，只好请示蒋先生，准他二者辞去其一，而最初他拟辞去中大，蒋先生认为中大情形复杂，在正上轨道之时，不能让罗先生离开。经过数月，蒋校长派程天放先生为政大的教务主任，罗先生为校务委员会委员。罗先生身兼政大、中大两主任，足足三年之久。政大到台湾复校以后，他还在政大研究所，教过两个学期的书。

沙坪坝

罗先生做了十年的中央大学校长，其对国家作育人才之贡献，非常之大。而其将中央大学，在日本人的飞机狂炸之下，由南京迁到重庆之沙坪坝，使这所最高学府，于八年抗战期中，弦歌不绝，学校规模越扩大，学生人数更增多。罗先生曾有名言：“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这种在艰苦中奋斗，在炮火下求上进的精神，最可佩服。

抗战八年间，我因在中央政治学校担任新闻系主任，住在政校所在地之南温泉。罗先生的中央大学，在重庆市以北的沙坪坝，南北距离相当的远。我除了有时被邀到中央大学讲演，及看看我在中央大学念生物系的妹妹马秀权以外，很少到中央大学去，向罗先生请益的机会因亦减少。但是，由罗先生亲自写出的《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可以看见中央大学迁校的情况，真是可歌可泣，而中央大学，如火中凤凰，变得更壮大美丽。中大迁校，没有出什么乱子，已经不容易，这全归于罗先生坐镇南京，指挥若定，而有正确之远见，及早准备，不像他校之乱迁乱搬，闹出风波。这是因为罗先生平日对教授同事们礼貌周到，虚怀若谷，所以到了危险之时，大家卖力，如马洗繁、王书林、吴榦等教授，冒着万险，为中大迁校努力。在我的经验中，像罗先生对教授之尊敬，是主管大学行政者所罕见的。

罗先生到重庆的第四年，说过：“我们学校穷，同人也穷，我们只能以感情相维系，以大义相劝勉。在国家对日抗战的时候，谁说穷不是应该的。”当时已有三千一百多学生，比南京时多三倍。有一八三位教授，讲师三十九位，助教一七九位；有七个学院，一个研究院，一个专科学校，一个中等学校，其中，有五十六个科系，九个研究部；有医院，有农场，有工厂。除沙坪坝外，校区还向柏溪发展。还有一部分单位，留在贵阳与成都。罗先生在日机疲劳轰炸下，主持中央大学，其辛苦可以想见。而中大学术之水准，并不因环境艰苦而降低。

新德里

罗先生学识广博，能力卓越，他一生主要时间，是在办大学教育，但是在政治方面，在文化宣传方面，在外交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与成就。印度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中华民国第一任驻印大使，是落在罗先生的身上。他不仅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使，也是印度成为国家后，第一位外国派驻最早的大使。罗先生常常提及他帮助尼赫鲁，暨他的妹妹等设计“印度国旗”图样的故事，现在印度国旗上的“阿育王（Asoka）轮”，便是罗大使建议经尼赫鲁采纳的。这位在印度极受欢迎的大使，不是穿燕尾服讲应酬客套话的职业外交家，却是以其才学风趣博得驻在国尊敬的哲学家、历史家与文学家。

当时，我在南京办《中央日报》，罗大使主张，由报社派遣一位驻印度特派员，我欣然接受。今天在座的吴俊才先生，便是罗先生爱护器重的《中央日报》驻印记者。自此以后，《中央日报》不断有关于印度的有系统通讯刊出，而更难得的，罗先生亲自为《中央日报》写文章。他的《印度游记》，清新美丽，文字之典雅，描写之生动，使读者百读不厌。我还记得他写“泰姬（Taj maha）墓”的一篇，怀古之幽情，俨然一篇元微之的《连昌宫辞》，或吴梅村的《圆圆曲》，哀艳感人。罗先生是诗人，也是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中央日报》有系统地刊出在任驻外大使文章，除罗先生外，似无第二人。

罗先生的驻印外交工作，在座的查良钊先生、吴俊才先生当有更详细的回忆发表。

巴西与秘鲁

除做大学校长及“驻外大使”外，罗先生做过很多很多重要工作。他曾在“中央宣传委员会”，做过“副主任委员”，也在“考试院”，担任过长时间的副院长。因为他才华横溢，对于做“副座”的工作，似乎不能充分发展其抱负。他在独当一面的“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长”及新疆监察使任内，却做得有声有色。更有一件事，是他很感兴趣的，那是国际笔会的中国台湾分会会长。蔡元培先生是第一任会长，林语堂先生是最早的秘书长。以后在台湾，罗先生做了十多年的会长，最后再由林语堂先生任会长。在座陈纪滢先生最清楚。

我是笔会的会员，一九六〇年，国际笔会第三十一届大会，在巴西的旧都里约热内卢开会。自七月二十三日开幕，到七月二十九日在圣保罗城闭幕，罗先生邀我共同出席。当时我在巴拿马担任“大使”，该城适在自台北到巴西的中点，我得侍随罗老师到南美开会，真是平生一件极快乐之事。那年，罗先生于七月八日离台北，先在西雅图参加了“中美学术会议”，后经过墨西哥于七月十九日到巴拿马城。我与内子辜祖文，及小女马大安，全“大使馆”的同人，侨领吴玉明、唐昭和、李金奎等全到机场欢迎，异乡得逢师长，非常快乐。第二天，他与我去见巴拿马总统拉瓜地亚，当晚，在“大使馆”参加盛宴，巴拿马外交部部长莫来诺夫妇等均参加。在巴拿马，我们游了巴拿马运河水闸，华侨们久仰罗家伦大名，集体欢宴，当时的盛况与愉快的情景令人难忘。

在巴拿马三天后，我与罗先生一同乘机南下秘鲁。我们二人深受驻秘鲁“大使”徐淑希夫妇及“公使”于彭夫妇的欢迎。我们师生二人，并同住利马的“乡村俱乐部”（Country Club）参观了“印加”（INCA）文化博物院。那天，恰是我与内子祖文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我们婚姻，是罗家伦先生任证婚人，吴挹峰先生任介绍人，在南京中山东路蜀峡饭店订婚的。我们二人，同是罗先生的学生。他在巴拿马，对我九岁的小女儿马大安特别喜爱。罗先生桃李满天下，而对于学生及学生们的子女，极为慈爱。于彭“公使”（其尊翁于右任院长与罗先生交谊最深）的夫人，是中央大学高才生，其女公子，当时正要转赴美国学新闻学，在秘鲁，罗先生看到他们一家，更是欢慰无限。

七月二十二日，我们二人同乘机离利马到巴西，半夜，到了圣保罗。因里约热内卢机场已关闭，在圣保罗住了一夜，次日才到里约热内卢。海天一碧，山明水秀，我们住在滨海大道上的旅馆，我得亲自侍候罗老师起居，此次尚为第一次。在巴西，开了三天的会，到圣保罗行闭会典礼，罗老师要拜访老友张大千先生，我因巴拿马馆中有事，（当时，美国运河区与巴拿马政府，经常有大冲突，风波不小）只好离别罗先生，由委内瑞拉回巴拿马。罗先生看了大千先生后，到阿根廷去游览了几天。这次笔会中，罗先生与各地笔会代表，周旋得极好。李迪俊“大使”夫妇，对我们招待得也非常周到。

我与罗先生在国外同行，只有过这一次，所以觉得特别值得纪念。

我所认识的罗先生

一九六九年的圣诞节前夜，我家在过圣诞节。往年此日，罗先生常常到我家中过节，尤其是当罗师母与紫微妹妹远在澳洲那几年。而这一年，罗先生卧病在荣民总医院，我与内子祖文，舍妹马均权，俊才妹婿，都是罗老师的学生及部属，视罗先生如慈父。于当晚同往荣民总医院二病房五号看罗老师，见师母亦在。王雪艇先生夫妇、薛人仰先生夫妇均在病床之旁。当时，罗先生肺炎已很厉害，呼吸迫促，瞳孔已散光，鼻孔接着氧气管，臂上挂着葡萄糖针，喉头上已刺穿一洞，以皮管吸取痰液，血压虽正常，脉搏已到一二六次。到了夜九时半，我们才向罗师母告退。第二天，是圣诞节，又是“民族复兴节”，中山堂有纪念会。我于会后到“中央社”处理一点公事，回家正想与祖文到荣民总医院看罗先生时，医院已打电话来，谓罗先生已逝世，急与内人赶到荣民总医院，王雪艇先生夫妇、吴俊才夫妇等已先到。我对着用白布遮盖着的罗先生遗体行礼，怆然泪下，悲痛不胜。论公，则“政府”损失了这样一位大教育家，论私，则我一生受罗先生教诲与知遇，此恩此德，何以为报。当时，大家要我写一篇哀悼文字，使罗先生的朋友，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我含泪撰一短文，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日报》”发表。

罗先生长眠了，他的思想、他的功绩，长留于人间。我从一九二七年，考进中央党务学校起，受他教诲历四十二年之久。我所了解的罗先生，与一般人有点不同，一般人以为罗先生是五四运动领导人物，以为他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会有敌视的态度。对于中国固有伦理，会存轻视的态度。事实上，罗先生是中国文化根基最深，也是最热爱中国文化、最重视中国伦理道德的人。

一般人以为罗先生自五四运动以后，名满天下，留学回来，担任了各种各类的公职，如新疆监察使，如考试院副院长，如总统府国策顾问，如驻印度首任大使等等，一定是对政治地位感兴趣的人。事实上，他纯粹是一位教育家，是历史家，是思想家，尤其是他对于教育，几乎可说是他的终身事业。我认为罗先生贡献很多，而最大的即在于教育方面。

一般人以为罗先生是白话文的提倡者，是简体字的提倡者，是新诗的提倡者，即使是替元首起草文告，也常用白话。而据我知道，罗先生是极喜爱文言文与旧体诗的，他白话文白话诗，写得那样好，大半因为他文言文旧体诗有极高的素养。他留存下来的诗集中，七绝的旧体诗，远过于新体白话诗。他对中国诗画及书法，有高深的了解。他著《石涛上人年谱序》（《伟大艺术天才石涛》），说明他对中国艺术，认识的深刻正确。他两大册《心影游踪集》，绝大部分，是极秀美极清新的旧体诗，而那一篇自序，是极美的文言文。读去，会令人联想到《玉台新咏序》。

一般人以为罗先生学问如此之博，古今中外，历史、哲学、文学、玄学、内政、外交、边疆问题，无所不谈，一定是一位粗枝大叶、博而不精的人。但据我所知，罗先生为学仔细精微，毫不苟且，决非一般人可比。当他研究近代史时候，为穷究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的历史，他可以在大英博物馆，无昼无夜地抄原始文件。他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对于史实，从不轻易下判断。而以求实求真的态度，编了许多史料丛书和十部“革命文献”，都是最珍贵的近代史料。他以科学的精神治学治史，事事都主张要拿证据来。

总之，罗志希先生是位伟大的时代领导者。他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中，有着他崇高的地位，是不容怀疑的。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卷第一期（一九七七年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