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西征经费，就所办报销计算，尚可得一总数。然欲分别计算为用于西捻者几何，用于陕甘者几何，用于新疆者又几何，则不可能。缘当时用兵，本系连续，未有确然之段落可以划断也。核宗棠所办报销，凡分四期：

第一期，起同治五年(1866)十月，讫十二年(1873)十二月，即自奉命调任陕甘总督，由福州省城启程西上，至克复肃州为止。注575

第二期，同治十三年(1874)份，即至关陇肃清止。(事实上，同时已在开始筹办进规新疆。)注576

第三期，起光绪元年(1875)正月，讫三年(1877)十二月，即至新疆肃清为止。注577

第四期，起光绪四年(1878)正月，讫六年(1880)十二月。原拟截至六年(1880)九月奉命入京，交卸陕甘总督为止，后为划清年限，延至十二月为止。注578(事实上，宗棠入京时，带有西征部队，各处台局尚未完全结束，自仍有一部分开支，须划入西征经费以内。)

清代军事用款，开支本有一定则例，报销本有一定方式。太平军之役，前后历十余年，账目钩稽，难以尽合手续，故清廷特准统兵之两江总督曾国藩开单报销。其后平定贵州“教匪”用款，亦特准照办。上述西征经费第一期，宗棠以下述缘由，奏准援例开单报销。

……关陇肃清，亟应办理奏销，以重款项。谨拟自闽启行入关，赴燕齐，旋复入关度陇，分兵剿贼，截至肃州克复，全局底定止，汇为一案。仰恳天恩，准其援照两江、贵州成案，开单报销，俾得核实办理，庶事归简易，得免欺饰之愆，此臣所日夜冀幸者也。综计微臣师行八省，以至关陇全境，无论经过何地，所需军食、军用、夫马一切，均自行备办觅雇，概照民价发给，未尝以丝毫供支，累及地方，亦不准各省地方官借口支应兵差，为开销张本。所历关陇各地方，祸乱之余，公私困敝。关中户口凋耗，尚觉略有生机，陇则遍地伤残，白骨黄茅，炊烟断绝。不但民力无可借资，且须急筹赈抚，俾延喘息，以广招徕。他如兵勇断饷，文武停止廉俸，已阅十年，均须随宜分润，暂顾目前。主客各军，遇有缺乏，均宜随时接济，以维大局。近因道路疏通，来往要差、例差，出其途者渐多，州县无力供支，均宜筹款代办，以免贻误。而驿站之急宜安设，城堡之急宜修复，固不待言也。至抚辑遗黎，安插良回，迁徙难回，督令耕垦，多设义学，尤当务之急。略举之，仅止一端，备陈之，莫能殚述。举百废于戎马仓皇之时，艰难拮据，不问可知。若一一专案疏请经费，虽皇上仁覆天下，不难特沛恩施；而部臣责有专司，不得不概援各省成案以为准驳。即幸指拨有款，各省能否照解，又未可知。展转停待，事之寝阁必多，民之凋残日甚。若各设局经理，则局费多糜，实济翻少。反复熟思，从长计议，皆于现在时势，多所窒碍，不能仿照各省成案办理。万不获已，于协饷中通融挹注，聊资弥补。图之数年，而微效可睹者，尚不过十之三四。其地方被祸最烈，且有不逮此数者。微臣力瘁神疲，不遑自惜，即局外议论，亦只听之，耿耿此心，天人共鉴。顾通融移拨，多非准销款项。据实渎陈，既不合通行之例；挪掩凑合，更蹈欺罔之尤。又历年既久，经手各员半已星散，遣撤各营无可访询。以事势论之，亦实非开单报销不可。……注579

此第一期开单报销，经户部议准。第令自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以后军需用款，应照例章，按半年奏报一次。复经宗棠陈明，收款牵前搭后，支发款目又极繁巨，半年奏报一次，实多窒碍，请将同治十三年(1874)以后军需报销，不拘成例，改作一年开单，奏报一次，当奉清廷批准。注580然其后并未实行；至光绪四年(1878)四月，重请为第二期与第三期之报销，略谓：

……自同治十三年(1874)至今，又已四年之久。关塞用兵，所有饷需、军械、军装、军火，均由各省转运采制，而军粮巨款，亦须由产粮处所采购，款目既繁，程途绝远。凡有调度，非豫于一年半之先，函牍频催，不能应手。每前局起解文报，久已到营，比经各台局层递接解，转运前来，已在一年半年之后。行查销算，难以克期清结，势有固然。即如前岁借用华商巨款，至去冬洋款借到，始能分起还清。又归化城、包头镇设立采运局，由北路草地，用驼转运巴里坤，往返万余里。自光绪元年(1875)开办，二年(1876)秋攻克乌鲁木齐等城，就近古城一带官民屯垦，可以采运供支，即撤包归之局；三年(1877)夏间，始据包归局员造赍总报到营，即其明证。所以不能按年划清开销者，用兵于荒远阻绝之区，转运设于水陆万里数千里之外，所有款目，均牵前搭后，界划难以限年截清。各台局造报请销，展转行查，亦需时日，较之各处军营办理情形，迥不相同。……伏恳天恩俯准，不拘年份，作为两案，仍照前次开单报销，以重公款，而昭核实。……

宗棠此请，亦奉清廷批准。注581而户、工二部未以为然，奏请将此次军需报销各款，凡属例章应准报销者，仍令转饬各台局经手人员逐款造具清册，送部核销；其有不合例章及为成案所无者，既属事所必需，应令逐款详晰声明，开单奏报。宗棠复将为难情形，据实覆陈：

……窃维关外著名荒远瘠苦之区，用兵与内地迥异。军需则例，定自乾隆年间，一切支销款目，多按征调各营官兵厘定。此次军务，全资勇力，兵饷与勇饷，既不相同，遂致应支各款，多属定例所无。如臣所部马步各营弁勇，自同治五年(1866)十月，由闽起行入关之始，酌定楚军营制章程，每步勇连管带五百零五人为一营，外有长夫一百九十二名，月支饷银二千九百余两。每马队二百五十人为一营，连长夫、马夫三百名，月支饷银三千一百余两。其时陕甘粮价奇昂，每勇照章月支口粮银四两二钱，仅勉敷食用。长夫每名月支口粮银三两，则尚不敷食用。是以同治五年(1866)二月初一日，曾奉恩旨垂询，从前南省勇丁，以甘肃地方瘠苦，多不愿往；此时若将调赴甘省勇丁酌增饷银若干，当可乐于从事。钦奉之下，臣以为弁勇月饷，一议加增，即为定制，如遇粮价平减，转滋多费。随经酌量变通，当将各营应需粮料，由官采运，储存各处。军营领粮百斤，无论粮价、运价如何昂贵，只扣价银三两，其不敷之数，由官津贴，作正开销，业经奏明在案。自后由陕度陇，以至出关督办新疆军务，均照此章办理。嗣因饷项奇绌，各营月饷，未能按月支给，积久致成巨款。臣于前次开报截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底止报销各款单内，弁勇口粮，共已欠发银八百数十万两，即其明证。今臣办理新疆军务支销各款内，弁勇口粮，本为大宗。是以部议令其照章造具清册送部，部中即可照楚军章程核办。设使臣军饷项充裕，各营均能按月清给，此时报销，照章按月核算，开造细册，有何为难。无如臣军饷项，历年支绌异常；各营月饷，只能因地因时，通挪酌给。凡在前敌打仗者，均应照章给饷，先行从宽酌发，俾得士马饱腾。其在后路驻防者，亦照章程算给，仍先按月酌发火食银两，俾资糊口。俟有裁汰告假，再行照章算清，如数找发。迨至光绪元、二(1875—1876)等年，复经臣与帮办军务臣刘典，将关内后路防营，改照坐粮及土勇章程支饷，以期撙节。至裁改归并各营，除照章找清欠饷外，仍按省份远近，酌给川资，俾得安静回籍。是弁勇月饷一项，虽云照依楚军章程支发，然其中有发给现饷者，有补发旧欠者，有先给月需盐菜火食，嗣后再行核算找发者，情形不一。此时若造清册，安能按名一律开造，求合例章。他如采运军粮，各处市价不同，各营支领粮料，多寡不同，关外转运，经行戈壁，不能如口内程途里数可考。需用一切军装、军火、器械等件，有由内地制办者，有由上海派员前赴外洋采购，运甘转解前敌者，有由陕甘设局仿造洋枪、洋炮子药弹者，更难按例计算工料。臣深知饷项艰难，凡有一切支发，在前敌者，皆由臣行营核明拨发，在后路者，皆由帮办军务臣刘典核明拨发。有时移缓就急，不容坐失事机；有时挹彼注兹，惟期有裨实用。若必求合例章，一一迁就挪移造册，诚如同治三年(1864)六月部臣折内所云，实数不准销，准销非实数，不特无以仰对朝廷，且无以符部臣核实之奏。非臣别有意见，故违定章也。……

此次覆奏，自得清廷同情，维持开单报销原案。注582然同治十三年(1874)销案，户部又咨驳四点：(一)支发采买军粮、草料、米面价值一款，上届报销案内，每年约支银三十六万两，此案共支银九十一万四千余两，较上届多银五十五万余两。(二)又支发采买驮骡、杂物、喂养等银一款，上届报销案内，每年约支银十一万余两，此案共支银十八万八千余两，较上届多银七万余两。(三)又支发各州县津贴，酌补各官薪廉等银一款，上届报销案内，每年约支银三万四千余两，此案共支银三十一万八千余两，较上届多银二十八万余两。(四)又补发各营弁勇口粮一百四十三万三百六十二两零，未声明补支何年何营欠饷，均应分晰开单声覆。宗棠又具奏曰：

……同治十三年(1874)，关陇肃清，大军筹议出关，凡军粮、料草、驮骡、什物等项，不能不宽为购备，俾免临时缺乏。采办之物件既多，需用之款目自巨，此采买粮料等项用过价值，较前加增之原委也。至酌补各官薪廉等项，较上届报销案内银数增多一节。遵查同治十二年(1873)以前报销案内，支发各州县津贴办公，并酌补各前任积欠薪廉等项一款，系专指酌发文职各官银数而言，其绿营武职员弁，历年积欠之项并未发给。关陇肃清之后，各营员弁纷纷具领，不得不量为酌发。前欠清单内开银数，系将文武各官及营汛制兵支领之项，并计在内。此次支发银数，均系随时酌发，并无一定额数，此酌发文武各官积欠薪廉等项，与上届报销案内未能一律之原委也。又补发各营弁勇口粮银一百四十三万三百六十二两零，亦未声明补支何年何营欠饷，饬查声覆一节。遵查上届报销案内，曾经声明，截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底，历年积欠各营军饷，共银八百二十五万九千八百二十两二钱二厘三毫二丝六忽，此次补发银内，即系欠发同治十二年(1873)以前截数开报欠饷八百二十五万九千余两内之先行补发之项。前单业将补发银数，在于欠发数内，详细声明扣除。且欠发各营军饷，均系递年滚算，亦无从按年分晰年份。……

臣维军需支款，与常年经费不同，常年岁有定额，部臣逐年比较，按册而稽，可以知其梗概，军需用款则不然。如支发饷银，则视收款之盈绌，定支发之多寡；采制各物，则视需用之缓急，道途之通塞，商贩之多寡，价值之长落，随时采办。动用银数，非惟今岁不能比于旧数，其需用缓急之间，更有今日不能比于昨日者，断难拟之一律。臣前次开报请销各款，不独户部行查各节，与上届银数间有不同，即部臣所谓上届不甚悬殊之款，亦皆非上届报销之数，适相吻合。其实按年支发银数，多寡本有异同，亦非按年均匀摊算，止有此数，臣前次奏请核实开报，不必牵合部章者，正为此也。……

于是此次报销，复得核准，注583然户部仍谓此后接续报销，务须核实办理，以重饷项。故第四期报销，宗棠仍以“……臣军收支款项，未能拘定成案，按年划清报销者，用兵于荒远阻绝之地，转运设于水陆万数千里之外，款目均牵前搭后，界画难以限年截清；新疆辟地日广，捍卫借资器械，办事需员；克复城池，随时安插户口，时事不同，势难画一。……”等缘由，奏奉特准开单办理。于是十四年之西征经费，始得清结。注584盖户部为执行则例，常坚持造册报销，且造册报销，照例有一笔销费收入，故实不愿各军营开单报销。部中所持为手续，而统兵大员须顾及事实，形成对立，乃事实所必至。然欲依数十年前之则例，核数十年后之军费，欲凭一成不变之计算方式，核各地错综纷纭之物价工价，欲在方寸之门户以内，核千万里外之实支，其必扞格不通，亦不问可知。

四期报销所列开支项目，都十二款，兹各系以四期之总数如次。惟原案计算单位至“微”为止，因太琐屑，以“两”为单位。

(一)支发楚军马步各营，并各起护军土勇，暨宁夏将军穆图善，固原提督雷正绾所部各军兵勇口粮，银五千四百三十六万九千七百八十四两。再加拨交关内外各军四百二十一万八千三百零六两(如宁夏将军、西宁办事大臣、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哈密参赞大臣、嵩武军、甘肃绿营等，即归各该军自行报销)，老湘军四百三十二万一千七百零八两(同治七年〔1868〕十月，至光绪元年〔1875〕八月，由宗棠另案报销)，共计六千二百九十万九千七百九十八两。案当日宗棠用兵西北，尚有若干部队，虽并归指挥，而各有专饷，别自收拨，不在报销案内。故上列之数，不能即谓为用兵西北之全部饷银也。再彼时军费异常支绌，各军辄欠饷累累。如李鸿章之淮军，浸至规定全年饷额，仅按九个月核发。宗棠所部在西北，亦每仅发米与盐菜，勉维一饱，至年终始凑发满饷一个月或二个月。故截至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计尚欠饷银三百三十三万四千四百八十四两。而其间因裁撤归并，遂将欠饷注销之数，亦共有银二百三十九万九千二百七十五两。

(二)支发由上海及湖北、陕西等处起解，并由行营拨解各军饷银、粮米、军装、军火等项，需用船只、车驼、夫骡脚价，并汇解饷银支给汇费等项，银一千六百五十万七千三百九十四两。案此款与以下第六款、第十款，均属军运范围，共计一千八百十六万五千二百四十一两，占总支出五分之一。西北用兵筹运之困难，于此得一证明。

(三)支发采买，制造军装、军火、旗帜、号衣、帐棚，并洋枪洋炮、子药、铜帽等项工价，银五百十二万一千三百十一两。

(四)支发采买粮米、面麸、柴草价值等银，除转发各营扣回价银外，实共津贴粮价银五百五十八万四千五百五十五两。案西北粮价，高出勇夫饷额，故每领米百斤，限扣三两，余由官贴补。至出关各部队，则更不扣价，全部由官供应。西北用兵筹粮之难，于此得一证明。

(五)支发随营办事文武及各台局当差员弁薪水，书役、工匠、护勇、长夫口粮，纸张、油红等项，银二百零九万五千三百六十五两。

(六)支发采买战马、骆驼、驮骡，制办骡车、鞍屉、什物、喂养等项，银一百三十四万一千三百二十一两。

(七)支发借用华洋商银两，议给利息，银四百二十八万一千八百四十四两。减去第四期扣回八万九千七百零一两，实为四百十九万二千一百四十三两。案各省关协饷，常不能如期如数报解，不得不向华洋商借款济急，由是在原已万分竭蹶之军费中，又须负担一笔利息。西北用兵筹饷之难，亦于此得一证明。先后共借洋商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两(详见五十四节)，华商一千零六十五万三千七百三十两，除陆续偿还外，截至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尚共欠六百万五千两。

(八)支发招募各营弁勇经费，及沿途行走小口粮，银二十九万八千三百四十七两。案此款仅第一期有之。

(九)支发各营阵亡，受伤弁勇恤赏、养伤等项，银四十八万二千五百三十七两。案此款亦常有积欠，截至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尚欠银二十五万八千八百九十四两。

(十)支发押运军火员弁水陆川资，及采办各项委员盘费等项，银三十一万六千五百二十六两。案此款亦仅第一期有之。

(十一)支发各处屯垦经费，采办耕牛、籽种价值，并汉回安插赈济等项，银九十八万零二百三十二两。再加拨交陕西北山赈款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二百五十六两(归陕西省自行报销)，共计二百六十四万三千四百八十八两。案此款与以下第十二款中之各州县津贴办公，本不在军事范围，惟当日宗棠尚有陕甘总督名义，不能不过问，而陕甘政费，又本支绌，亦不能不在军费内动支也。

(十二)支发各州县津贴办公，及添设腰站、军台，购买驿马等项，银一百十三万八千八百三十三两。

以上十二款，合计银一亿零二百六十三万一千六百二十一两。注585

至欲考知宗棠西征经费之来源，则须先明了西北本为贫乏地方，战时财政，尤为支绌。甘肃、新疆饷事，向恃外省协济，每年四百数十万两。自太平军兴，各省自顾不暇，或常欠解，或竟停解，实收仅及半数。甘省田赋，原仅年征四十余万两，乱后更减至二十七万两上下。故杨岳斌到陕甘总督任时，调查甘肃布政使库存，只有一千两。陕西饷事，向恃本省钱粮，自较甘肃为佳，然乱后亦锐减，而军费则激增，虽办厘金，每年仅十万两内外。故刘典署陕西巡抚时，报告有着落之饷项，不过一百六十万两。宗棠所部之饷，在福州省城出发时，固已商定由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协拨，然入关以后，郑重审计陕甘两省整个军费收支，陕西每年约缺一百四五六十万两，甘肃约缺二三百万两，不得不请由清廷筹拨，并力主“以东南之财富，赡西北之甲兵”。清廷重为指定各省及各海关经常协济，而临时由户部拨补。宗棠亦自就捐输与厘金二者，尽力筹划。至出兵新疆时，虽征途益远，用费益巨，仍指原有各省关协款为军费，宗棠乃不得不同时以裁兵为节饷之道。盖用兵西北，筹饷之难，亦于此可得一证明。注586兹将上述四期报销案中之收款，概括为七项，分别于次：

(一)户部拨　银四百五十二万零六百三十两。

(二)各省拨　银六千八百九十六万四千一百三十一两，再加江苏拨老湘军饷四百三十二万一千七百零八两，共计七千三百二十八万五千八百三十九两。案此款包括一般之甘肃、新疆协饷，及指定专协某军之饷(如陕西专拨雷正绾军饷等)。当日协拨之省，有山东、四川、福建、浙江、广东、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山西、河南十二省，有定额可稽者，浙江原协楚军每年二百四十六万两，福建、广东各四十八万两，清廷指定西征协饷，浙江每年六十万两，湖北、江西、福建各四十八万两，江苏、广东各三十六万两，安徽二十四万两。

(三)各海关拨　银四百零五万八千六百五十三两。案当日拨款之海关，有江海关、江汉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等五处，有定额可稽者，江海关每年五十万两，闽海关二十万两，江汉关十五万两，粤海关十万两，浙海关五万两。

(四)捐输　银八百八十一万七千五百三十六两。案此款包括甘肃自办米捐，各省分拨米捐(详见五十一节)。

(五)田赋　银十八万六千五百十七两。案此款为甘肃一省之数，及新疆收复后所征之数。

(六)厘金　银一百六十七万七千八百三十四两。案此款亦为甘肃一省之数，及新疆收复后所征之数。(详见五十节)

(七)杂收　银二百七十万五千零一百四十七两。

以上七款，共收银九千零九十七万五千四百四十八两。注587自以各省关协款为大宗，然常有积欠。且自报解到解到，每须两三月。当青黄不接之时，悉以华洋商借款弥补。有时遇采粮款项不给，则以三联银票，由甘肃布政使盖印行用，期以两个月发给现银。注588

言及军费支销，则宗棠用兵所感窘乏，自可想见，西征时固如此，东征时亦何莫不然。(参阅二十节)所可异者，此辈士兵既收入如是微薄，何以犹愿以生命供牺牲？欲解释此疑问，则如统帅之能共甘苦，能以恩义相维，并能以纪律相绳，为主要之答案。而于防守之部队，课以农事，俾有作物收成，或供自用，或以出售，亦不无补济。然每收复一地方，能多得意外之收益，当仍不失为一大原因。金积堡攻陷时，宗棠致书陈湜曰：

……据供马氏兄弟父子资财，实近两百万之多，未知实否。各营掘藏颇多，自不待言，马逆眷属住处，未经搜索，想必不少。十四五以后，必鲜有存者，闻卓胜所获尤丰，信否？……

其时官报搜得敌资，则仅有十九万余两，宗棠犹以赏给在事各营，每营二千两，七十一营共十四万二千两。是私获而外，犹有官赏，此所以甘于执殳前驱乎！又如围攻肃州城时，各军预计争发洋财，宗棠亦阴许之，以为“攻破城池，歼灭首要各逆，何愁洋财不能到手”。城既克，终以分赃不均，几启衅端。即此二役如是，推之他役，当无不如是。故浙江各城之克，报得敌银米数十万两，以充善举；新疆之役，报得敌资七万余两，以办地方善后。恐尚为归公之极少数，将士所获，必有十百倍于此者。王闿运作《湘军志》，描写彼时之将士，争求从军，每破寇，所卤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故其结论曰：“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注589事实昭然，自不必曲为讳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