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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西交通之渐盛与西学之输入

谁都会说:“在欧人东来以前,中国是闭关独立的。”其实何尝如此?中国从汉朝以后,久和欧洲人有交通了。但是在中古以前,中西的交通,不过彼此将珍奇之物,互相交换;或者输入些无关大体的学问技艺。虽亦彼此互相仿效,至于文化的根柢,则未曾动摇,到近世就不然了。自从西人发明了科学以后,其制驭天然的力量加强,因而其生产方法,逐渐改变。生产方法既变,社会组织,亦随之而变;而其侵略他人的力量亦加强。试看前代,中西交通,都是时盛时衰的。我们欢迎他们,他们就会来;要是拒绝他们,他们亦就无可如何。而在他们自己,亦是时盛时衰的。盛的时候,会来和我们交通;衰的时候,来的也就稀少了。到近世,却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要来,我们固然无法拒绝;而他们亦自有其不得不来的苦衷;而近世交通的便利,兵力的强盛,却亦足以把全世界连结为一;再不容有一国独做世外桃源。至此,则不但中西的交涉,因彼此交通而加繁,就是中国的内部,也要因之而起变化了。这是近世的中西交通,和中古以前不同的性质。其情势,是到18世纪之末,五口通商之后而后盛的;而追溯其源,则还在15世纪末叶,西人发现新航路的时候。

欧人航路之开辟

欧亚两洲,虽然陆地相接,然而从欧洲到亚洲的东部,或须经过荒凉寂寞的西伯利亚,或须经过山岭重叠,沙漠绵亘的中亚细亚,[1]交通都很困难,所以历代的往来,转以海路为多。从欧洲到亚洲,本来是由黑海、地中海出小亚细亚,而入波斯湾;或由埃及溯尼罗河,渡过沙漠,而入红海的。从蒙古西征以后,土耳其人受其压迫,立国于亚洲西部。其后渐次强盛,地中海东部和黑海的沿岸,都为其所据。土耳其和欧洲人,因宗教不同,互相仇视。欧洲商人东来的,未免要受其留难,就想别辟航路,以通东方。其结果,就有两条新航路发现:其(一),是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南端而到印度。其(二),是哥伦布[2],相信地球是圆的,向西航行,可以达到东方。得西班牙王的扶助,发现了南美洲。后来麦哲伦[3],由此航行到吕宋。

葡西荷人之东来

新航路既发现,欧洲人自然就要到中国来。其中来得最早的,要推葡萄牙。他到广东来求通商,事在公元1516年,当明朝武宗时候。明朝在广州,本来设有市舶司。其初外国船来通商的,都停泊在海洋之中,就船贸易。公元1535年,指挥使黄庆,才许他们在澳门居住。是为西人在陆地得有根据之始。后来葡萄牙人,就渐渐地筑城置戍,据为己有了。[4]葡萄牙之后,西班牙亦相继东来。到中国来求通商,为葡人所阻。乃于菲律宾建立马尼剌,中国人前往通商的颇多。[5]荷兰在欧洲,本是西班牙的属地。因其信奉新教,为西班牙人所虐待,于16世纪之末,叛西班牙自立。此时西班牙王兼做葡萄牙王,禁其在葡京出入。荷兰人乃自设东印度公司,以谋东航。从荷人东航以后,苏门答腊、爪哇、摩鹿加,先后为其所据;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都筑塞驻兵;其势力,反出于葡西之上。17世纪初年,荷兰人到广州求通商,亦因受葡人阻碍,未能达到目的。乃退据台湾、澎湖。后来又给郑成功所夺。虽然清朝人因为要和他夹击郑成功,许他每八年到广东贸易一次,然而其地位,也远非葡萄牙人之比了。总而言之,在明清之间,西人到中国来通商的,以葡萄牙为最早,而其在中国的地位,亦最优越。

基督教徒与西学之输入

西人东航之初,充当水手的,大概是富有野心和冒险性的青年。其行为,不能循规蹈矩,颇为中国人所反对。但是通商究竟是两利之事,商人不必说了;管理的官吏,也有好处;而沿海人民,借此维持生计的,确亦不在少数。所以虽有反对的人,始终不能拒绝。至于教士,则初期来华的,确都是热心传教之流,并无别种作用。然而其受猜疑,反较商人更甚。这因(一)中国人对于宗教,素来不大迷信。(二)而历代又时有藉邪教以倡乱的人。(三)当时中国对世界的情形,还是隔膜的;而历代的海寇,却深为中国人所畏。(四)西洋教士,热心传教的精神,既非迷信不深的国民所能了解;而其学问、技艺之精,又是历代的外国人所无。合此种种原因,自然要因疑生忌了。[6]虽然如此,欧洲教士,毕竟靠着他们的学问、技艺,在中国得有相当的地位,可见中国人对于学问、技艺,是能够虚心领受的。

西洋教士第一个到中国来的,是利玛窦[7]。他以公元1581年到澳门。初居广东的肇庆。后来才到南北两京,和士大夫结交。并献方物于明神宗。神宗因其远来,待之颇厚,许他在北京建立天主堂。当时教士的传教,和后来不同。他们都精通华语,并能通晓华文,饮食起居,亦都改照华人的样子。基督教是禁拜偶像的;拜天、拜祖宗、拜孔子,都非其教规所许。利玛窦等却特别通融,说:“中国人的拜天,是敬其为万物之本;其拜祖宗,是报本追远的意思;拜孔子,是敬仰其人格。都没有求福避祸的意思,和崇拜偶像不同。”并不加以禁止。教士都无家无室,万里远来,其品行既坚苦卓绝,而又精通科学。从中国人看起来,只觉得他们人格的崇高,学问的精卓,绝不见得异教、异族,可以憎恶的形迹。所以士大夫中,很有相信他们的人。其中尤以明朝末年,做到宰相的徐光启,和官至九卿的李之藻为最。西洋的学艺,经他们的手,而介绍到中国来的不少。当时西洋学艺,传入中国,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推天文、数学。中国数理之学,是长于数而短于形的。所以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在中国数理学上,就发生很大的影响。代数等学,后来也就输入了。明朝的历法,本来参用西域之法的。所以开国时候,就设有回回历科。但是到末年,其法疏舛了。恰好深通天文历法的汤若望[8]来华。徐光启便荐他在北京的历局里,制造仪器,翻译书籍,襄助改历的事务。新历成后,未及施行而明亡。清兵入关后,汤若望上书自陈。清朝就将他所修的历法行用,定名为时宪历。并且任用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此外实际应用的技术,为中国人所注意的,要推当时所谓“泰西水法”。李之藻曾翻译其书。徐光启著《农政全书》,亦采取其说。而火器的制造,在军事上尤有重大的影响。

利马窦像

火器之制造

中国古代的炮,都是以机发石的。《明史·兵志》说:元人征西域时,曾得到火炮,攻蔡州时用之。但造法不传。明成祖平交阯,得其枪炮,特设神机营肄习。到武宗末年,白沙巡检[9]何儒,得到佛郎机炮,到公元1529年,中国人就会自造了。佛郎机是中国人称西班牙、葡萄牙之辞;武宗末年,正是葡人东来的时候;何儒所得的炮,其为西洋人所传无疑了。明朝后来,又得到红夷大炮[10]。红毛夷,是当时称呼荷兰人之辞。其炮的巨大,又在佛郎机炮之上。清太祖攻宁远时,明朝就靠此却敌。当时的炮,多数是由西洋人监造的。监造枪炮,实在是西洋教士和政治最有关系的一件工作。当利玛窦死后,[11]基督教曾受人攻击,一时被禁;教士都勒归澳门。未几,满洲反叛,明朝因要用枪炮,召教士监造,教禁才无形解除。到清朝时候,还是如此,汤若望、南怀仁[12],都是替清朝人监造过大炮的。

南怀仁是继汤若望而为钦天监监正的人。当时反对西洋教士最烈的,要算治回回历法的杨光先。他的反对西洋教士,从现在看起来,虽然不免误解,却不能说他有什么私意;只是在当时情形之下,应有的疑忌罢了。他于清圣祖的初年,上书攻击基督教士,一时得到胜利。汤若望等都因之得罪。即用杨光先为监正。[13]后因推算闰月错误,得罪遣戍,乃再用南怀仁。清圣祖是很聪明的,对于西洋的学术,也颇能留意,任用西教士很多。他曾命令教士到各省的重要去处,实测其地的经纬度,制成《皇舆全览图》。于地理学的进步,很有关系。总而言之,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基督教士的态度,以大多数论,是欢迎其学问,而疑忌其宗教的。因此两力的互相牵掣,就显出一种时迎时拒的态度。

【小结】

(一)近世中西交通的性质,和中古以前,同异若何?

(二)中欧陆地相接,为什么其交通,反以海道为盛?

(三)近世西人所发现的新航路如何?旧航路如何?

(四)新航路发现后,东来的以哪一国为最早?继之而至的,是哪两国?这三国在中国,哪一国最得势?

(五)明清之际,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心理如何?何以会形成这种心理?

(六)基督教士来华最早的是什么人?

(七)基督教士,对于西学输入的功绩若何?当时中国欢迎西学的是什么人?

(八)中国古代的炮,和近代的炮,有什么区别?试述近世火器输入中国的历史。

(九)制造火器和教禁的关系如何?

* * *

【注释】

[1] 地理学上所谓中央亚细亚,系指蒙、新、海、藏及帕米尔高原等地而言。蒙、新为往古一大内海,后世沦为沙漠,和亚洲西部的沙漠相接。海、藏和帕米尔一带,为世界上山脉最崇高复杂之处。政治上所谓俄领中央亚细亚,以地形上的区划论,实在是属于北方亚细亚的。

[2] Colombo.

[3] Mage llan.

[4] 当时曾有人请把他们驱逐出去,仍在海洋中就船交易。广东官吏筹议说:“香山内地,官军环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立可制其死命。移泊外洋,大海茫茫,转难制驭。”遂作罢。这话在当日,原是合乎情势的。但是到后来,情势变迁,澳门就竟给葡萄牙人占据去了。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初尚按年交纳地租,到公元1849年,那时候,已经是清朝的道光末年,在五口通商之后了。葡人借口其头目被杀,就抗不交租。后来清朝和欧美各国,多数立约通商,独葡约因澳门问题,不能成立。其时还有“由中国偿还葡人筑路、建屋之费,把澳门收回”之议,未能有成。时鸦片久已用洋药之名,抽收税厘,而从香港、澳门偷运入境的,非常之多。中国要求英国人缉私。英国人说:“澳门如不缉私,香港亦难照办。”中国不得已,于公元1877年,和葡人订立条约,许其“永居,管理澳门”,而葡人允许助中国人缉私,竟成割让澳门以交换查缉私烟之局了,这是何等痛心的事?澳门既割弃后,界址又未能划定,迄今还是个悬案。

[5] 马尼剌的建立,事在公元1563年。

[6] 杨光先的攻击西洋人,最可代表当时一般的心理。他所著《不得已书》中,说:“他们不婚不宦,则志不在小。”又说:“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又说:“以数万里外的人,来去都无稽考。听凭他们把中国的山川形势,兵马钱粮,一一调查清楚,他们既说人是天主所造,则中国人也是他们所说的天主所造的人的子孙,设有变故,我们同他们抵抗,岂非以子弟拒父兄?”所以他的结论说:“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7] Matteo Ricci.

[8] Johann Adam.

[9] 白沙巡检司,在广东东莞县东南,见《明史·地理志》。

[10] 后来改称红衣大炮。并封为红衣大将军,这是从前对于器物的一种迷信,移用到兵器上头。

[11] (11)利玛窦死于公元1610年。

[12] Ferdinand Vcrbiest.

[13] (13)杨光先本不是懂得历法的人。当时用他做监正,他曾力辞,而朝廷不许。旧时的记载,疑心这是反对杨光先的人,有意陷害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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